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中国作用

2010-04-22 作者：李瑞英 来源：光明网

　　社科文献出版《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视角》和《大崩盘2008》首发式及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指出，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中国究竟起何等作用，在西方有颇多争论，“中国威胁论”和中美领导世界的“G2”理论是两个极端。中国的成功是基于在寻找全球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要更好地走自己的路，就要在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合作而非领导的作用。
　　《大崩盘2008》在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时，除了分析美国和欧洲之外，还将视野扩展至包括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范围，同时还评估了此次金融危机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未来政治经济走势的影响。
　　陈平在强调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中国作用时认为，中国模式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自公元前200年以来，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基础是统一的政治，而非统一的市场，因为中国统一的经济基础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不是英美式的大农场大工厂。中国只有10%的可耕地，历史上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国治乱反复的历史，使中国人民一直期盼强政府，而不是小政府。中国远比西欧严峻的生态条件，使中国发展了节约资源但消耗劳力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而西方国家发展的大牧场是节省劳力但消耗资源的农业技术，导致西方国家形成了对外扩张寻求资源的殖民传统。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发展适合于自身历史条件的技术和社会体制，探寻有效的政府运作方式，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唯一处方。
　　第二，在后“冷战”时代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将其发展基础及时从内地转移到沿海地区，是基于世界格局的战略评估。新中国成立头30 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迫使中国将国内储蓄用于建立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并限制沿海工业的发展。当美国的战略焦点从东亚转移到了中东，邓小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沿海经济，使之成为中国的技术进步的基地和出口导向的增长发动机。中国的竞争力的基础不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廉价的福利制度和良好的技术基础。4/5的农业人口生活在集体土地上，无需支付昂贵的社会保障税。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其人力资本。毛泽东时代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国将国防工业的资源转移为民用工业的努力，要比美国和前苏联成功得多。为什么中国的开放政策并没有导致一个拉丁美洲或东欧型的依赖经济？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内企业有能力迅速学习，并与跨国公司竞争。仅靠廉价劳动力不会使发展中国家起飞，更难以摆脱跨国公司的控制。与此相反，东欧和苏联转型推行的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全面私有化，使农业和工业产出显著下降，收入不平等迅速增加，社会福利制度瓦解。在东欧和苏联，转型期的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的内战和饥荒的损失。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第三，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资源有限，人口压力巨大。中小企业致力于出口市场，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的市场渠道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有人主张让人民币上升到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个设想太天真了，这会导致中国过早推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从而导致投机热钱对中国产业的危险冲击。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金融市场监管较严，给予着德国工业坚定的支持；日本20世纪90年代错误地采纳了自由化建议，开放其金融市场，导致 10年停滞，失去了发展机会。中国在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学习和试验中，必须取谨慎而非冒进的态度。
　　陈平提出建议，中国在新形势下，要多向别国学习，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合作而非领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