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名称　　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　　 　　
　　成果类型　　论文　　 　　
　　出版时间　　2005年4月　　 　　
　　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成果内容简介
　　这篇文章通过考察古代北方各部族、主要是阿尔泰语各族（Altaic Peoples）的可汗号传统，论证修饰性的可汗号与官称性的可汗职务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尝试分析可汗号的起源、功能、结构与性质，由此探索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历程，从而分析了包括可汗号在内的中古北族的官号（appellation）与官称（title）的结构与功能，并联系华夏社会早期的所谓“生称谥”问题，发挥可汗号及官号研究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作用，反观华夏历史早期的制度分化问题。文章最主要的特色是对北族政治名号（political titulary）的分析，这种分析直接导向对人类社会早期政治体制度形式分化的一般性探索和理解。文章认为，名号作为官号与官称一元性的起源，导向官称与官号二元分化的发展。这就是说，早期政治组织的重要职位，由某些装饰性很强的词汇来标示，这些词汇就是某种名号。慢慢地，某些名号词汇会被这些职位所专有，即名号凝固而成为官职。但是，在凝固过程中，有些名号保留了装饰功能，并被分配用以装饰早已凝固下来的那些职位，以确保任何单一官职承担者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早期政治组织常见克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是恰相吻合的。这些保留了装饰性功能的名号就是官号。这就是形式上的官号与官称的结合。官称是明确的、有限的，而官号是模糊的、无限的。无限的官号与有限的官称相结合，使任何个别的官称承担者都可能具有独特的身份。官号这一古老传统在草原民族中的长久存在，是由内亚地区部族融合、部族发育的历史复杂性所决定的。内亚草原的历史，就是后进和浅化部族一波波连续崛起并卷入到先进部族早已持续着的民族融合运动中去的历史。这种连绵长久的历史运动，使草原政治传统的相沿不绝成为可能，也使原始政治体组织形式的反复重演成为可能。在先进部族那里本已徒具形式的某些制度，被后进部族继承吸收之后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对于后进和浅化部族来说，这些继承和吸收过来的制度，在帮助和保证社会进步和政治提升方面，作用巨大，无可取代。这是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内亚历史的联系性和统一性。
　　文章主要的创新之处是第一次提出对北族政治名号进行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即：一个完整的北族政治名号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比如毗伽可汗（Bilgä Khagan），“可汗”无疑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政治职务，“毗伽”则是一个修饰性的美称。我们把职务部分称为“官称”（title），把修饰性的美称部分称为“官号”（appellation）。任何获得一个政治职务（官称）的人，都会同时获得只从属于他个人的的、与官称一起使用的官号。政治名号=官号+官称。官号使官称的获得者具备了唯一性，因而官号就具有了与“姓名”一样的标志个人身份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名号中的的官号而不是官称代替政治人物的原有名字（或前一个政治名号）成为他的新身份标志。其中一些领袖人物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他所领导的政治体（部族）的名称，即史籍中的族名。同样的道理，这些政治名号还会沉淀在地名等其他专名上。因此，对这类名号的研究就可以使中古北族史原本十分有限的史料得到拓展。
　　这篇文章在方法论上是有一定的创新之处的，一方面运用了国际阿尔泰学对阿尔泰语诸民族历史语言比较语言学的成绩，另一方面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新理论，并且不拘于内亚史的范围，把内亚史的成绩当作新的知识和思想素材以观察中国华夏的早期历史，从而对先秦史中的“生称谥”问题给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理解。
　　对作者本人来说，正是这种新方法的应用，使作者能够展开后来的一系列新研究，比如对拓跋鲜卑部族得名的研究，对柔然和突厥政治制度的研究，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析工具才能够顺利进行的。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在“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找到2条：
　　1）杜晓宇. 柔然官制研究 [D] 内蒙古大学2008 （附件一）
　　2）盖志芳. 民国礼学的历史考察 [D]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附件一）
　　学术杂志引用情况：
　　洪金富《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载《汉学研究》（台北）第23卷第1期（2005年）。 （附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