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一份名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被提交国务院。该《意见》最大的亮点是在扩大民间投资准入领域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因而被各方寄予厚望。

　　2008年底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等诸多深层问题暴露无遗，也迫使各级政府不得不忍痛牺牲部分短期利益，下决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

　　为此，中央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政策，诸如实行结构性减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扩大城乡消费需求，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社保体系，改善民生等。2010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基调也被定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消费”。

　　具体到投资结构上，其调整方向无疑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内，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火车头”，出现了多年少见的“大手笔”。但是，有学者概括称，这些政府投资也多局限在“铁公基”（铁路、公共设施、基础建设）领域。而这些领域，民间投资向来难以进入。

　　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公共投资领域为何如此困难？在中国经济日趋稳定之时，中国应如何处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在投资方面，政府应尽早考虑“退出”，鼓励民间投资，大胆开放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等原来对民间资本说“不”的领域，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最终实现“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姚洋指出，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超出许多人的预期，主要是由于政府投资带动。2009年出口下降5%，和过去每年近30%的正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带来的GDP减速可能达到5个百分点。但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仍然达到8%，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投资热度很高，政府投资支撑了 2009年的高增长。从短期看，“当然是好事”。但是从长期看，“问题可能很大”。

　　他认为，在过去七八年，政府改革有不断“走回头路”的趋势。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民营化”和政府改革浪潮，使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抑制。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政府的权力又“空前高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姚洋指出，目前，中国政府收入约占GDP的24%，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约为10%。由此可以算出，政府收入中的40%被用于再投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除新加坡，其他国家投资占政府收入的比例均不超过10%。

　　中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偏高。2009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于整体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36个省市共设立8221 家平台公司，其中国家部门6家，省级495家，市级2831家，县级4907家，共获得银行授信8.8万亿元，贷款余额5.56万亿元。这些资产的平均负债率60%。单从投资主体来看，政府的投资扩张“非常迅速”。

　　无疑，这些新增的、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资金来源都是财政收入或银行贷款。姚洋强调，“公共财政”的要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从目前看，中国的财政收入中，很大比例未能“返还给老百姓”。地方政府投资扩张，意味着更高的GDP和税收，“地方政府越来越像公司”，追求收益最大化。

　　此外，经过这一轮的投资热潮，一些政府融资平台纷纷上马，也暴露出现有银行体制的问题。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达到了9.6万亿，其中政府占去了60%，显然 “这会对民营企业有挤出效应”。

　　姚洋指出，由于大部分贷款流向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反而出现资金困难。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约为6%～7%，但是中小民营企业却很难以如此低的利率获得贷款。一方面是以6%的利率无法贷出所有存款，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用20%的利率也贷不到款，“显然，是银行体制或高层决策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很大。”

　　姚洋算了这样一笔账：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8%。如果能把政府支出中资本形成比例由40%降至10%，政府储蓄占 GDP的比重会降至2.5%。也就是说，7.5%的GDP可“还给”百姓。由于居民的收入中，消费占70%，储蓄占30%，因此，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上升约5个百分点，增加到53%。果如此，较之目前“国强民不富”，国内消费增速迟缓要“好得多”。

　　而要达到上述结果，当务之急就是改变现有的党政官员晋升评估体系。“现在考核干部太看重GDP了。”姚洋感叹，如果今后规定“提拔领导不看 GDP，不看税收”，只拿就业增长率“说事”，或许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而从长远看，民众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对政府财政收支给予有效监督，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记者刘志洁据姚洋教授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朗润思•辨圆桌”会议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