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不乏全面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任何科学的进步最终都体现为知识的增长，这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那就是问题意识、知识积累与研究方法。
　　科学始于问题，任何学科都有相对独立的问题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决于研究问题的质量，一个学者对于知识增长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提出过什么样的问题，而决不在于其著述的多少或知名度的高低。因此，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能够提出怎样的研究问题，是判断其发展水平和增长潜力的首要指标。
　　国际关系研究通常有两个问题来源：一是现实的来源，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历史和现实；二是逻辑的来源，对现有知识体的批判性发展。例如，“三大主义”在国内风行一时，但如果祛除其意识形态包装，其研究的基本问题无非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如何影响国际、尤其是大国冲突？这种变化可能是物质或军事的（结构现实主义），可能是经济的，即相互依存（新制度自由主义），也可能是文化或知识分配的（主流建构主义）。
　　问题意识缺乏通常被认定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症状之一，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缺失主要体现为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能力逻辑地寻找研究问题。相反，中国学者从来不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翻阅2009 年1—10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关切，仅在第10期就有四篇，即碳排放量概念，比较冷战后西方和中国援非政策，透视美国公众舆论中的中国崛起，以及思考金融海啸的理论意义。至于中国学者对新世纪中国外交或所谓“国际战略”的评说，更是不胜枚举。
　　相反，大多数美国学者很少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研究问题，甚至刻意地回避其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关联。但他们通常具有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善于从既有研究中发现问题，从而逻辑地拓展现有研究纲领。例如，国际关系学者对康德的命题——“贸易导致国际和平”——研究最初是发展贸易与国际和平间的因果机制，并进行大规模的经验检验，但自19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逐渐发现，贸易并非无条件地带来和平，相反，贸易与国际和平的关系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贸易国的数量多少，贸易国是否同属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经贸组织，贸易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贸易国的政权类型，贸易依存的对称性和敏感性，贸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贸易国的地缘关系，贸易国政治家的理性选择，贸易的性质（自由贸易还是非自由贸易），交换产品的性质（战略物资还是非战略物资），等等。任何一个拓展都是基于对既有研究的批判和思考。
　　简言之，立论始于问题，并以现有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只有经过严密科学验证的论点，才有可能作为知识被留存下来。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对基本文献不熟悉，因此我们引以为傲的那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展现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需要进一步观察。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