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本文认为，由于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却不能顺利地被城市化，出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 “农民工夹角现象”。这个夹角不消除，不但会加重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还会形成一个不稳定的第三元结构，严重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

　　什么是“农民工夹角现象”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长期存在一个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即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并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步增长，而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有现象。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认为，一个农业国家或地区，只有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降到30%—20%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的比重降到30%—20%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而且，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却在早已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之后，迟迟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一大批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却不能顺利地被城市化，转为城市居民。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我国人口规模大的国情所决定的，是产生“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和集中表现，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难以跨越的坎，我们将这个坎定义为“农民工夹角现象”（如下图所示）。北京郊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存在着这种 “农民工夹角现象”。

　　该图是根据北京某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水平所制。该区已达到工业化的后期阶段。2007年农业增加值已经下降到5.2%，三次产业结构为5.2∶54.4∶40.4，户籍人口的人均GDP8573美元。该区户籍人口56.7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3.86 万，农业人口32.88万，按此口径的城市化率达到42.5%左右。但是，该区57.5%的农业户籍人口与6.8%的农业劳动力（转换成人口数也在7%左右）之间有一个相差40多个百分点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已经进入二、三产业的农业户籍人口和劳动力。这里没有考虑该区10多万外来人口的因素，如果计入，这个差额更大些。如果我们将此图上升到一般（国家或地区），用横轴代表一个地区工业化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竖轴代表城市户籍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的变化情况，那么，从历史到现实就会出现两条斜线，分别代表人口的城市化水平（N）曲线和农业领域就业劳动力（也可以用对应的人口数）数量变化情况(M)曲线，这两条斜线形成一个夹角；我们将此夹角定义为“农民工夹角”，将其所代表的社会现象定义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夹角现象”。

　　图中的三个区域分别代表农业人口和劳动力（A区）、城市人口（B区）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但又不能转为城市人口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C区）。很明显，C区所代表的这一群体恰恰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群体。按照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工业化水平的发展，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会逐渐减少，进入二、三产业并转为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正是这种剧烈的转型时期，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就会出现这样的夹角，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一步均衡发展，夹角会逐渐缩小；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会降低到10%以下，这两条斜线基本重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与这个一般规律不同的现象，即人口城市化水平曲线（N）与农业就业劳动力及人口变化情况曲线（M）长时期形成一个很大的夹角，不但没有缩小、重合的迹象，而且仍然呈现出扩大的态势，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焦点。

　　“农民工夹角现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工夹角现象”的本质是农民的城市化转移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导致农民中分化出一个已经进入工业化进程却不能被城市化的庞大群体，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形成的一个不稳定的第三元结构。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是，离土的脐带割不断，进城的门槛又跨不过，处于城乡之间的两栖状态。他们没有城市居民的各类社会保障和稳定的居所，又不能放弃农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农村的住宅，身份上是农民又不经营农业，进入二、三产业和城市，又不能转化为城市居民。如果说这一现象还有一些作用的话，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这一群体在推动着现代化进程；同时，农村的土地和农业作为他们最后的也是基本的保障线又起到了社会稳定的蓄水池的作用。但是，这一“农民工夹角现象”的长期存在，无疑会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首先，严重制约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群体不能放弃土地，造成留在农业领域的农民无法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造成农业副业化、兼业化，现代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企业化发展长期受阻，长此下去，甚至会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其次，延缓了农民的城市化转移，掩盖了城市化进程的真实情况。住房、教育、医疗、户籍等各种进城的高门槛无情地把这一群体挡在城市居民之外。统计数据上把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计入城镇人口，提高了城市化率，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转移。再次，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农民工本来工资水平就低，不能转化为城市人口又长期压抑了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造成了我国工业化发展不能带动国内的消费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的滞后又导致经济发展对外贸出口的过分依赖。第四，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如社会管理问题、特殊时期人口的超常规流动、农村的留守儿童、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等等，城乡二元结构不能突破，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

　　缩小“农民工夹角现象”要靠农村城镇化来解决

　　“农民工夹角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出现了问题。在我国原有大中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这“一元”，如果不能通过农村工业化进程带动农民的城镇化转移，没有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农民就只能纷纷涌向大中城市，就必然会产生“农民工夹角现象”。人们常说“三农”问题的产生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三农”，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实际上，我国这样庞大的农业人口直接转移到原有城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的城市化转移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完成。显然，这种城市化发展道路是难以为继的。但是，农民虽然转不了城市居民，但也不愿长期禁锢在人多地少的农村，这就必然产生“农民工夹角现象”。

　　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不能建立在只有进入原有大中城市这一条路上，必须要有一个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即农民工夹角（C区）的缩小应主要靠城镇化来解决。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因此，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除了继续推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强化区县城和小城镇的产业支撑以外，在体制和政策上就必须着重解决进入二、三产业农民的离土和城镇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地方政府包括乡镇一级政府有规划、有组织地进行统筹，制定相应的土地流转置换的政策标准，也需要通过农村村级基层组织这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来实施。

　　　　　　　　　　　　　　　　　　　　　　　　　　（作者：北京市农研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