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消退，导致危机的难题一个也没有根本解决，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存在许多变数。断言“衰退已经过去”、“危机已渡过”、“世界进入了危机后时代”，似乎缺乏足够的根据。当人们进行反思、总结危机的经验教训时，美国把中美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强逼人民币大幅升值，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自由化。

　　“失公”：中美经贸问题的症结

　　中美贸易往来，据美方统计，中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2009年，美方统计顺差为2268 亿美元，中方统计顺差约1400多亿美元。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统统计入中国的外汇收入。如加工贸易产品，是中方出口的主导产品。其中，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产品大约占到73%（2009年）。中方出口的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中，外资占到90%以上。由此形成的顺差理所当然地归外资所有。在华外商有句名言：“GDP归你中国，利润我拿走。”向美国出口的打着“中国制造”标记的商品，其中约有20%以上是美资在华企业和来样来料加工产品，其收入本应从中方出口中剔除，但美方统计却计入中国顺差。在美方统计中，还包括美国从其他从事转口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中国制造”产品。这一部分贸易额也被美方计入了中国出口的账户。

　　中美贸易长期“失衡”，是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后果。美国政府口头上主张“自由贸易”，实际上却把贸易政治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国贸易从未设限，中国广阔市场一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开放，中国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包括派遣赴美采购团，增加美国货物的进口量。但是，美国政府至今仍将对华贸易限制在一般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范围，严格禁止高科技产品和设备向中国出口。要改变美中贸易“失衡”，美国政府必须改弦更张，放弃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真正把中美经贸关系放在平等、公平、公正、互利、互助的轨道上。

　　在国家间贸易关系中，“失衡”是经常的、普遍的、绝对的；平衡是短暂的、不稳定的，因而是相对的。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症结，不是“失衡”，而是“失公”，即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失衡”是结果，“失公”才是原因和根源。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能倒果为因。

　　针对美国对华实行的“利用、遏制、美（国）化”的经济战略，我们应当改变有政策、无战略的短腿状态，理论界应当研究反制经济战略。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充分暴露了把加工贸易抬高到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危害性、风险性。今后我们仍要发挥加工贸易在解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要趋利避害，摆正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使之为建立和健全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服务。

　　必须指出，目前美国失业率骤升近10%，完全是经济危机和美国政府救助政策失误造成的。在1490万失业大军中（美国劳工部数据），来自中小企业的工人占到新增失业人口的90%以上。中小企业受危机的冲击最大，但政府把9千亿美元救助资金的90%都投到华尔街和大企业身上，置广大中小企业生死不顾。

　　转嫁经济危机、摆脱经济困境 美国惯用汇率、利率杠杆作用

　　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而言，中国完全不具备“操纵汇率”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0%左右。贸易品种多为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而且，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具备流通和储备的功能。中国政府根本不具备“操纵汇率”的客观条件，也无意操纵。

　　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公布所谓“操纵汇率”的国家名单，这种做法是把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把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真可谓霸气十足。要说“操纵汇率”，当今世界，除了美国有实力和条件这样做，其他国家恐怕没有这个资格。

　　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美国必须有一个规模巨大的、稳定的、但低利率的债券市场，取得资金的来源以弥补财政亏空，维持政府运作。美元要维持霸主地位，必须能够有效地行使世界货币的功能。美元增发是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的。美国是头号贸易大国，更是头号贸易赤字大国，不仅贸易赤字数额巨大，而且是许多国家的债务国。它必须借助于其他各种有价证券，靠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辅佐美元稳定。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元贷款和投资是资本输出的重要形式，利息是美国一项重要财源。美国为了保证资本输出的安全，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必须重视利用利率、汇率的杠杆作用。

　　美元是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工具。在经济援助的旗号下，美国政府利用它干涉别国内政，推行经济殖民主义，维护经济霸权。汇率、利率的政治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在经济周期中，特别是当爆发了衰退和危机，利用汇率、利率的杠杆作用转嫁经济危机、摆脱经济困境，是美国惯用的手段。

　　美国干预的改革 必然落入美国设置的陷阱

　　近几十年，不少国家先后对本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改革潮，但成功的先例十分罕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对包括汇率在内的旧体制进行一揽子改革，造成俄罗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破产，卢布大幅贬值。美元与卢布的汇率由6：1猛跌到1：6000，俄罗斯政府被迫废除旧卢布，发行新卢布，新旧卢布的比价为 1：1000。俄罗斯经济陷入一片混乱，改革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打两个卫国战争，俄罗斯经济整整倒退了20年，至今还未完全摆脱灾难的阴影。俄罗斯的经历表明，把“改革主权”拱手让给外国，“货币主权”最终必然丧失殆尽。

　　在现代货币史上，西方大国也有类似的汇改经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曾经历过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1959年到1985年，GDP增长了近20倍，年均增长13%，出口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16%，出口额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3.08%上升到9.63%，日资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昔日的“小伙计”大有“收购”美国之势，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伙同英、法、西德、日本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秘密开会，达成了所谓“广场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以解决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胁迫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五国联手大量抛售美元，引起市场抛售美元狂潮，美元汇率大幅下挫，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9月1日，1美元兑日元为1：250上下，三个月后跌到1：152，1987年达到1：124。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值 86.1%。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锐减，失业率上升。素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衰退。到9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降到1.75%，居民消费的增长下降到0.6%。日本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提供了美国干预发达国家汇改，遭致灾难性后果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汇改也难逃美国干预的厄运。上世纪70年代，美国炮制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的主张改革经济体制。不少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深受其害。

　　翻开战后世界经济史就会看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改革背后，都有一只黑手——美国。而且，只要美国插手，改革必然落入美国设置的陷阱。美国之所以干预别国的“改革主权”，其用心在于，拉着“改革”的大旗，通过“改革”的途径，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把别国纳入美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维持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重温殖民帝国的旧梦。

　　“货币主权”不容侵犯

　　“货币主权”是国际经贸关系中通行和公认的准则，所谓“货币主权”就是通过货币实现国家利益。货币之所以具有主权的属性和特点，是由货币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货币本身就是由一国政府强制发行的、体现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在国家疆界范围流通的交易工具。货币特别是纸币问世以来就属于国家主权范围。“货币主权”涵盖币种、货币发行权、币值、汇率、储备等诸多事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相关货币法，并监督实施；各国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依法行使本国“货币主权”；任何国别的货币都享有不容侵犯的主权。在近代经济史上，不乏企图创建一种能完全取代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的先哲。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完全超国家主权的世界货币。尽管“货币主权”有诸种弊端，但现在并不具备创建“普世”币种的客观条件。

　　我们强调“货币主权”不容侵犯，这与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并不矛盾。货币主权和币值（包括汇率）的关系，同商品所有权和商品价格的关系一样，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不可互相替代、相互否定。货币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要受市场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但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绝不是对“货币主权”的否定和替代。相反，必须以承认“货币主权”、以实现“货币主权”为前提。当然，市场和市场机制对“货币主权”的影响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欧元的发行和自由贸易区内结算货币，就表明了“货币主权”是可以部分让渡和有所限制的。

　　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各国维护和实现货币主权的两种必要手段。这两种手段也是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在市场博弈中，政府应当交替使用两种手段，防范别国侵犯主权。

　　我国汇改应稳中求进

　　目前，人民币币值面临内外两种不同的挑战：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币值面临升值的压力，但国内市场却面临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压力，原因如下。

　　一是我国实行出口结汇制度，禁止外币自由流通。无论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和外商投资的货币，都必须卖给国家，国家按牌价付给人民币。现在，国家外汇结存2.4万亿美元，国家就相应地增发货币约15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近几年信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去年发放了天量贷款，高达9.5万亿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如此巨额的贷款投放构成了对市场巨大的压力，亟待回笼。

　　三是银行各类存款余额形成了潜在的购买力。尽管现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却难以吸纳这笔巨额的货币。

　　所以，本来人民币对外升值有利于释放通胀的压力，但由于进口商品价格本身在上升，由于实行结汇制度，必然引起输入型通胀。如果单纯对外大幅度升值，而对内保持币值稳定，是很困难的。一旦国内市场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必然出现挤兑风潮，人民币贬值形成恶性循环，后果难料。所以我们只能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框架内，进行汇率适度调整。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水平基本上是合理的。作为经济体制整体的组成部分，我国新的外汇制度正在有效运作，特别是新汇率制度经受了两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证明了我国汇改的方向、战略、步骤、对策是正确的，新汇率形成机制是可行的，因而，现行汇率是合理的。

　　近三十多年，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各国汇制改革主要可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根据和指导，推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汇改的政策上主张是：无条件开放资本市场；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允许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取消政府对汇率的管制，允许汇率盯住美元，随市场自由浮动；允许外币自由流通，买卖自由；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独家经营外汇，放开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金融业，实行商业银行私有化等。另一种类型的汇制改革，则是从本国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出发，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采取稳中渐进的战略。首先为汇改创造必不可少的环境和物质条件，整顿经济秩序，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有序开放资本市场；放宽外汇管制，实行鼓励出口创汇和外汇留成制度。经过汇率双轨制逐步过渡，最终形成有监督和管理的、可调控的、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随市场行情变化的浮动汇率制。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大体上是按照这条思路推进的。经过三十年艰难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建成，经济运行已经转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轨道。

　　我国汇改的进展，不仅表现在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大幅上升。 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升值21%。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有利于经济稳定，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小幅度调整。

　　我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汇改，所取得的进展很大，为发展中国家汇改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板。中国汇制改革选择了稳健渐进的战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事实证明，汇改采取稳中求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方针，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避免汇改引起强烈的震荡和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是一条代价小、成本低、收效大的改革途径。我们绝不可因为美国施压而放弃，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汇改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