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

　　首先非常感谢人民日报、人民网给我创造这么一个机会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其次，上述三位同志的发言都讲得非常好，给我很多的启发，我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意见。

　　在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或者在这次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现在学校的制度问题，特别是学校的管理问题，包括刚才几位同志提到的学校的自主权问题以及行政化问题。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这样一种认识或者这样一种讨论，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问题本身，我们既要超出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问题，又要结合这个问题本身的科学角度和现实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恐怕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对规划纲要的理解乃至于以后它的实施会有一些更好的把握。所以，我想围绕这个谈四点意见。

　　第一，我觉得对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乃至于其中某些内容，目前大家的意见、认识和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关系到或者涉及到我们对整个规划纲要的意义和功能的认识。实际上规划纲要的制定并不仅仅是对未来我们教育改革、发展去描绘一幅蓝图，同时，它也是对我们在前面30年教育改革的一个总结，乃至于把30年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某些成熟的经验积淀、内化和制度化的过程。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规划的意义和功能，以及在规划中所提出的包括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这样一个主题和这样一个内容。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对未来教育改革发展蓝图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把它看成是我们过去3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经验的内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如果我们来考虑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的任务和基本的格局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说的是主要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是建立了初步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主要也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体制，第二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学校制度。

　　我们是要把它制度化，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够不断地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积淀它的成果、它的经验的话，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不成熟的。所以，我觉得要这样理解我们规划纲要的意义以及它所提出的这些命题，包括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乃至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目前提出的各种要求、各种目标、各种政策措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单纯把它看成是一个我们将要去实现的，而要缺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的，我觉得恐怕会有失偏颇，也不能真正地理解规划纲要的意义、价值。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学校制度包括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去分析它，我想可能会更好地理解、领会规划纲要的意义。

　　第二，结合现在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全球化，包括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当前国际上各种竞争，我觉得，我们现在强调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目的是什么。否则这些提法、这些措施为什么要这样提，如果不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指向，理解它为了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单纯就这些措施来谈这些措施，我认为恐怕也是不够的或者是有失偏颇的。

　　我个人理解，包括我自己在参与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现在的大学和过去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它越来越参与到社会现实中去，而不是脱离这个社会，甚至成为不同国家在高层次竞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说，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包括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期望值，事实也是如此，不仅仅是一种期望。

　　我曾经听说过有些国家有些人说即使这个国家的某些设施被摧毁了，只要它能够保证它的这些精英大学，它一百个不担心。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我自己在学校工作，包括参与一些国际合作，包括参与一些学校建设、改革的项目，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理解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样一些条目，包括这样一些内涵、这样一些政策措施，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更好地发挥或者说释放大学的潜力，发挥好大学的活力，使它能够为国家去建设我们这样一个小康社会、去提高我们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是我们一个最直接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说我觉得为了大学本身怎么样，不是为了大学本身能够有一个很顺的环境，不是单纯这样。

　　在我们评价大学的时候，历来我们有两个这样的纬度，一个叫做水平，一个叫做贡献。水平高并不一定贡献大。我可以有很高的水平，但我不一定对社会经济发现有很大的贡献。同时，中国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恰恰是能够很好地把它结合起来。如果从一些单纯的学术水平来说，恐怕我们和一些国际上的大学并不一定是达到他们拿了那么多诺贝尔奖，但是中国的一些大学，包括一些特别好的大学，对中国的经济贡献和人才培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在规划纲要中，特别是现代学校制度，特别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些目标是要释放大学的潜力、发挥大学的活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小康社会的发展乃至培养拔尖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作用出来。不是简单地说就条文理解条文本身。

　　第三，我觉得在这次规划纲要中所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包括这样一些大学、教授治学，包括行政评价，包括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包括岗位制度，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它浓缩一下、还原一下，实际上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一个行政、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我们现在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围绕这两者来争论的。

　　其实我个人理解，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二元化的结构，就是二元化的组织，这不奇怪。大学和其他的社会组织是不一样的，军事组织完全是按照一个军事的命令，经济组织按照经济来管理，大学组织本身是一个二元系统，是一个二元化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同时有学术这条系统，同时有行政这条系统，这两条是并行不悖的。“共同治理”这个提法我是很赞成的。并不存在一定要把另外一个否定。

　　这是大学的特点，为什么别人常常说大学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或者大学有它自己独特风格的组织。从行政的角度来说，它是追求效率，而从学术角度来说，它是追求知识创新的，两个目的都不一样。当然，还有很多，涉及到资源配置、管理、价值、评价等等。我顺便说一句，包括我们在规划纲要的讨论，包括评价，包括征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把握和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把握科学性，规划纲要首先是一个科学，我记得在2008年底我们规划纲要启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使这个规划纲要从2012到2020年一直能够起作用，而不至于中间不起作用。当时我们讨论，一定要有规律，要有科学性。

　　大学这种组织特点就是这样一种组织，所以我觉得，不可偏废，也不可偏颇，还是应该强调怎么样使这两个东西很好地协调起来，在规划纲要中应该更多地把这两者更好地协调起来。使得我们的政策包括我们的措施能够更好地科学性，符合科学性就符合教育的规律，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大学管理的规律。不是单纯地说强调这个和那个，是要把它们协调起来，这是大学的特点，大学组织的特点。

　　去年年初，温总理让我去写一篇文章，就是讨论去行政化，当时我并不是特别赞成这个提法。我以清华为例子，我写文章喜欢写的比较实一点，充分尊重学术委员会的权利，当时文章中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大学的事并不是所有的教授说了算，但是学术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教授的权利。当时很多报纸引用了这个话。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治理。

　　当前来讲，对于多数大学来讲，矛盾的主要方面可能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建立学术权利。

　　第四，我特别想说一下，即使我们说大学是行政和学术两个系统、两元结构，但是大学的行政和其他的行政又是不同的。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又是不同的。我过去在一个大学当书记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一个对管理的规定性定义，从学术角度来说，我自己给它一个定义，我说什么叫大学管理呢？大学管理，管的是理，管理学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定义，管理是干吗呢？是把理管好，把道理管好，而不是去具体地管人。

　　大学这样一种“管理”和企业“管利”是不一样的，企业是要管好利润，用利润带动整个企业的运行，行政组织管好这个力是权力的力，而大学特别是这种文化组织，它是要管好理，它的行政管理，虽然它作为和学术同样的一轨，是双轨，是两元结构，但是它的行政结构和其他行政管理是不一样的，它是管理，也不是管“利”，也不是管“力”。

　　而这个道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学术为中心，以学术为本，以学生为本，以追求知识创新为它的根本价值，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为它的根本价值。同时行政上的教育，以授权、分担这样的体制来实现。美国大学之所以办得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它非常重要的经验，美国大学之所以上升到世界很高的地位与分担和授权的学术管理的新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大部分可分担的、可授权的学术管理。

　　换句话说，这种行政管理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命令的基础之上。所以，即使学校是双元机构，是二元体系，学术和行政，但是这个行政和一般的行政又是不同的，是建立在道理的行政基础之上，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行政，是建立在分担、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上。我觉得这些还需要在规划纲要中，包括在以后的实施细则中进一步说透。我讲的这些既是我们现在的实施体系，也是一个大学基本理论。

　　我们现在对大学的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非常好，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要理性化地对待，理性化对待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科学。大学、高等教育，教育都是一门科学。我就说这些，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