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名称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
成果类型 著作
出版时间 2005年12月
出版单位 武汉大学出版社
成果内容简介
1. 篇章结构、基本观点
篇章结构：全书除引言、结论、余论外，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分纂官与《四库全书总目》”逐一介绍戴震、余集、周永年、刘权之、邹炳泰、任大椿、张羲年等人；第二章“总纂官与《四库全书总目》”主要介绍纪昀、陆锡熊；第三章“总裁官与《四库全书总目》”主要介绍于敏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总目》”从《凡例》、《圣谕》、《进表》、清高宗诗文、纪昀诗文等方面进行分析清高宗的作用。下编分四章分别介绍翁方纲、邵晋涵、姚鼐等人对《总目》的贡献。
基本观点：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诸色人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的贡献作出评价，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以翁方纲还之翁方纲，以戴震还之戴震，以纪昀还之纪昀，以陆锡熊还之陆锡熊，以于敏中还之于敏中，以清高宗还之清高宗。只有如此，才能谈得上客观公正。
基于上述认识，通过细密的史料考证，本书首创乾嘉考据学派新的二分法，即分为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并提出了“四库馆派”的新概念。
2. 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主要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发掘了大量的新材料，如《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等提要原稿为戴震所撰；《水经注》提要系馆臣揣摩清高宗诗文后修改润饰而成；首次从《?蔗集》中发掘出来《宋朝事实》、《烛湖集》、《庸庵集》三篇提要稿；首次对《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的1180余条提要稿进行穷尽性研究。
学术价值主要有二：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第一，发掘了很多纂修官在《总目》成书过程中的功绩，揭示了《总目》成书的历史真相。如总纂官陆锡熊、分纂官戴震、张羲年等人对于《总目》一书的贡献，以往研究《总目》的人多有忽略。第二，有助于澄清若干学术公案，如戴震在四库馆中的作用，戴震与《水经注》的关系，有助于弄清戴震在乾嘉学术中的实际作用。近百年的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总目》中的经部提要皆出由戴震主持，天文算法类提要皆出于戴震之手。但经我们仔细考证后发现，《总目》“经部属之戴东原”的说法“纯属虚构”，而“天文算法类提要皆出于戴震之手”的说法亦缺乏“坚实的证据”。本书考定“《水经注》的提要基本上是根据清高宗的旨意重拟而成的”，因此，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公案——戴震的《水经注》抄袭问题，也就不攻自破。第三，提出了足资深入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即本书提出，要从乾嘉考据学派中分出“四库馆派”，从而挑战以往有关乾嘉学派的“吴派、皖派”的二分法，以及“吴派、皖派、扬州派”的三分法。二、从思想史的角度具有如下意义。第一，以更加具体而详实的史料，证实了清高宗对于《总目》的决定性影响，从而更加显豁地证实了清高宗编纂《总目》的文化意图及其政治意图，详细地论证了清高宗本人对《总目》的决定性影响。通过对清高宗《圣谕》，特别是对《进表》的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清高宗对《总目》编纂全过程的影响。第二，有助于理解清代考据学如何逐步取得一种社会效应，最终在社会思潮上取代宋明理学。本书分析清高宗在《总目》编纂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及《总目》编纂的目的，从而揭示了考据学为何能够从民间少数学者的学术活动变成一种具有社会运动形式的学术风潮。
3. 研究方法
使用了文献考据方法、文献统计方法、比较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文史互证，诗文互证。
4. 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等
本书是目前海内外第一部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问题的专著，从原始文献出发，发掘了鲜为人知的新材料，详尽地考察《总目》的编纂过程，进而论及《总目》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为深入研究《总目》、解决悬而未决的难题展开新的探索。
王俊义教授在《一部扎实厚重突破创新的“四库学”前沿之作》一文中对此书作出高度评价：“本书则在发掘和掌握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经过精审考证，对上述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相对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与解决。如此丰富翔实的内容，精密的考据，细致地论述《总目》的编纂问题，这在《总目》研究史上尚属首次。据此而论，肯定本书扎实厚重，对于《总目》编纂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动作用，当非过誉之词。……由于这些观点和结论，多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为依据，无可辩驳，所以，均堪称定论。可想而知，这些突破创新之论，必将对四库学特别是对《总目》编纂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在《四库提要精读》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在肯定纪昀和分纂学者的成就时，还必须指出，《总目》是以钦定的名义刊布的，书中包含了从乾隆帝以下无数学者的心血，是官修的集体成果。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中，即列举了80多项乾隆帝的‘睿鉴’。今人司马朝军以乾隆御题诗文与提要内容逐一参证，证明其旨意都在提要中得到落实。”“今人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主要著作，有……前揭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侧重研究此书的编纂过程及其在文献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同人《〈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主要分析四库分纂稿和《总目》写定本的差异。”（见陈尚君主撰《四库提要精读》第12-13页，22-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武汉大学历史系高远博士、兰州大学历史系汪受宽教授在《近三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现状与思考》一文中指出：“长期致力于‘四库学’研究的司马朝军，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前者是海内外第一部从文献整理角度系统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着力于总结《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分别从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总体性发掘。后著主要探讨《总目》编纂的编纂过程，分析现存四家（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所纂《四库提要稿》与《总目》的异同，弄清其他馆臣（包括分纂官、总纂官、总裁官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讨论清高宗对《总目》的主控作用。对《总目》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给予了解析，提出了不少新见。”该文还将司马朝军列为新一代四库学研究的第一人。（见《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存阳研究员在《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深入细致地考辨了分纂官、总裁官、总裁官、清高宗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成书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以扎实的文献爬梳，澄清了其间不少疑难问题，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近十年来出现的有关四库学研究的30多种博士、硕士论文，绝大多数都参考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二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原会长周国林教授曾说：“你的这两本书已经成了四库学领域内后来者无法绕过的门槛。”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典文献研究会会长郑杰文教授函称：“君其努力，定能成为此行当的顶尖高手。”
成果社会反映
1．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与文献整理研究”的子课题，结项等级为“优秀”；
2．本书为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会项目，结项等级为“优秀”；
3．本书为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结项等级为“优秀”。
4．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评价为“高难度”、“高水平”、“高质量”。
5．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在《一部扎实厚重突破创新的“四库学”前沿之作》一文中对此书作出高度评价：“本书则在发掘和掌握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经过精审考证，对上述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相对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与解决。如此丰富翔实的内容，精密的考据，细致地论述《总目》的编纂问题，这在《总目》研究史上尚属首次。……相较于当前学术界存在的甚些浮燥张扬，急功近利，不认真读书，走捷径，不从原始资料出发，以致或人云亦云，或想当然下结论的不良学风，本书作者这种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潜心钻研学风，实令人击节赞叹。……由于这些观点和结论，多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为依据，无可辩驳，所以，均堪称定论。可想而知，这些突破创新之论，必将对四库学特别是对《总目》编纂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全文见本书卷首，又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第三辑上。
6．《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第15版发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的书评文章。
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存阳先生在《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深入细致地考辨了分纂官、总裁官、总裁官、清高宗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成书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以扎实的文献爬梳，澄清了其间不少疑难问题，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见《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6期第8-9页）。
8．网上评论：（1）《华中大法律网》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苏亦工研究员的谈话：“武汉大学的一个学者叫司马朝军，他就研究《四库全书》的编纂，写了两本大书，很年轻的，比我小好几岁，写得很不错。”（2）台湾政治大学网站报道，在该校中文系“百年论学”之中国古典文艺思潮研读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淡江大学知名学者陈仕华教授将本书被列为首选研读资料，《汉学研究通讯电子报》对此有详细报道。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1．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1次；
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引用12次，如黄爱平的《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苏亦工的《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兼评〈四库提要〉之价值观》等文均引用了本书文献。
3．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引用4次，如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赵涛《〈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等皆在其论文中作为立论根据，且大量援引其中的材料或观点。
4．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引用3次，如刘凤强《四库全书馆研究》、高远《清修〈四库全书〉河南采进本与禁毁书研究》等。
成果获奖情况
香港第三届“余志明《四库全书》电子版学术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