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建造众多摩天大楼、然后汇集众多国际金融机构入驻”的传统看法，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今天，需要修正，至少不应该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唯一规划思路。上海必须以信息技术为竞争手段，构建一个基于信息化网络化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不仅要以伦敦、纽约等老牌为标杆，学人之长；更要审时度势，站到前沿，发挥后发优势，使新兴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具备时代特征、适应发展潮流。

　　信息化和网络化带来金融业深刻变化

　　在讨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课题时，有一点一定要明确：我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与伦敦、纽约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之时已大不一样。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崛起时，主要以满足融资信用需求为功能目标；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以金融创新和市场交易为特征；而当前的金融业已与信息化和网络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凭借“信息高速公路”做纽带，全球金融市场被融汇进了一个整体的网络系统，各种交易和清算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进行；交易者不再过分受到地域和市场分割的限制，许多传统的在有形交易场所中展开的金融活动被搬上了网络平台。由于信息化和网络化，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今它可以更好地为电子商务行业服务，与物流、航运的关联也更加密切。比如物流与金融结合产生了“物流金融”，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联合为资金需求方（主要是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金融行业在信息集中的同时，空间上呈分散趋势

　　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作用下，金融业的前台、中台和后台业务既变得联系更加密切，又更加容易分离，能够从传统的前后台一体的经营模式中解脱出来，实现空间上的分散化。金融机构在传统金融中心保留经纪人与做市商等前台业务，部分前台业务如柜台服务被ATM和网上银行逐步取代，中后台业务则可以与前台分离。出于安全和成本的考虑，一些中后台业务被转移出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金融中心核心区域。以纽约市为例，“9·11事件”后，许多金融机构在纽约市以外地区建立了后备系统：摩根士丹利在纽约州威切斯特市的新办公大楼中建有完善的交易平台；高盛在纽约对面的泽西市建了新的业务总部大楼，确保至少有两个后援交易系统可以使用。再比如，由于高成本压力，伦敦金融城内的金融机构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近距离外包并大规模搬迁后台服务部门。

　　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中国金融业，也呈现出前中后台业务相分离的态势。在北京和上海，不少金融机构开始在城市内部进行空间上的业务分离，后台服务中心迁出了市中心核心区域。与此同时，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办公楼租金、人力成本走高，诸多二线城市正试图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吸引金融后台业务，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业分散化了。上海希望承接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的外包，而目前也面临金融后台业务等被他人外包的可能。

　　集中于一个区域的实体国际金融中心有着尴尬难题

　　所以，“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建造众多摩天大楼、然后汇集众多国际金融机构入驻”的传统看法，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今天，需要修正，至少不应该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唯一规划思路。上海必须以信息技术为竞争手段，构建一个基于信息化网络化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它集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于一体，集实体金融网络与虚拟金融网络于一体，集身份认证、市场交易、融资投资、市场监管、支付转移、结算服务等于一体，具备跨多行业、多部门、多种媒介、多种数据结构、多种业务以及数据共享等众多功能，使用便捷、服务优质、成本低廉、安全可靠，且是全天候服务。

　　当然，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离不开对纽约、伦敦等的借鉴，但也要认真地去考察研究它们的问题，比如，工作生活的高成本和不便利、资源的低效率利用，是集中于一个区域的实体国际金融中心如今亟待解决的难题。伦敦、纽约、东京等老牌金融中心因机构云集，区域就业人口密度高，给公共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压力，且商务成本居高不下，一直名列世界前茅。而兴建基于信息化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尽管看起来未能将大量世界知名金融机构的地区总部迁至上海，但有了综合服务平台，这些机构就能大量参与上海的金融业务，上海一样是“中心”。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构建，意味着金融行业格局的重大改变，意味着不少行政或者体制障碍要突破，必然面临来自于金融行业内部和外部的很大阻力––这才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挑战。将上海建成中国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并不一定是金融机构简单地向上海集中，而是要以上海为先导，优化金融产业结构与制度，打破旧有体制的束缚，适应信息化的发展潮流，进而全面提升中国金融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因此，以国家力量推进平台建设，应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选择与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