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科学无疑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整合发展。在研究工具的跨学科运用中，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运用。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产生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交叉学科。
　　国际范围跨学科研究联合的典型案例——“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经验，对阐述政府理论跨学科整合发展的目标与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该委员会由葡萄牙古本根基金会资助成立于1993年，由美国宾厄姆顿大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担任主席，由10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组成（6位来自社会科学、2位来自自然科学、2位来自人文科学）。该委员会郑重提出重建社会科学的倡议，并积极开展旨在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开放社会科学》一书。该研究明确指出，以往“以探寻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今天正在致力于 “如何消除19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或社会文化）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并解决这些彼此分离的领域存在的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充分地把这个问题重新开放出来。”由此可见，开放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是该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根本宗旨。显然，开放社会科学无疑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整合发展。
　　为了加强跨学科综合研究，“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提出了非常现实而具体的重建社会科学、加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第一，扩展大学内部或与大学联合的各类机构，集合各方面的学者围绕某些紧要主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共同研究。第二，在大学结构内部制定跨越传统界限、具有特定的学术目标并且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得到资金保障的整合的研究规划。第三，采取强制性联合聘用教授的办法，改变过去教授仅仅隶属于某一个系的局面，鼓励每个人同时受聘于两个系，其中一个系的专业与拥有的专业学位相关，另一个系的专业则与个人兴趣相关，或与所做的研究工作相关。第四，联合培养研究生。无疑，“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提出的上述开放社会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理论发展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大致说来，政府理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目标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实现研究工具的跨学科运用。美国社会学家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说道，“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这就是效用最大化假设。贝克尔正是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课题加以研究，形成了富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无疑，在研究工具的跨学科运用中，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运用。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产生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交叉学科。如果说贝克尔是把经济学方法扩展运用的领域最为广泛的话，那么公共选择学派则是把经济学方法运用于研究传统经济学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开创者。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用经济学的方法——以经济人理性为前提假设，探讨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政府和政治过程。这样，它不仅克服了传统经济学把政治过程作为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的缺陷，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用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动机假设丰富了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天然代表公共利益的神话，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对个人行为动机的矛盾假设——市场领域是“理性经济人”而政治领域是无私的“公共人”。这为实现经济学与政治学两大学科采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政治和政府这一主题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它标志着政府理论跨学科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自此以后，如果经济学还想当然地、不加分析地将政府干预当做克服市场失灵的万应灵丹，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如果政治学在探讨政府职能时不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作出分析、不以政府与市场的替代作用为基础，那么这种分析就被视为不完整、不充分，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这种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广泛运用已经成为而且仍将继续作为政府研究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特征。
　　第二，形成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新学科。交叉新学科的产生既是跨学科研究的最重要途径，也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随着研究工具的跨学科应用，研究主题的交叉重叠，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新学科大量产生。其中与政府主题相关的新学科有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目前这两个名称在我国都有使用，但有逐渐被后一名称所取代的趋势）、管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这些新学科的产生不仅完善了政府研究方法，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政府研究主题的外延，丰富了政府理论的研究内涵。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克服了以往政府研究上只注重定性分析、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的缺陷。以往的政府理论只能对政府职能、政府绩效进行定性分析和描述，难以进行定量分析。自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引入政府研究以来，不仅以往无法计量的政府行为通过公共物品、公共经济理论得以解决，而且政府行为的公共性也通过公共选择规则程序的设计予以保障。可以说，上述交叉学科从根本上解决了难以用“公共利益” 这一抽象概念来判断和考核政府行为优劣的问题。二是有利于从系统综合视角分析和研究政府改革问题。以往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政府改革或当做政治体制改革而归为政治学课题，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而视作经济学的任务，甚至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层面上，没有把政府改革当做一个系统的综合改革过程来对待。这也是我国历次政府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的根本原因。政府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必须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亟待形成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政府改革学，以适应日益广泛而深刻的政府改革现实需要。
　　第三，进行重大现实问题的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研究。可以说，当今社会中许多重大现实问题都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特性，很难将其简单地归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通过单一学科很难解决。以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为专长的经济学家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认为，“大多数国家实际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提出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我们只有从政治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才能有助于理解贸易政策的制定。研究与政策相关领域（如公共财政、产业组织、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突与合作）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发现需要关注政治学。而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对经济政策以及选举、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正规模型越来越感兴趣。”这一点对正处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捍卫学科，但不能唯学科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相对稳定，有利于区分学科进行领域性的研究，但中国当前正处于转型中，其最大特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强烈的整体性特征。在这个背景下，过分强调学科分群，将导致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肢解。”的确，当前我国有太多的问题亟须采取这种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研究。例如当前非常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问题既涉及到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又牵涉到社会价值追求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利益调整、收入再分配，触及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解决，必须整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在内的各路专家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在社会科学发展的今天，这种合作研究不仅是实践的迫切需要，而且是社会科学各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