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动机】
在“人民尊严”概念被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迅速普及的当下，事关“人民尊严”内涵的各项实质性改革，如何得到延展便成为人们接下来的重点关注。
最新的消息是，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二次房改”，在学者专家的推动下被部分人大代表做成议案，并已被列入本次人大会议的正式议案。建议中的住房制度与我国现有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将住房定位为民生，而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名词解释】
二次房改
核心内容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根本目的是解决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
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
三支队伍则是政府和民间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
这对二次房改的推动有着重要意义。”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会员、致力于二次房改和住宅法立法事业的李明在获悉该消息时，难掩兴奋。而对于“二次房改”内容，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开发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感觉是要回福利分房的老路。”
不过，或许如同在本次两会被不断提起的“保障房”一样，不根本改变“土地财政”的模式，“二次房改”也将是空中楼阁，因为“二次房改”会在根本上影响地方财政和开发商的利益。
缘起
一年半前的一份建议书
2009年8月份，一份名为《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二次房改建议书》，让发起人李明成为闻名全国的争议人物。
事实上，从那以后，“二次房改”便成为热词。先是有“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牵头调研二次房改”的报道出炉，然后是齐骥的出面否认，李明甚至“一度有点茫然”。
李明的选择是找出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地址，不断寄出他的建议信。李明也尽可能的利用一些论坛、会议机会，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影响高层”。不过，很多时候他的建议案，都不被重视。
“很正常。有心理准备。”李明对记者表示。事实上，多次写信给国务院相关部委，他的建议没有获得相关方面的反馈。
机缘巧合，在接到李明“求助电话”时，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律师迟夙生正在看电视连续剧《蜗居》，正在为年轻人被高房价“压迫”而感慨的迟夙生毫不犹疑的决定把“二次房改”作为议案提交。
与迟夙生一样力挺“二次房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寓群、致公党中央常委朱天慧、湖南省有色金属控股集团董事长何仁春等。农工党中央和民革中央不约而同地递交了“二次房改”的提案。
“事实证明，我不是堂吉诃德。”进入正式议案序列，这已足够让李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有了不需掩饰的兴奋。[page]
核心
“二次房改”的“三三制”
“二次房改”提案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和“四定两竞公共住房改革”的具体方案。
所谓“三三制住房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改革目标是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
所谓的“四定”，就是“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两竞”即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的中标方式，招标供地建设的准市场化平价住房，供应对象主要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
外界认为李明的“二次房改”主要指向是“解决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
中国自1998年开始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房价一路向高。“招拍挂”土地转让制度（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出让国有土地）下的土地财政，已使得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达成了某种类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低端收入人群政府有保障房，高收入者可以完全靠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住房压力越来越大。”李明承认自己重点关注的是“夹心阶层”。
争议
要政府和开发商让利，可能吗？
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这种设计很像限价房政策，甚至感觉是重回福利分房老路。”一名湖南本土开发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很“坦率”：“规定的5%利润率，哪个开发商愿意做？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愿意放下维持地方财政的关键的房地产税费？他（李明）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不大可能。”
阻力显然足够大。事实上，比李明理想中的“公共住房制度”适应人群少得多的限价房，在中国目前仍是非议颇多、艰难在路上。
11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住房绿皮书》指出，二次房改的提法和意义是不大的，中国住房改革的问题是没有对当下政策的很好执行。有媒体给李明的二次房改冠上“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标签。
北大房产研究所长陈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二次房改”是否可行还值得商榷，阻力会很大，“土地资源完全掌控在政府手里，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尝到太多甜头，二次房改要让地方政府放弃这块‘财政天鹅肉’”。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兴文则认为，“二次房改”难的根子是在“土改”上，先要改变供地制度，才有望解决高房价问题。
甚至，有人认为“二次房改”会让中国住房分配走上福利分房的老路。
回应
李明：控制建房成本不是配给制
“我们提出的并不是计划经济的、要通过供给制给60％的中间阶层配给住房，更不是等同于保障性住房对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我们提出的建房标准就是把建房成本实际上加以固定化，使房价的期望值比较确定。定税费率和定利润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实现的。”李明表示。
事实上，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曾提出“三控”降房价的提案。通过控制地价、控制税费、控制开发商的利润来控制房价，“许家印提出国际上通行的5%的开发商利润标准，因此我们的‘二次房改’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想法的延续。”
不管如何，业内领军企业人物的“心有灵犀”，以及“二次房改”正式走进人大视野，这些都让李明信心倍增，他认为“二次房改”信号已经发出，全国上下都已经形成了共识，“改革的时机已经到了”。[page]
新闻链接
易宪容：住房市场需要二次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住房公共政策是一个大方向”，住房市场“第二次革命”十分必要。
易宪容认为，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成绩显著，但货币化改革启动后住房不平等状态并没有改变，并导致了不少新的问题。面对当下中国住房市场的困境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要对中国住房市场要进行更为彻底的制度改革，本质是要建立起住房市场的公共政策体系。
易宪容分析，住房市场利益关系更是错综复杂，改革难度应该不小于当年的股权分置。
易宪容提出“橄榄型”设计模式：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应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或公屋体系，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70％的中低收入民众的消费性住房，在政府土地政策、住房货币化补助、利率及税收优惠条件下，通过住房市场来解决；剩下20％的中高收入的住房供求完全由市场决定，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也不要对其住房产品的属性即投资和消费进行严格区分。
“如果住房发展只是为投资者获利而不是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市场，或不是以提高全体公民住房福利水平为目标的市场，那么这种住房发展制度就离开了住房公共政策实质上的正义。”易宪容认为。
二次房改的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冯海宁（北京 媒体从业者）
在社会舆论和上百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动下，二次房改有了实质性进展。二次房改的倡导者李明近日告诉记者，30余位人大代表领衔提出的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已经列入本次人大会议正式议案。
据报道，二次房改议案的核心内容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根本目的是解决夹心阶层的住房问题。这显然与现有的住房制度存在偏差，如果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改革，必然有不少现实障碍不好突破。
如果进行二次房改，很可能要重新来设计房改路径。对监管部门来说，尽管会承认在住房分配上还需要研究更加照顾公平的问题，但其依旧会认为目前各项制度和措施正在向公平靠拢——随着《住房保障法》和《住房保障工作考核办法》等法规出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公租房、商品房等将解决不同人群的住房问题，二次房改要过监管部门这一关并不容易。
另外，二次房改难过财政关。尽管二次房改的倡导者称，二次房改不是要政府真金白银的掏钱，但让政府让利却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为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房屋住房服务，多多少少是需要投入的，而且土地财政收入因此要大大减少。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无疑将有很大的财政压力。对负债累累、财政收入比较单一的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土地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可能政府很难正常运转，其他公共投入很可能就会减少。
二次房改的核心是为中等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但现实是，我们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供应量连低收入者需求都不能满足。到底优先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还是中等收入群体住房？政府为60%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住房服务，会不会影响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
从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看，其有些理想化，没有充分考虑到二次房改的复杂性——牵涉到财税改革、土地改革等。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进城人口越来越多，住房问题并不是政府唯一要面对的问题。政府财力面临严峻考验，解决住房问题必须要进行合理安排，首先要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其次要渐进式解决中等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一下子解决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并不现实。
我并非反对二次房改。在我看来，是否进行二次房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住房制度更符合中国人多、情况复杂的国情，能否科学有序地解决民生之困。二次房改的梦想能否照进现实，其实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现实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