17、18世纪，中国还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国强国，中国人口当时几乎占了世界的1/3，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欧，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蓬勃开展，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喷薄欲出，不过一百多年，整个世界的大格局就根本改变了，被“现代”了。

　　西语 “现代”（modern<拉丁文modus=mode）这个概念来自模式（model），有示范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也就是模式化，而这个模式是近代以来，欧洲人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了财富优势，通过科学革命实现了知识优势而提供的。也可以说，现代性的观念形态就是以科学演算为代表的“理性”，人们可以通过理性获得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并以合理的“可计算”、“可控制”方式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资源。

　　欧洲科学革命是理性主义兴起的“样板”，18世纪中叶开始，技术发明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由以推进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了，并逐步形成了鼓励发明创造的制度优势。关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许多饶有意味的解释。根据经济史学家诺思的看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这种兴起的真正原因，而这种有效率的组织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尼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国家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励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而法兰西和西班牙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相形见绌了——这就把对经济增长的动因解释从技术条件转移到了人们自身（制度），并被归结为经济人合理选择的一个结果，即与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变动等等相关的一种理性选择。

　　制度提供了规则和预期，它指导人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权益，这些因素又影响了人们对不同情况所作出的反应：如果人们相信国家（政府）保护产权、实施规则的措施，就会敬业、守约，希望通过勤劳而致富，而不是靠作假……西方世界兴起所具有的 “示范”效果逐渐显现，这一切也离不开欧洲由来已久的贸易活动，离不开近代早期非常活跃，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鸣锣开道的重商主义传统。再往后，以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通过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

　　反观当时中国的历史性“境遇”（con-text）。与哥白尼学说掀开了欧洲近代科学序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不同，西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改变了有关天体运动的某些观念，但它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科学以及社会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长期供职清廷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在给友人的信中讲到，中国人在其他学科中所取得的成就，所需的才华及洞察力并不比天文及几何所需的少。但是有些原因会合在一道阻碍了科学应有的进步，只要这些原因存在，就仍将继续成为科学进步的阻力。一是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人得不到报偿。“从历史上来看，数学家的疏忽受到重罚，却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也无人见到他们因观察天象就可免于贫困。”“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前任，增加观测次数，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按部就班的。”二是内外缺乏刺激与竞争。外部没有人揭露中国人天文学的错误，内部也无什么竞争，“走向高官厚爵的康庄大道，就是读经、读史、学律、学礼，就是要学会怎样做文章，尤其是要对题发挥，咬文嚼字，措词得当，无懈可击。”他们没有那种促使科学进步的远见、紧迫感。尽管许多学者治学方式已颇近科学，但是他们努力探求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故纸堆。“清代的几次大的文字狱，把知识分子的心思活动驱向制艺，凝固到四书五经，一切必须‘尊古炮制’，雄心被牢笼在科举功名途上。”（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近代理性主义不仅“物化”为日新月异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且延伸到可予实证的市场规律，可行操作的民主规则，并进一步通过专业化教育方法和学术训练，构筑了相当完整的知识/权力系统。越到后来，对自然的控制（技术）也越与对人的统治（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理性/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合法性（legality，或正当性）试图将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于技术问题，进而抹煞了人类文化、制度和生活的多样性，使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单向度和平面化。

　　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手段）与价值理性（目的）的矛盾冲突，往往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科学图景”和“生活世界”多重关系的紧张，这其实也是所谓“现代病”的症结。正如吉登斯所说，理性主义并不只是在自然科学大行其道，社会科学甚至要比自然科学更深刻地包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就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一个关键所在（[英]安东尼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通过与反思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工具）理性批判，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现代社会的 “病态”。但是必须承认，科学的理性主义毕竟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现代生活的智力基础，甚至就是现代（模式）的一个象征（sym-bol，符号）。科学理性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来源，而且还是现代社会的形式，进而“重构”了人们运用科学技术的生活样式、思维和行为方式。

　　当代中国的“宏大叙事”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进程，可以概括为利用市场体制最有效率进行资源配置，加速物质基础的工业化；通过教育途径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精神面貌的理性化——撇开工业化和理性化就没有什么现代化。殷海光有云，现代化有两种程序，一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二是创新（innovation），根本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这种变迁，只有顺应，只有因势利导。”中国现代化运动成绩欠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患得患失。（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9-430页）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不时有人把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归咎于资本主义和理性化，而对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封闭落后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实用主义却难以割舍；狭隘的民族主义便基于这种情势，把人家的解毒剂当补药吃，甚或打着人文精神、道德重建的旗号，要求现代化路上的中国人洗心革面，去做超凡脱俗的“君子”（相对于斤斤计较的“小人”、经济人、理性人）。无论这些主张以什么“复兴”之类的名义，也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阻滞中国现代化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起了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

　　理性化是现代的“命运”（德文Geschick，注意与Geschichte/历史具有同一词根），它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历史”。理性化也并不提供现成的知识，它对传统文化的补苴罅漏也主要体现在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就此而言，理性化就是一种工具（其价值取决于人们所选择的目标）、一种手段（其效果取决于人们如何恰如其分地利用它），抑或一条进入现代的“通路”。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前提；但是对它的过分推崇和滥用又将导致独断论，进而表现出某些令人担忧的特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些特征越来越突出）。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话语”一手遮天，意欲“解构”现代性，但自己又陷入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窠臼。

　　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科学技术还落后一大截，大张旗鼓地批判一个尚未确立起来的前提（现代化不可能没有这个前提），笼统地反对理性主义是非常危险的。理性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不断改善、优化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服务的，唯因如此，科学和技术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质，这就必须用（作为人的价值体现的）人文精神去弥补（作为人使用的工具的）理性的不足，弥补知识与价值的裂痕。对理性的分殊和批判，不是有意扩大业已存在的裂痕，而应当有助于这种弥补。“如果没有在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又大举批判工具理性和现代性，就会变成民族浪漫主义而走向保守，与顽固派殊途同归。……西方的现代性发展得太充分了，因此，西方学者提出‘反抗现代性’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科学技术还落后一大截，如果笼统地反抗，又会造成本末倒置。”（李泽厚：《探寻语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无论如何， “依据科学给我们揭示的东西和授予我们的专门的但是有效地运用理性的经验，我们必然在更为广泛的涵义上重新发现理性自身的完整意义。”（[法]拉·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142页）这个提醒，对于当下中国仍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