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网上关注美国哲学学会（APA）的介绍，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即美国哲学学会截止目前共设立20个分类奖项，其中来自其他机构或协会的奖项2项，最新设立的奖项2项，即Prometheus Prize和APA Quinn Prize，前者是一个出版公司设立的奖项，后者则是为了纪念Philip L. Quinn而设立的。仔细阅读这些奖项的申报说明，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点，其一，奖项的来源多元化；其二，所有奖项的评审规则简单、严谨、透明；其三，所有这些奖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奖励金额比较小，最大的奖励额度也仅为1万美元，最小的则只有300美元，可见，这些奖项更加突出的是荣誉。反观国内哲学界的情况，与美国相比不能不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奖项稀少，来源单一，奖项的评审规则繁琐、不透明，再有就是国内奖项奖励额度喜欢大而乱。笔者作为职业哲学工作者，竟然没办法知道中国到底有几个哲学类的奖项，相信与笔者有同样困惑的哲学工作者不在少数，即便听说过的如“金岳霖学术奖”，也无从看到它的评选细则，最近新推出的“洪谦哲学论文奖”的评奖规则基本上与美国的做法相同，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开始。

　　面对上述对比，我们自然会追问一句，以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何种地位？坦率地说，包括哲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相对于自然科学类总体上已经与国际接轨的现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要说接轨，甚至连对话都达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处于如此落后的状态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造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落后：其一，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功利主义认知原则主导下的歧视性政策安排是主要原因。时至今日，我们的政策安排的主旨仍然是倾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的精神变种；其二，长期以来存在的意识形态扩大化影响与研究禁区的潜在划界，严重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第三，投入与奖励系统的严重短缺直接促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落后的局面。国家基于国际竞争的紧迫赶超任务，导致我们的战略思维锁定在功利主义的认知模式上，任何一项投入能否马上产生立竿见影效果，已经潜在地成为各级决策者的首要考虑因素，而人文社会科学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自然是排在所有科技活动的后面的，大多时候是采取象征性的支持，这种思维模式就从整体上制约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再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受到的干扰因素太多，导致人们的观念被束缚，从而也无法得出创新性的新思想，如我们国家有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但是，我们数万人队伍的创造力却赶不上一个小小的法兰克福学派几个人的工作。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遭遇的信仰危机与价值观重建的艰难性，充分反映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乏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能够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这份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是无法建立在思想观念落后的族群基础之上，因此打破思想禁区是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

　　在中国，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已经势在必行，鼓励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励与评价系统的多元化，这是改变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总体落后的最有效的手段。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承认渠道一直是单一的，这对于思想的解放已经形成一种障碍。同时，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严重偏低，这从总体上制约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后劲，如自2007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的投入刚刚超过2亿元，2008年达到了2.34亿元，看起来不少，这可是全国22个大的学科门类的总投入，这点投入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相符，如果我们潜意识中还在纠缠于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用的争议，那么，我们今天遭遇的整个社会的失范现象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忽视人文社会科学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因此，它是值得我们为之投资的，否则改变人文社会科学落后的面貌将很不乐观。再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奖励应该适当增加，资金的来源应该多元化，我们现在的奖励系统仅有官方的，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思想的开放性。当下某些官方的社科成果奖励系统已经变相地成为了一种权利交易的场所，如已曝光的某地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基本上是官员的集体展示，很难想象这些成果有多少价值，这个奖励系统对于广大人文社科学工作者还有多少激励作用，如果有私人奖励系统的出现，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因为那些来自私人的基金是不喜欢为假大空的理论投资的，所以开放奖励与资助系统的多元化，以及评审规则的透明化，是解决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学创新活力不足的根本途径之一。毕竟未来强大的中国，不能仅仅是一个经济上巨人，她更应该是人类思想上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