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说到底是人生、人性、生命、人情、人品的外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的散文不是“写”和“造”出来的，而是“修”和“流”出来的。一个散文家与其说整日地想着创新，还不如在人品和文品上进行双修，当他或她对于天地人生确有参透，并付诸文字，一定会有天地至文产生。
　　如果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散文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创作热潮，那么在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这种热度开始降温！当新世纪已愈九载，中国散文则有冷却之势。从“中心”的角度观之，这不是一种好现象；但是，从“边缘”的角度理解，这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正符合了散文的本性—— 平淡、自然、超然。在我看来，2009年的中国散文渐渐走出了“异化”的误区，重新回归正途，并蓄势待发，开始了新的征程。在这一年中，除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外，还有几本散文集值得注意，它们是张炜的《芳心似火》、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吴佳骏的《掌纹》、江少宾的《打开的疼痛》等。
　　穿越时代的理性思考
　　受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影响，中国散文开始一齐将目光投向“历史”，于是从“历史深处”发掘文化的内蕴，成为散文家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一方面，这是有价值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作家对于时代的忽略、盲目甚至麻木。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的中国散文对“历史”渐渐疏远，而将目光投向现实，尤其对于时代有了穿透力。
　　王开岭的《现代人的江湖》着力探讨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困境。在作者看来，随着人们智力的提高，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弱者”都“生活在险境中”，于是他提出如何建立“社会程序和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让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在同期同本杂志还发表了唐翼明的《阅江楼清谈》，较王开岭的直率尖锐不同，此文儒雅冲淡，但它的“说道德”、“说诚信”、“论朋友”，却都是面对现实的失德、失信而言的，且在娓娓道来的说理中透出智慧之光。周闻道的《官场词语》颇有力量！作者将纷纭复杂的官场进行了修辞学意义的解读。方英文的《公务酒》也是揭露官场的，作者通过官场喝酒的众生相，幽默诙谐地讽喻了现实，颇有林语堂《论政治病》的流风遗韵！郭文斌的《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思考的是人类的异化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安详”乃至 “安详主义”，以便医治现代人的焦虑症，帮助现代人找回丢失的幸福。贾平凹发表了《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一文，作品具有关于时代、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和宇宙的层级式追问的向度，而其内核则是“人性和精神的东西”，从而使这篇散文具有了精神的高度！铁凝的《文学是灯》也坚守文学是时代、社会的精神明灯的信仰，不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的经典作家、作品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能震撼人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时代、回答了困扰人们的种种问题、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阴霾、点燃了社会和文化转型期前进的灯盏。今天，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在形式主义渐行渐远的时候，在经过了世纪之交的困惑之后，我们的文学包括散文就不能不思考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并穿越层层障壁，获得精神的光芒绚丽。或许，在这方面，2009年的中国散文是个非常好的起点！
　　“情”之一字动人心魂
　　清人张潮曾在《幽梦影》中表示：“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认为，“除非我们有情，否则无从开始我们的生命。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味，花朵的愉悦，禽鸟的羽翼，女子的趣韵，和学问的生命。”在散文创作中更是如此，“真情实感”简直就是散文的生命。2009年抒情散文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内在化的心灵震动。
　　张国龙的《亲情的距离》是一篇情真意切、令人心颤的文章。与一般散文注重写亲情的“亲密无间”不同，作者立意于探讨亲情中复杂微妙的内容。吴佳骏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但他的抒情散文写得极其精彩动人，尤其在情感的开掘方面颇有深度。较有代表性的是《墨水灯》和《背篓谣》。表面看来，这两个题目都是小得不能再小了，然而，作者却能以小见大，将无限量的亲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江少宾的《今宵别梦寒》也值得一提。作者以母亲之病和父亲之忧开始，从作为人之子的“我”的无奈和惭愧为中心，展开自己的叙事，而这中间又包含了几许难以言说的情愫。
　　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是不同的，子女对于父母与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也是不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有情，有珍视，有反思，有羞愧，有超越。正因为有了真情，有了感人肺腑的情感的激流，才能动人心魂，产生内在的持久的审美力量！近年来，不少散文越来越看不起“感情”在散文中的力量，甚至虚构和亵渎散文中的“真情”，并认为它是小儿科，且早已过时了！殊不知，“真情”是散文的灵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真情，都能将真情委婉地表达出来，且真正地感动人心的。就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 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情”在散文中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根本的性质。
纯朴的诗意与高尚的境界
　　“大文化散文”流行以来，不仅“真情”受损，就是“诗意”和“境界”也渐行渐远，人们往往更注重所谓的知识性、思想性和表现性。2009年中国散文较少看到横空出世、高谈阔论的“大文化散文”，而多了些生活气息浓郁、平淡、自然、诗意的散文。从风光旖旎的角度看，这些散文也许并不惹人眼目，但是，从散文的本性看，它们更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在我看来，这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一种境界。
　　韩小蕙的《精致扬州》虽然也谈到扬州屠城的历史惨烈，但更多的是从文化尤其是从饮食文化角度赞美扬州，从而表现出从容自若、平淡的诗意，境深界远的审美趣味。彭程的《返乡记》叙述的是“我”与父母自京返乡所遇的一个个故事，与亲戚、朋友、同学之间的联系。其中毫无传奇可言，甚至没有多少悬念，可谓平常、平淡、平凡；但它们却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在淡淡甚至略显冷漠的叙述中，其实包含更多的是依恋、感喟、悲悯和心疼。要做到这些，显然是需要博大、仁慈的情怀！鲍尔吉·原野是位颇有爱心的散文家，他的《掌心化雪》就是诗意盎然、天容地载的经典之作。2009年，他又推出《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其中有宗教的情怀、幽默的机智、诗意的歌唱，更有博大的仁慈，作家的温暖一如冬日的阳光温煦和平。平原木《开在女人身上的花朵》可谓风姿绰约！它通过一个女人大半生与“金饰”的纠缠，展示了女性爱美的心灵！作者的想象力是惊人的，感觉是神妙的，悟性几乎是天成的。王充闾的《庆生辰》是写张学良过生日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张学良过着不同的生日。更重要的是，作者从张学良的生日中看到了有异于常人的谦和、超然、幽默、智慧。王充闾实际上是通过张学良的人生来感悟生命和天地之道，并探讨人生快乐与幸福的真谛，这样的思索和探求是朴素的，也是诗意的。
　　要真正理解水中月、镜中花、烛之光、月之韵，就必须有一片清透灵明的心境，有内在的大光的照耀。2009年散文就有这样的特点，由于作家心地纯粹、宁静致远、富有灵心和爱意，所以能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的诗意，能在凡人琐事中发现高尚的审美境界，从而增加了散文的广度、深度和厚度。
　　精神漫游与艺术探索
　　中国散文一直遵循传统的老路进行创作，即写景、抒情、写意和体悟，这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这一传统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和模式，从而使散文写作过于单一和简单化，缺乏鲜明的个性和创造性。近现代以来，另一形式的散文创作悄然兴起，它试图对传统有所突破，追求纷纭、模糊甚至晦涩的审美趣味，强调复调叙事，以增强散文的表现时空和内在张力，这不能不说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因素的介入直接相关。较早的是鲁迅的《野草》，到后来是新时期新感性散文的崛起。 2009年，也有不少散文在精神和叙事上都有探索，它们试图突破模式、打破常规，强化创新意识。
　　熊育群的《荒凉的盛宴》是写非洲大陆的，它不是按传统中国散文的“明晰”笔法展开，而是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幻觉，甚至包括第六感觉等都集于一处，充分发挥作家的内在潜能，以书写这个陌生的异域，于是建筑、音乐、诗歌、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较好的融合，由此可见印象派等现代主义对于熊育群散文的深刻影响。作品不是单向度的呈现，而是塑造了一个大型的交响，是一个天地之间的盛宴。商震的《散文瞬间》表达的也是一种具有现代主义气息的深切感受。王岳川的《问题与立场相关——追思余虹》是纪念余虹的，但其中也不乏现代主义的思索与焦虑，还包含了某些神秘主义的因素和气氛。这是一种“文化的哀伤”，更是对于未知命运的追问，也还是一种包含了醒觉的参悟。《李静散文》突破了常规散文的叙事时空，充满了个性的锋芒、理性的分析和睿智的省思，也包含了某些张力效果和神秘气息。在中与外、古与今、历史与现实、艺术与哲思、冷与热、讽刺与包容、偏锋与平正、解放与重建等多元化的时空中，展开自己的叙述，这是李静散文的广阔深邃之处，也是其散文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穆涛的《信史的沟与壑》是篇奇文，它用带有后现代的眼光重新读“史”，从“字缝”——也可以说从“沟”与“壑”里，读出了历史的沧桑，也读出了历史和人生的智慧，至少获得了一种重构历史的视角。
　　概言之，2009年的中国散文是宁静的，我们较少看到浮动与喧哗，更多的是沉实，是一种收获后的丰足与内蕴。不过，它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受散文之“散”的影响，我们较少能看到“形聚、神凝、心散”的作品。二是多数作品停留在技术层面，而难进入“道”的境界。三是表面化写作和虚假的写作多，而有深度、有真情的写作少。四是不少作品的境界与品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散文说到底是人生、人性、生命、人情、人品的外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的散文不是“写”和“造”出来的，而是“修”和“流”出来的。一个散文家与其说整日地想着创新，还不如在人品和文品上进行双修，当他或她对于天地人生确有参透，并付诸文字，一定会有天地至文产生。试想，当一个作家没有爱心和感恩之心，只相信动物法则和流氓规则，他如何能写出温暖人心的绿色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