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7月底撰写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变革〉一文》，批判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卢格的政治哲学。卢格推崇政治理智，而马克思通过发现工人起义的社会理智因素，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相异于政治理智的社会理智，是要求变革私有制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整体性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构建无产阶级社会政治哲学的任务。
　　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
　　卢格认为，在非政治的普鲁士国家，人们缺乏普遍的政治理智，不了解贫困的根源。因此，西里西亚起义是弱小织工的局部行为，是狭隘的地方性事件。按照卢格的说法，好像具有政治理智的政治国家就可以消除贫困了。马克思以当时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和法国普遍存在贫困的事实说明，即使实现了政治解放，即使人们普遍拥有政治理智，也不能消除贫困。
　　在英国和法国，官方把贫困归咎于行政管理上存在的缺欠。马克思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本质，如果只改变行政管理形式，贫困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现行国家的本质是维护私有制，因此，所谓贫困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本质，也就是在于国家所维护的私有制的本质。国家的这一本质决定了行政管理机构对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无能为力的，对贫困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的。
　　针对卢格关于“政治理智定会发现德国社会贫困的根源”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政治理智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理智，它越敏锐、越活跃，人们就越被它所蒙蔽，越不能认识社会缺陷的根源。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政治理智非常发达，政治热情极为高涨，以至于人们的视野只局限于政治范围，只看到政治弊病，而看不到社会弊病，错误地把贫困这一社会缺陷看做政治弊病的表现。政治理智表面上是理智的，实际上是非理智的，是对意志的崇拜，是意志万能的观点。在它的支配下，人们的政治反抗沦为政治骚动。
　　政治理智不是穷人的理智，而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人的理智。只是那些有了一定私有财产的人，才会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去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在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起初受着资产阶级政治理智的蒙蔽，以为只要改变政府的组织形式就可以摆脱贫困。法国里昂工人就把民主共和国作为起义的目标，而不懂得他们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他们的起义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与之不同，德国的工人起义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社会革命的自觉目的，因而具有超越狭隘的政治理智的普遍意义。
　　卢格蔑视德国工人，认为他们缺乏洞察一切的政治灵魂。马克思批判道，德国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但德国是先进的“哲学的民族”，德国工人具有很高的理论素质。在作为起义号令的“织工之歌” 中，工人明确提出反对私有制社会，认为正是私有制使他们处于贫困的境地。马克思赞扬道，德国工人起义在开始时就达到了“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起义结束时才达到。可见，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说的“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认为卢格对政治理智的依赖脱离了德国的特殊国情。在英国和法国，政治意识确实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能承担起政治革命的任务，如果宣扬政治理智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却能够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任务。政治上落后的民族，能够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哲学，并能够通过革命行动使这种哲学变为现实。
　　卢格试图把代替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民主政治国家视为个人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阐明个人脱离体现自己社会本质的共同体是全面的异化、非人化，这特别表现为劳动异化，它使工人脱离了全面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失去了一切社会权利。因此，真正的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政治国家，而是现实的、体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共同体。
　　卢格在强调政治革命的同时，也谈到过社会革命。“可是他赋予社会革命的是政治灵魂，而不是社会灵魂。”在他看来，政治灵魂是整体的观点，它不仅引导政治行动，而且贯穿于社会行动中，这就使社会革命隶属于政治革命了。马克思说，“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不过是政治革命的同义语，与之相反，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的命题。由于国家是同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革命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全面的、整体性的革命。社会灵魂就是主张既变革私有制社会、又推翻现存国家的整体的观点，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全面革命的观点。这种社会灵魂付诸于行动，就将实现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体性改造。
　　超越旧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对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用新的社会政治哲学代替旧的政治哲学。近代政治哲学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政治理智，卢格深受这种政治哲学的影响，他把政治意志万能化，试图用民主政治的形式来解决德国工人的贫困问题。马克思则力图构建集中表达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理智、社会哲学。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相关性决定了它也包含政治哲学的维度、方面，这种政治哲学以社会哲学为基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社会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认识政治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追溯政治国家的社会根源和基础，阐明政治国家是维护私有制的政治制度。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仅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而且是批判现有社会结构的方法论。这样，哲学就不再是原来作为抽象整体观点的政治哲学，而是成了主张全面改造社会结构的社会理智、社会哲学。原来的政治哲学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哲学之中，成为社会哲学的一个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写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之前，尽管马克思当时正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他不仅未放弃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而且还积极创建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随着现代社会奴隶制的克服、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家将会消失的观点，还比较抽象、笼统。后来，他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第二，用社会共同体代替政治共同体。马克思反对卢格政治共同体的主张，他对共同体的规定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考察个人与社会生活相离异的原因，特别是劳动异化的原因，得出对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革命、建立体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共同体——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的。
　　第三，重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研究。马克思十分重视思想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狭隘的政治意识是意识形态的典型形式，它具有蒙蔽无产阶级、诱导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目的的功能，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马克思捕捉到德国起义工人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因素，强调它对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重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思想，然而，他们很少涉及理论如何与革命实践结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分析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任务。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又区分了政治理智和社会理智，指出了政治理智的局限性，阐明无产阶级只有形成社会理智，才能成为自觉的、独立的力量，才能实现全面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与卢格的决裂说明，马克思已经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新的社会政治哲学代替旧的政治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