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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2010-02-25 作者:刘少杰 来源:sinoss
  成果名称   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成果类型   著作 
  出版时间   2007年6月
  出版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果内容简介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引入与重构”的最终成果。本书以崭新的学术视野重新考察了西方社会学的起点与边界,在对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理论的深刻反思中对社会学的本质与使命做出了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本书对中国社会学的经学渊源和西学来源做出了认真梳理,在中西学术的历史交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演化,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深入而充分的讨论,评析了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社会学理论,对费孝通晚年大力倡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思想主张做出了深入分析。
  本书的创新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书明确地论述了社会学的本质特点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研究人类社会进步与秩序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规定了社会学并非仅仅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对象依社会学面对的历史条件或社会问题不同而不同。应当像涂尔干所论述的那样,孟德斯鸠等为社会学研究提出方法原则和重要范畴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也应看作社会学发生的内容或起点。进一步说,不应当仅仅把社会学的起点限定在孔德,不仅有孔德开始的关于研究现代社会、现代性的社会学,也有当代研究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社会学,并且还有研究前现代社会的前现代社会学。
  第二,本书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康有为从晚清今文经学出发,严复从西方实证社会学出发,开始了中国社会学内源外引的学术开端,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创立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引入,而且还表明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精华。中国社会学这种双重开端,一方面要求人们研究中国社会学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时,既要考虑到西方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时又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化变迁中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承认中国社会学这种双重开端十分重要。这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学不仅仅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有中国学术的本土根源,不应像现在大部分论及中国社会学的著述那样,片面地在译介或引入西方社会学方面考察中国社会学的起点,而应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变迁演化中探索中国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本土根据;其次,中国社会学的双向性开端还说明,不应仅仅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构架来评价和解释中国社会学,而应当同时注意发现中国学者用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渊源于中国学术传统的非西方概念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应当在同中国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的联系中,评价那些在西方社会学概念体系中不曾出现的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
  第三,本书充分论述了中国社会学同西方社会学一样都具有强烈的价值追求。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是直面社会危机而诞生的。西方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阶级斗争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所以孔德为实证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重建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列强入侵而导致中华民族危亡,因此严复、康有为等人为中国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呼唤国民团结自强,实现民族复兴。
  毫无疑问,重建社会秩序和实现民族复兴都是明确的价值追求。就此而言,不仅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价值中立,而且中国社会学也更是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追求。在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后来的发展历史中,也找不到哪一个学术流派或哪一位社会学家是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待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所以韦伯主张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学术幻境。
  第四,本书认为,中国社会学自发端起,就明显具备注重主观因素、延续文化传统、伸张人文关怀和强调价值追求等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特点,而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使中国社会学的这些特点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本书对费孝通关于社会学应当注重人文关怀、注重研究文化、精神和主观世界,注重挖掘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论述,做出了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承继费孝通的遗愿,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争取为世界社会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本书是一部注重从思想内容上总结中国社会学发生与演化的著作,与此前出版的几部注重从活动史总结中国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著作不同,对康有为、严复、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文献做出了广泛考察,总结了他们很多富有创新性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演化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书中关于严复“活力、合群与社会进化”的论述,关于康有为“去界求同的制度社会学”的论述,关于梁启超“探究群体进化的‘新史学’”的论述,关于梁漱溟“人心、情理与制度”观点的论述,等等,都具有较强的学术探索性和理论创新性。特别是关于费孝通主张重视价值评价、文化阐释和民族学术资源的论述,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学在新形势下争取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扩展学术研究和推进学科建设的积极意义。
   
  成果社会反映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引入与重构”的最终成果,本书的一些内容作为阶段性成果曾以论文形式在《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社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本书关于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国社会学双重发端等方面的论述给予高度重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也转载了这些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文章是:
  1.《社会学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2期;(本书第33-41页内容)
  2.《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社会》,2006/2,单独署名,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6年6期全文转载;(本书第七章)
  3.《社会学的相对性与起点多元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6年8期全文转载;(本书第1-8页,第24-32页)
  4.《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7年3期全文转载;(本书序言)
  5.《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1期;(本书第二章)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1.《社会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前现代性》被引用9次;
  2.《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被引用7次;
  3.《社会学的相对性与起点多元性》被引用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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