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这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实体的波及，我们必须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的经济增长应当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

　　一、注重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次贷危机所以能够对我国实体经济发生影响，是我国内需不足使然。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及时和完全正确的。然而情急之下的启动只是应急之举，从反思的、长远的、战略的角度看，注重内需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这是因为：

　　1、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于小国的。经济学对于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十分经典的论述。亚当?斯密早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特别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当代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其结论是：“大国发展型式的主要的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形。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型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　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　斯密和钱纳里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短缺，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且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就应当不失时机地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拉动,把注重内需拉动调整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2、注重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教训。

　　美国次贷危机所以能够对我国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是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严重地依赖外需的拉动。一旦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就会产生如下的情形：⑴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我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会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然，这种发展是以中国劳动者的低工资支撑了对我国产品有需求的国家的人民的廉价消费。然而一旦世界经济较为萧条，特别是对我国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较为萧条，减少了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我国经济发展就会相当被动。这就是我国当前的情况。⑵在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上扬会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上扬，形成输入性通胀。这就是我国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的情况。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这几乎是美国面对对日贸易逆差和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惯常作法。处于逆境的国家要求处于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或者让本国货币贬值的作法对于顺差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面对市场，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当有自我保护。从保护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吧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并不否认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基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和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应当是充分重视内需。即使就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言，也应当如此。

　　3、强调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应当成为一种常态，是因为经济下滑时再去启动成本大于常态状态下的运行成本。

　　一旦我们从战略的层面理解注重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时候，注重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常态，内需是在一直稳健地、不间断地发挥着作用，内涵着发展的惯性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启动内需，是在经济发展出现下滑的时候，情急之下，借助于行政力量发动的，通过提升国内需求，阻止经济下滑的政策举措，通常是应急的。如果把内需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启动内需直接发力的是投资，其次才是由投资带动的消费。在我国特定的行政从属体制下，中央政府期望的目标和措施会在号召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放大，甚至演化为亮点工程和形象工程。问题不仅在此，问题还在于一旦经济下滑开始，再进行启动，就好像汽车停下来再重新发动一样，需要更大的动力。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内需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常态，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呢！

内需和外需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外贸这只轮子。那么，解决危机、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确立另一只轮子，这就是内需 ，是建立起一个消费型社会，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我们这里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模式的讨论，丝毫不影响对当前启动内需的认同。为今之计，就是应当启动内需，启动内需与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本身并不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一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内需，是因为以往没有给内需以足够的重视。这样讨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外需，而是针对以往对内需的忽视而言。我们是既要重视外需、更要重视内需，在当前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二、启动内需、或者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重点是消费拉动

　　内需有两种，一种是投资拉动，一种是消费拉动，启动内需，或者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消费。

　　1、经济学对于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了经典式的论述。著名的凯恩斯革命的关键就在于一反古典经济学把生产置于第一位的范式，而是把消费、甚至奢侈性的消费放在第一位。凯恩斯发问道：如果不消费生产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出发，他对经济危机的判断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有货币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所以不足又是因为如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钱消费，另一种是由于预期挣不到钱，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于是，凯恩斯的全部政策主张就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且发挥政府扩大的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在此基础上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振奋人们信心，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最终遏制经济下滑、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手段，最终是要落在消费上的。

　　马克思同样认为消费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只有产品或者商品进入了最后的消费环节，实现了惊险跳跃，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在这里，作为起始阶段的投资是启动环节，最终要接受社会、即消费的检验。这种检验有的是直接检验，例如该行业本身就是生产消费品的、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第二部类，能不能最终被消费者所接受，即马克思所讲的实现“惊险跳跃”。另外一种检验是间接检验，即对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的检验。这是一种投资，其产品虽然没有直接作为生活资料出售给消费者，但无论其中有多少环节，最终是为生产生活资料服务的，如果大家不消费，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也会中断生产。这是一个由下游产品向上游产品不断进行的一波接一波的反映过程。如同我们当前看到的，一旦直接进入消费的产品的出口受到影响、对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影响就会一波接一波地接踵而来。马克思把消费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经济危机的说明，马克思同样认为是消费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然而由于工人不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当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消费不起的时候，相对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

　　2、我国的经济现实说明，如果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

　　从总体上看，消费的主体是消费者。消费是市场行为，是进入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一过程的最终环节，是被社会认可的。投资虽然具有带动经济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却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也就是说，由投资所带来的产品和GDP的增加，有可能转换为最终消费，也可能最终不被消费环节所接受。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最终不被社会所接受，就会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经济萧条。我国目前的情况就是由于外需的减少而国内消费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了一定的产能过剩。这些分析说明我们在启动经济的主导思想上应当落脚于消费，使投资服从于消费。在制度安排上，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而不仅是投资拉动。

　　3、以消费拉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纵观各种经济体制运行特征，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面是消费拉动的。在这里，各个市场主体产权是明确的，如果其产品不能被社会、被消费者所接受，如果商品不能实现“惊险的跳跃”，那么摔坏的就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消费者是上帝，是投资效果的最终检验者。虽然在启动经济的非常时刻，政府也有直接投资，但这种投资是有限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振奋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反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是更多地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而且投资的效果并不要求接受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本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处于主导地位。据此，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充分重视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投资推动服从于消费拉动。

　　从实际情况来看，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在70％以上，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仅为46.9％，这说明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拉动还有很大的空间。

　　4、重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还因为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仅仅局限在亚洲，而中国的产品主要销往欧美，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从而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启动经济、成绩显著，但并没有建立起广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一次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国外消费市场极度萎缩，我们必须建立起国内消费市场，自己拯救自己。

　　最后，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化解矛盾，实现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这正是新时期党和全国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

　　为了中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我们不仅要使内需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更要把内需最终落脚在消费需求上。

　三、政策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需求

　　按照本文此前的逻辑，启动内需的政策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需求。政策设计应当服务于此：

　　1、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是因为：

　　⑴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劳动的收入基本上用于消费，资本的所得基本上转化为投资。目前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所以有限，是因为劳动的收入水平有限。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亿元，但按全国13.2亿人口平均，每人仅为1.5万元。扣除收入不均因素，这些钱远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

　　现实的消费不足还在于发展性消费、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钢性。换言之，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有限的劳动收入更不敢用于消费。

　　《光明日报》1月20日刊发的李培林等完成的《当前中国城乡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是较高而是较低，报告分析到，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所以较低，主要是因为城乡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它们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表象为较大的消费弹性，而是具有消费钢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收入因为发展和自我保障更不敢用于现实的消费。

　　我们强调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和资本收入转移。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此外，由于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这种有利地位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有利于资本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述，劳动的所得是转化为消费的，资本的所得是转化为积累的。

　　⑵ 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作为对相对短缺的反映，其价格自然会上升。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会扩展，劳动力价格也会随之上扬。所有这些都说明，国民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转移是有其必然性的。

　　2、国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

　　在凯恩斯的政策体系中，关键是要把收入转化为消费，而能不能把收入转化为消费的关键又在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所谓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最末一个收入单位中用来消费的比例。他指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应当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重新分配，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具体可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庇古在其著名的《福利经济学》中也认为，财富的分配适当向穷人转移，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指数。他说：“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某个穷人总收入的二十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是穷人的五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困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此，他一定会使满意感的总和有所增加”。

　　我国经济的现实为上述论述提供了中国式案例。李培林等人的调查表明，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家庭消费率低，城市和农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分别为57.9％和53.9％，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年的40％以上用于储蓄和积累。显然，从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出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3、要使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的分配和投资应当向农村、农民转移。

　　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货币购买能力。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所关注，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农村土地产权和流向问题作了专门的决定，而这一切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生动地反映在城乡消费的差距上，农村家庭消费平均为17285元，比城市平均消费额的28347.7元少10000多元。农民增收问题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问题。最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和效用最大化原理，如果给已经有了相对丰厚的投资的地方继续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效果，进一步的投资应当选择以前投资薄弱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就是农村。当各个地区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用才会最大。

　　4、侧重于以消费拉动内需，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建立相关制度安排

　　据王中宇的研究，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都转化成了固定资产投资。于是我们发现，现行体制对GDP的追求具有偏好，对把GDP转化为投资具有偏好。为什么会是如此呢？一是现行体制中各级官员的任命机制，二是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标准，三是各级官员代表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任命制必须有考核标准，考核标准必须是简明的、易于比较的。作为总量指标的GDP比作为质量指标的社会消费，经济结构、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更容易把握，于是GDP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虽然由于单纯追求GDP而产生了诸多问题而强调科学发展，但无形中GDP依然诱导着相当多数干部的行为。布坎南曾经指出，在给定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政治企业家同样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它们也会有短期行为或机会主义倾向，因为他们也是人，具有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于是有了对GDP始终不渝的痴情追求，有了把最大限度的收入转化为资本的冲动。因为这样会有更大的GDP，这样的GDP并非市场之选择（我们需要GDP，但我们更需要GDP的质量）。可见，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在当前情况下有着某种体制性的必然性。由是，我们必须推进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制度安排有利于市场配置资源，有利于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有利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还应当包括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的改革，使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四、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必须有消费结构提升——当前可选择的内容评析

　　产业结构的提升是经济在更高的层面寻求新的增长亮点，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消费结构的提升，这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变迁和提升上。

　　1、提升消费结构，首先表现在对住房的需求上

　　研究发现，当人们已经解决了吃、穿等温饱层次的需求以后，进入到小康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住房状况的改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旦当这个层面的消费结构来临的时候，住房这一具有普遍型的需求的产业，由于其与其它产业，诸如土地经营、钢铁、装修、家具、环境塑造、物业服务、小区三产等及其密切的产业关联，使其具有极强的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我国，房地产 产业一经诞生就展示了它的应有的拉动力量。按理，它应当继续展示对经济拉动的魅力，然而实际情况并不理想，高地产的供应并没有转化为房地产的现实的需求。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房地产面对的目标群体主要是15％左右的高收入群体，房价也闭锁于高位。于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充足的供给，例如2008年北京市的住宅供应就有9.8万套，另一方面是强劲的需求欲望，但成交量却很低，去年北京住房成交量仅5.8万套，成交量占供给量不到60％，空置近40％。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长期的空置等于产品积压，资金难以回流，贷款不能偿还，也有可能转化为次贷。

　　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成交取决于供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价格。现在的问题是供求双方处于一种胶着的僵持状态。广大的消费者认为房价太高，例如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房价收入比，房屋价格应当是家庭年收入的3-6倍，然而当前的房价收入比却远高于此。为了刺激房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对于房市来说是利好的政策，然而随着政策的频繁出台，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却在降低。供求双方似乎都在期待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长期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必然会下降，在这种僵持状态中供给者最终挺不过需求者——因为供给者有资金积压的压力，而需求者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扩大现实交易量。要扩大现实交易量就要挖掘现实需求者，要把中等、中高收入群体由潜在的需求者变成现实的需求者。换言之，房价应当是中等、中高收入群体都能买得起的房价（至于中低收入群体的部分或全部住房则由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去解决），只有这样，潜在的需求才能变为现实的需求。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实在的现实需求，这是被经济实践千万次证明了的真理。历史对企业家的要求就是把人们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在打破房地产市场的僵局中，房地产经营者应当有相对主动的行动，如果房地产企业能够提供定价公平合理，质量可靠的住房，中国房地产业一定会重振雄风，成为启动内需的关键力量。

　　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自救，有力于形成合理、公平的价格。合理公平的价格有利于供求双方，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既要防止房价过高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此时无人购买。也要防止房价过低诋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整个产业难以为继，当整个产业都毁了的时候，同样不利于消费者。

　　2、耐用消费品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生活和发展的必需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马克思曾经指出，必要生活资料是一个历史的、道德的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昔日的奢侈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须品，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手机。李培林等人关于《当前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商品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大众耐用消费品日渐普及，彩电、手机等商品每百个家庭保有量已经超过100台（部），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等保有量也都超过60台（部），家用汽车和电脑更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当前，家用汽车在农村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电脑对于城乡居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例如网上经营），而且是发展资料（例如学生学习几乎都有电脑）。即使是低收入家庭省吃俭用，也要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群体改变现状的期望。电脑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装备。

　　耐用消费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为启动内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顺应这一大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政策，给农村家庭购买家用电器予以补贴。这一政策在农村实施家电品种可以更广泛一点。此外，这一政策也可以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进行尝试。

　　 3、启动内需应当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拓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当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与之相关的是制造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相反，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就曾经批评道，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亦即受正统经济理论影响的官员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和作法，对解决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并由此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加尔布雷斯主张关注公共目标。

　　加尔布雷斯所讨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公共目标的忽略，现在应当借启动内需补上这一课，例如在医疗、教育、养老、文化，这些领域应当有更多的投入和更广泛的准入，这样做不仅可以把内需拉动经济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而且可以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1997年通过长假启动内需和今年春节黄金周的火爆消费，再一次证明了休闲产业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未来消费的又一个亮点。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2、【美】霍利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朱东海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英】庇古《福利经济学》金镝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4、【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

　　5、【美】约?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6、李培林等《当前中国城乡消费状况》《光明日报》2009年1月20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