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名称 　　唐代墓室壁画研究
　　成果类型 　　著作类 
　　出版时间 　　2005年10月
　　出版单位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成果内容简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发掘或清理并且公布的唐代壁画墓多达120余座，其中约80%集中在陕西关中唐代京畿地区，均为皇室贵戚和王公高官的墓葬。另外几个唐代壁画墓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山西太原、宁夏固原、新疆阿斯塔那、湖北郧县和浙江临安。这些壁画墓大多有墓志纪年，年代覆盖唐代各个时期。不断出土的唐代壁画墓已经成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重要的史源。唐墓壁画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及审美理想等方面的某些文化景观，具有“证史”、“补史”和“写史”的作用。历年来学者们对唐墓壁画的性质、设计观念、内容布局的分期、题材的分类、绘画风格和技法等方面做不同程度的研究，也对某些图像从历史文化方面进行了考释。本书在前贤时彦研究成果之上尝试着对唐墓壁画进行综合性研究。本书由绪论、上编、中编、下编和结论组成，约40万字，800幅插图，主要从考古学、文化思想、美术史三个方面对唐墓壁画进行探讨。
　　在第一部分中，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将现已发掘清理并公诸于世的唐代壁画墓按照年代和地区进行全面整理，阐述陕西关中唐代京畿地区壁画墓结构和壁画配置与北朝隋代壁画墓的承变关系。认为关中初唐壁画墓的墓结构与壁画配置在直接继承北朝隋代壁画墓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墓结构与壁画配置的模式，提出“初唐京畿模式”的概念来表述这一时期作为主流的关中壁画墓的总体面貌。根据这种模式在盛唐、中晚唐的历时性的嬗变过程，对壁画墓做分期：一、初唐时期，即唐高祖至唐睿宗（618～712年）；二、盛唐时期，即唐玄宗时期（712～756年）；三、中晚唐时期，即肃宗至唐末（756～907年）。
　　第一期，关中壁画墓从北朝隋代演化成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规范性较强的墓结构与壁画配置的模式，即所谓“初唐京畿模式”，并且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二期的关中壁画墓是在“初唐京畿模式”充分发展之后，一方面延续着“初唐京畿模式”，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简化趋势，同时在壁画内容和配置方面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现象。第三期的关中壁画墓的结构进一步简化，等级区别模糊，初唐传统模式逐渐消解。
　　初唐时期壁画墓中的出行仪仗图像占重要地位，到中晚唐，表示贵族身份的出行仪仗图像锐减，而家居侍奉图像得到重视。关中唐代皇室贵族墓葬形式和壁画内容的演变与皇权的兴衰、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的变化直接相关，反映出贵族文化向平民市井文化的转变。
　　另外，将其他地区的唐代壁画墓的结构与壁画配置方式与关中同时期的壁画墓进行比较，观察它们各自的区域性特征。通过对唐代壁画墓考古资料的全面梳理，构建一个较为合理的、有助于深入研究的实物资料的时空框架。
　　在第二部分中，将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壁画墓”这个概念从发，将唐代墓室壁画还原到丧葬文化的上下文之中，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层面对其进行探讨，从一个侧面窥探唐代社会风俗、典章制度、思想信仰、宫廷贵族生活等方面的文化景观，同时从图像学的角度考察壁画在墓葬中的性质功能及其所反映的丧葬礼仪和象征意义。
　　唐代壁画墓中的各种图像被企望在冥间对墓主人发挥特定的功能，其配置服从于丧葬观念支配下的总体设计，根据性质和功能的不同，可以相对地将图像归纳成不同的图像系统：一、府邸（或宫苑）内外场景图像系统；二、宇宙神瑞图像系统。
　　府邸（或宫苑）内外场景图像系统与墓结构的配置是通过从墓道口至墓室贯通南北的中轴线上展开的，是对现实贵族府邸内外景观一种变通性的程式化模拟，人物图像均按照身份相应的位置，内外有别，尊卑分明，井然有序，俨然是唐代上层社会礼仪规范的图典。凸显府邸建筑中轴线景观的礼仪象征性。在初盛唐壁画墓中的这种儒家礼仪思想和贵族气派表现得尤为显著。
　　宇宙神瑞图像系统包括天象图、四神、十二生肖等表示空间时序的宇宙图像和仙人、飞天、云中车马、瑞鸟、祥云、莲花、忍冬等神瑞图像。认为唐代壁画墓中的宇宙神瑞图像系统与道教文化和升仙思想密切相关，并将壁画墓的结构形制和宇宙神瑞图像与北朝隋唐流行的覆斗形墓志的形制和宇宙神瑞图像加以比较，阐述这个图像系统所蕴涵的古代宇宙观、数术思想、厌胜巫术、升仙观念等道教文化因素。在墓室内用图像模拟宇宙模式这种神秘的信念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持久的丧葬思想，也是古人将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阴阳五行的宇宙运行法则当作解释天文、地理、人事和鬼神的终极依据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
　　这两个图像系统虽然相对独立，但是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出于不同的观念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关怀和安顿墓主人的灵魂，满足人们对死后两种不同的企望——飞升仙境和在另一个世界中永享富贵荣华。这两个图像系统整合为一个体现当时融儒家礼仪、术数和巫术观念、道教神仙思想为一体的丧葬文化图像体系。
　　第三部分旨在探索唐墓壁画在唐代绘画史中的意义。除了将唐代壁画墓视为一个综合的历史文化载体，探讨唐代社会风俗、典章制度、丧葬礼仪、思想信仰之外，还有必要将壁画从墓葬中“剥离”出来，置于唐代绘画艺术史的语境中进行探讨。可用有墓志纪年的墓室壁画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绘画作品断代尺标系统，有利于传世而无纪年的绘画作品的断代研究。为数众多的皇室贵族墓室壁画准确反映了唐代长安绘画主流风格的基本面貌，对重建唐代绘画史具有重大意义。唐墓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包括人物、鞍马、牛车、骆驼、犬兽、禽鸟、花草、山石、树木、建筑等，涉及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鞍马画、畜兽画、界画等画科。随着唐墓壁画出土数量的不断增加，势必改变以往唐代绘画艺术研究过分依赖文献的局面。本书根据资料情况，对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进行了探讨。
　　首先，从人物造型风格、绘画语言技法、审美情趣和服饰风尚等方面对唐代壁画墓中人物画加以分期研究，并与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等人的人物画风相比较，阐述各个时期风格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唐墓人物壁画四个分期为：一、高祖至高宗时期（618～683年）；二、武则天至睿宗时期（684～712年）；三、玄宗时期（712～756年）；四、肃宗至唐末（756～907年）。第一期是北朝隋代风格向唐代风格转换的时期，风格呈现较为多元化局面，并逐渐形成初唐主流风格。第二期是初唐主流风格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称为“武周风格”。第三期为盛唐风格，是唐代人物画艺术发展到饱和状态的时期，与“武周风格”一同构成唐代人物画艺术的经典。第四期是盛唐风格延续和逐渐转化的过程，开始向五代两宋新的时代大风格转换。
　　第二，根据神龙至开元年间（705～742年）的几座太子墓中的山水壁画和朱家道村墓水墨山水壁画作为基本实物资料，对二李、吴道子、王维、张?等人在盛唐“山水之变”之际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画风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认为盛唐前期的山水画是一种发育近乎成熟的母体，它摆脱了盛唐以前的生拙状态，呈现出趋向成熟面貌，同时又孕育着后世山水画分化成不同种类的几乎各种基因。二李在“山水之变”的意义在于总结以往山水画发展的成就，在推动山水画走向体制大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吴道子的在盛唐“山水之变”过程中与二李对山水画体制的建设性意义不同，而是在山水画体制趋于大备之际，为盛唐山水画注入了方法或技术层面的可变因素。王维就是在此基础上在精神层面注入了禅趣，从而导致唐代山水画的突破性发展。盛唐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并未完全摒弃敷色，色彩只是退居较次要的位置。根据五代王处直墓屏风式山水壁画特征，认为纯粹的水墨山水画大约出现在唐末五代初期。
　　第三，将唐代壁画墓中的花鸟画概括为神瑞化的、附属点缀性的和独立主题性的三种。基于实物资料分别对薛稷与鹤图、殷仲荣与水墨花鸟画进行初步的论述。根据长安京畿、安阳、幽州和西州壁画墓中的花鸟画和五代王处直墓花鸟画之间的联系，认为除了已知的晚唐长安花鸟画主流风格通过刁光胤、滕昌?等人传入西蜀之外，活跃在北方的画家们也承传并发展了中晚唐时期长安花鸟画的主流风格。
　　综而述之，本书从墓结构与壁画配置方式、壁画图像的功用和文化内涵、壁画的艺术风格及其价值等三个大方面对唐代墓室壁画进行了探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角度虽然不同，方法各异，但它们相互关联，从学理上构成了一种实验性的、综合性的研究。

　　成果社会反映 
　　本著作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列为教学材料。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被唐代历史、文化与艺术史研究领域引用或作为参考资料。

　　成果获奖情况 
　　2007年入选中国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