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抛弃过去的现代化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如何保留自己的传统，需要大家的努力，我们的传统不能穷得只剩下春节了。

　　今年春节，我回到乡下老家过年。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前后，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糊龙灯和舞龙灯了。而最近一二十年，这里却是神龙首尾都不见。和许多人的故乡一样，类似公共生活已经渐渐消失。

　　说起舞龙灯，尤其从江南一些村落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一定不会陌生。只是每个地方的习俗可能略有不同。在我的老家，通常情形是，在过年前后两三天，村里的大人们会聚在一起，用山上弄来的竹篾编织龙身、龙头和龙尾，再糊满鲜彤彤的红纸，这龙的大模样便有了。所谓“龙身”，实际上是十几个形似胶囊的大灯笼，每个里面都拴着一根长柄蜡烛，且灯笼下面又都有个可以操持的长手柄。印象中，除了红纸，每个灯笼顶部还粘着锯齿般的长条黄纸，威风凛凛，权当是龙鳍了。

　　大人小孩齐参与，大概是从正月初五开始的每个晚上，这条龙在每家门前都要舞上几圈，村里人也算其乐陶陶，好歹这是他们自己亲手DIY的乡野文化。就这样一直到元宵夜，在终于重复闹完了最后一家灯后大家拔熄蜡烛，将“龙”放回村中的庵堂“下水”，其一年一度为村民祈福的使命就算是完成了。

　　多年以来，每当我读到辛弃疾的《青玉案》里“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时，总会想起自己年少时与村民们一起舞龙灯时的情景。年少时关于此词的心境，同样至今未忘。当时想，虽然生在穷乡僻壤，但是自己的简单生活里竟然也有宋词中的场景，沟通了时间，承继了某种传统，心里难免有些得意。只是今日，现代化攻城略地，文化多样性渐渐让位于早已堆满村庄周围的各式品牌的垃圾包装时，这样的怀想，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有些奢侈了。更别说，本村那位“贫寒的庙宇”踪迹全无，连旁边的古树也在几年前被唯利是图的村干部们强卖。

　　从大范围来看中国农村生活，虽然我也承认其有可贵之处，但就公共生活与文化生活而言，其贫困却是显而易见的。以我对自己老家乡村的观察，如今在那里独领风骚的只有两样东西：其一是电视，其二是麻将，两者各占半壁江山。

　　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曾经与农民的公共生活相关。那时候，电视初出茅庐，还没有占领乡村，而春晚时常还有开风气之先的锐气(可叹如今春晚只能靠一场魔术来吸引观众)。集体看露天电视，和当时的跑船灯、舞狮子、舞龙灯、唱地方戏等一样，成为农民逢年过节时的重要娱乐活动。而现在，且不说平时电视退到卧室，早已经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正月，也难看到有什么公共活动了，而走村串户的拜年，客人们通常也只是领根烟，也许连水都来不及端，便赶往下一家，目的是为了快上牌桌，或者回家看电视。农民从马克思笔下的马铃薯变成传播学者眼中的“沙发上的土豆”。

　　只是因为农民公共生活实在少得可怜，而电视已经不像八十年代那样担起农村公共生活的重任，如果真要给农民找出点公共生活，恐怕只能是麻将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农民打麻将是从上述两种“土豆状态”寻求解放的一种集体自救。虽然我在文章里谈过麻将与宪政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打麻将这种各顾各的零和游戏，同时又是难得有公共精神的。当然，严格说乡村“海选”也可以算是一种公共生活了，只是如果你发现许多选票是一群人提着票箱从农民家里收来的，这公共性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了。

　　据我理解，舞龙灯的传统之所以在当地消失，除了麻将和电视的影响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农民大量进城，虽然许多人在过年前后也回来，但到元宵时，已经凑不足人手。这种“凑不足”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因为大家说不定哪天就外出打工了。时代在变，安土重迁的农村对于外出打工者来说，渐成乡情联络站。

　　二是各顾各，群龙无首。在过去，村庄多少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着集体的荣誉，而现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大家谈论最多的都是自己在外地的处境与机遇，赚多少钱，准备回家盖怎样的楼。所谓村干部，无利不起早，对于拯救文化传统的重任，同样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也难得有相应的认识。

　　除此之外，还有硬件上的原因。现在搞新农村建设，由于政府干预过细，原来散落而有序的农舍被集中建设，像是一排排毫无生气的厂房，已经很难撑起过去走村串户时的热闹。

　　以上是我近来粗略的观感。如何保持农村的文化与传统，实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我想问的是，农村失去了共同的事业么？一味抛弃过去的现代化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如何保留自己的传统，需要大家的努力，我们的传统不能穷得只剩下春节了。我敢打赌，“送文化下乡”，靠几个歌星去唱几首歌，是救不了正在沦陷的乡村文化的。背后的逻辑是，农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