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广为人们接受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然而面对当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扬，沿海一带一些两头在外的企业的大量倒闭、转移，有必要反思这些理论的约束条件、适应背景、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效果，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获得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手段及衡量标准

　　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带着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不同的增长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会使用不同的衡量标准。

　　我们是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开始改革开放的，其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只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对此，党的文件曾经作过明确的阐述：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然而，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不能实现。于是，我们必须强调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里的发展只是提高人们福祉的手段，是服从和服务于提高人民的福祉的。从这样的选择出发，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就会拒绝片面的追求GDP，拒绝资源浪费，亮点工程和环境污染，拒绝一切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但却有利于单纯增长的手段、举措和思路，因为这一切与提升人民的福祉，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不协调。

　　由于增长的重要性，党必须考核干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以此为标准选拔和任命干部。为了简便易行，GDP通常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对于GDP，德国学者厄恩斯特·B·冯·魏茨察克和两位美国学者艾墨里·B·洛文斯在他们合著的《四倍跃进》中曾经作过深刻的剖析，他们生动地写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使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 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和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基于以上的分析，三位学者深刻地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布坎南曾经指出，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是一个达官或贵人，是一个总经理或者部长，就会改变他的经纪人本性。不管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是在私人企业里领薪水，还是由政府发给工资，他还是他，他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于是，当并非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GDP成为衡量和选拔干部的标准时，GDP就成了各级政府官员的痴情追求。由此而来的是一方面忽视或者弱化了作为政府基本功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则是不惜成本地追求亮点或辉煌。于是就有了最大然而却是效率最低的机场，有了最漂亮的城市广场，有了最广阔的、但却通不了几辆车的城市马路。

　　率先发展的国家也曾经讨论过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明确提出经济学应当关心人，应当关心社会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斯批评道，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受正统的经济理论的影响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作法，对经济增长的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从商品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制药厂对左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加尔布雷斯的结论是，应当把对物的关心转移到对人的关心，对“公共目标”的关心上。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同样强调发展应当落脚于人们的福祉，落脚于人的自由。他说：“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观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当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真正认识到发展只是手段，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坚持从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选择发展手段和发展路径，凡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增进人民福祉的思路、作法、措施、项目等等，都应当坚决摈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体现在民生上，体现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上，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二元经济和片面城市化

　　二元经济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理论被我们广泛接受，但却存在着一定的误解。

　　二元经济理论是阿瑟·刘易斯首创的。刘易斯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初期， 存在着二元经济。按照刘易斯的论述，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二元经济通常包括工业和传统农业两个部门。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或者说市场化的工业部门是从传统的、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不断地吸取剩余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的。二是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力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工资高。三是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这些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换言之，发展之初非熟练的劳动力是充裕的。刘易斯强调，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含义是指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够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的工资。只要按照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供给的劳动力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

　　刘易斯认为，所谓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吸收传统部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现代部门的发展和壮大，被我们理解为城市化。

　　现在看来，我们对二元经济理论，对在二元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起码存在着以下的误解：⑴忽视了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刘易斯指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 刘易斯的这一论述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使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此外，如果农业不发展，农民不增收，工业品就很难有足够的市场，这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表现为内需不足。⑵对城市化的误解。真正的、科学的城市化是有产业支持的，是有需求拉动的，并能真正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对二元经济的误解，并在此基础上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理解为通过所谓的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致使追求城市化象追求GDP一样的时髦和功利。

　　一旦把城市化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在现行干部选拔制度的驱使下，对城市化的推进发生了一系列扭曲：一是通过简单地消除农民身份推进城市化。一些地方试图在短期内消除农民身份，消除农村，拔苗助长，违背市场规律地搞城乡一体化。其基本作法是通过圈地，通过消除农村户口，消除农民身份，进而把农村变成所谓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化没有产业支持，广大农民在得到非常微薄的补偿之后，成了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其前景是非常堪忧的。二是把城市化仅仅理解为城市建设。在“经营城市”的口号驱使下，不少地方把稀缺的资源投在城市亮点工程的建设上，投在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新区建设上，投在城市框架的拉大上。这样的城市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更是南其辕北其辙了。

　　面对当前的经济态势，必须澄清对二元经济的片面理解，必须认识到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上，农业本身也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6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然增加了50%，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 舒尔茨的模式是在农业内部解决农业问题，是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使农业成为现代农业，成为产业化的农业，而不是在外部解决“三农”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对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农业象工业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我国不少省份，例如山东、海南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农业。这种模式可能对我们更为现实和更为有效。

　　三、关于内需和外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由于资本稀缺，我们象众多的国家一样，实行着古老的重商主义政策，形成了巨大的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大大提高了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

　　然而，一旦外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同时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⑴经济发展极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中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亦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世界经济普遍放缓，并立即影响到我国产品的出口和我国的经济发展。⑵原材料在外，核心技术在外，产品销售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世界性的经济波动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发展，国际上的通货膨胀，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更是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⑶巨额贸易顺差形成了流动过剩，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⑷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一方，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经济压力。当前的典型就是美国一方面使美元贬值，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

　　显然，我们需要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由于一个时期以来分配向财政收入和工业利润转移，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使得内需不足，拉动力度有限。

　　事实上，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中小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深刻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及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客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 在斯密的论述里，中国这样的大国首先是国内贸易，其次才是对外贸易。斯密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仍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并不否认在一个开放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仅不应当忽视，而是必须充分重视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拉动是不符合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另一方面是一旦忽视了国内需求，遇到世界经济波动，我们将会非常被动。

　　为了有效的启动内需，应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适当地向劳动转移。在一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时，收入向劳动转移有一定的规律性。通常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因为稀缺的资本是值钱的，市场会给其以较高的标价。然而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相对充裕的资本自然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则由于选择空间的增大变得稀缺，而劳动力的价值也由于一个社会人文条件的变化而增大，基本生活资料的范围会拓展。作为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的市场反映，其价格会自然上升。这既是理论的分析，也是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据此，我们应当加强对劳动的保护，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适当向劳动转移。其次，在财政政策上可考虑减税，让人民群众可以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最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敢于消费。所有这些，既是启动内需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四、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

　　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了挑战，有必要反思一下比较优势“理论”的背景、适应条件等。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并不显著，相反，是在给定技术背景下的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据此，斯密的研究就从分工开始。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答曰：比较优势。他举例说，“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箭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现，与其亲自到海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了一个武器制造者”。

　　斯密的论述告诉我们：⑴所谓的比较优势，就是在诸多可以从事的事业中，择其最擅长者或效率最高者。⑵在一个交换的社会中，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不是孤立的，是需要社会接受，社会承认的。⑶作为上述判断的推理，离开了市场经济，“比较优势”就没有什么意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分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要件。

　　在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G·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这些理论强调，由于各国的比较成本和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国应发挥自己的要素优势，生产适宜出口的商品，同时进口自己在要素上不具有优势的产品，因而无论在穷国和富国之间，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国际贸易的可能性，都可以给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带来利益。

　　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系统的提出了挑战。波特认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能在18、19世纪产生巨大影响，与当时的产业粗糙密切相关。在当代，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新的现象：⑴不能解释自然条件处于不利地位的区域或国家为什么能变不利为有利并成为竞争的佼佼者。例如黄沙满天的以色列，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技术却相当发达。⑵不能解释更多的与要素禀赋无关的产业的兴起。例如需要精密技术或熟练工人的新兴产业。而这些产业又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组成部分。⑶不能解释为什么全球绝大多数贸易发生在条件相当或者要素禀赋没有多大差异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新材料，新能源被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来，市场需求大，产品具有互补性。

　　波特认为，十八、十九世界产业粗糙，是低级生产要素在起作用，是静态的竞争优势。在当代，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动态的竞争优势。由此他提出了钻石理论，波特的“钻石理论”由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即⑴高级生产要素；⑵需求条件或需求的力量；⑶相关产业或支持性产业；⑷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这四个因素分布于一个菱形的四角，恰如一枚钻石，故称“钻石理论”，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动态竞争优势。

　　波特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波特指出：“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障碍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同时也引来了很多竞争者（以及过多产能的投入）当越来越多的新手被这类产业吸引时，它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资产的投入被套牢”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展的比较好，就是因为迅速摆脱了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的陷阱。

　　当前，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以廉价的劳动力吸引资本、原材料、技术、市场在外的企业倒闭，转移，其背景是这一增长模式曾经存在的条件，如劳动力廉价，世界经济发展看好，对中国制造有巨大的需求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必须变迁：要认识到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是靠人力的增加，在一个技术平面上扩展经济规模，而其中的创造性往往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是靠便宜的价格进行竞争而不是靠产品技术含量推陈出新。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着自己独特的适应条件，一旦当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必须转换经济模式，以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鉴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些地区还有存在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发达地区应当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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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国行政学院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