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报告书发表，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会议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   

　　政治开路 民间践行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由政府主导，双方学者参与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2006年10月，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关系逐渐实现了转圜。安倍在访华期间与温家宝总理商定，年内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11月，胡锦涛主席在越南首都河内会晤安倍时对此再次予以确认。此后，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达成了5点共识。双方商定，各出10名学者组成委员会，基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通过对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6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和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双方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时遵循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就这样以政治开路、民间践行的学术交流方式开始了。研究的宗旨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2006年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商讨研究宗旨和办法，经过讨论决定按照中日关系史中某一段时期的片断、认识或重要事件划分出若干题目，由双方学者共同针对同一个题目开展研究。2007年的第二次会议讨论研究的题目，最终确定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两部分，分别理出7个和9个题目。之后的两年，双方学者开始就这些题目各自撰写论文，完成后提交给对方并在一起反复评价和讨论，参考对方提出的意见、吸纳对方使用的材料，最后再修改并发表各自的论文，体现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尊重史实 实事求是

　　中日双方外交部门确认项目之后，共同历史研究的牵头任务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从双方委员名单确认阶段就显现出一些判断上的差异：中方委员分别来自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首席委员步平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日方委员则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各地大学，但都不是历史学者，首席委员北冈伸一是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法学教授，这对双方研究的进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在近现代史组，双方学者在研究方式和认识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方学者重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与本质，日本学者则倾向于探究某一问题发生的过程。换句话说，在讨论研究题目的时候，中方委员认为研究历史的必然性、历史事件的性质更重要；日方则习惯于研究历史的偶然性，比如某一历史细节对历史的影响。

　　不过，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和交流，双方学者对这种差异也达成了一定的相互理解：日方学者理解了中方学者高度关注侵略战争对中国产生巨大伤害的原因，而且注意到这并没有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流于情绪化；中方学者肯定日方学者实证研究的成果，也注意到日方学者并未因此否定加害的责任。双方学者均接受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学术规范，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这是共同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原因。

　　摆脱简单化 重视复杂性

　　如何摆脱简单化和重视复杂性，如何面对同一历史事件面前的不同解释，是双方今后还要继续讨论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对方的看法，则是双方取得的重要进展。

　　针对双方最为关注的中日战争问题，双方委员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战争的侵略性质问题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中方委员在论文中深刻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日方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导致了大量中国平民的伤亡，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日方学者的论文认为近年关于细菌战、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表现。[page]

　　双方学者均认为，历史就像黑暗的世界被无数盏灯照着一样，尽管有的地方很清晰，但仍然有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这些“灯光”就是史料，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史料是残缺的、模糊的、有争议的。通过质疑历史事件细节来否认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正是一些日本右翼学者的逻辑。研究报告尊重历史细节，但是更理清了历史事件的性质，令右翼的阴谋很难得逞。

　　翻开“卢沟桥事变”的研究报告可以发现：日方在报告中提到日军演习时遭到枪击、失踪日军士兵归队后很久指挥部才知道等细节，最终认为“卢沟桥事变”最初是一起“偶发的”枪击事件，但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都把这次事件视为占领华北的绝好机会。而中方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日军演习阵地传出枪声、失踪日军在中日交涉前半小时归队，但日方仍坚持进宛平城搜查等细节，最终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而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方提出不管第一枪是谁开的，首先事变中的日本驻屯军来自丰台，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使馆区和黄村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而丰台并非驻屯军的合法驻地，是日军从1936年起强行进驻的。此外，事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方针。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此外，有关南京大屠杀，日方的报告虽然对被屠杀人数列举了包括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数字（30万）在内的一些数据，但是明确阐述“日军进行了针对俘虏、逃兵和百姓的集体或单独的屠杀，强奸、抢劫、纵火也不断发生”。而中方则引用大量事实材料阐述了日军暴行的反人道性质，并指出日军当年在南京的暴行通过英美记者、西方传教士、在南京的英美德外交人员传到外界，令世界舆论哗然，但是在日本国内却一直被封锁，直到日本战败后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时候，日本国民才得知真相。

　　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中方注重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本质，日方更注重研究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双方的表述和关注点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基本没有影响到对事件本质的判断。   

　　期待第二阶段研究

　　中日历史民间研究并不是刚刚开始，甚至在两国建交之前，就有了民间学者的交流，建交后研讨会更是不断举行。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设立基金，支援有关近现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关系的历史研究。中方也设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协助日方进行历史研究。据参与的学者回忆，当时双方彬彬有礼，但只是交换意见，没能进行思想碰撞。中方后来出版了30多本书，日方更多。

　　这次研究则是中日间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研究结果将会提交双方政府。虽然只是学术交流，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但是可以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通过思想碰撞逐步认可这些事实，并把对方国家的观点介绍给国内民众。

　　第一阶段的共同研究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仍有许多问题需在第二阶段继续研究。相比起来，第二阶段的任务可能更为艰巨。近现代史部分由三部九章构成，第三部是《战后中日关系的再建与发展》，包括《从战争结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新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历史认识与历史教育》三章，此次报告中没有这部分的论文。报告指出，这部分涉及的历史距离现在比较近，相关资料的开放尚不充分，而且也包含了与当前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为了使共同研究真正促进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方面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拟将这一阶段的问题纳入第二阶段继续研究。不过报告也指出，迄今为止，双方学者就其中一些问题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中日历史问题是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的复杂现象。政治家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坚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才可以为两国学者创造冷静深入地研究与探讨历史问题的环境；而基于历史史实的扎实的学术研究，则可以给两国民众以正确的历史知识，促进两国民众间的思想与感情的沟通。双方学者都衷心希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二阶段开始的时候，政治外交和民众感情创造的环境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