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哲学和妇女学教授,是美国女性哲学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曾任美国哲学协会女性地位委员会主席。贾格尔著述颇丰,1983年出版的《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此外还编著了《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关系的另一种解释》、《在冲突中生存:女权主义社会伦理论争》等有关女权主义的作品。贾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权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她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她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解释有待完善和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研究工具。
在贾格尔看来,应该拓展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解释范围。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比,异化理论可以为系统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的从属地位提供一个更恰当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状况进行深入解释和分析,并探寻解决路径。
异化是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使用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异化的,这表现为工人同劳动产品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贾格尔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应该被扩展,因为它只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人们的境况进行了分析,换言之,凡是没有直接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人就不会产生异化。比如,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农民就不能被认为是异化的,女性也只有在参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时才被看做是异化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异化的。贾格尔显然不同意上述观点,在她看来,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普遍和基本的体验,女性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异化采取了独特的性别形式。贾格尔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
精神智力的异化
贾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父权制思想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强大的观念力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中,为女性的从属现象进行辩护,尤其是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导致女性的思想和活动被束缚在私人领域中,无法参与完整的社会活动。社会意识形态中关于不同性别气质的界定,以及女性所受的社会教养导致她们不自信,无法肯定自己的想法,不敢在公众面前表达,这是典型的精神智力异化。另外,由于女性对文化生产及相关产品生产的参与受到限制,常常导致她们以被贬低和矮化的形象示人,这直接损害了她们的利益。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参与度远远低于男性,而在相关奖学金的获取上更是低于男性,这其实体现了人性与社会的男性偏好模式。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也不高,处于社会权力高层领导职位的女性虽然有,但是所占比例却大大低于男性。总之,女性各方面的异化导致了其精神智力和知识能力的异化,这也是女性所遭受的各种异化中最具破坏性的。
母亲职能的异化
贾格尔认为,母亲职能的异化是指女性作为母亲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处境。
首先,女性无法决定是否生育。女性是否要成为母亲,生几个子女,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和控制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为了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女性总是被迫生育更多的子女,大多数情况下,这使女性的生活处境变得更糟;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当子女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而非经济利益来源时,女性则被迫推迟生育或去做节育。
其次,女性无法控制生育过程。生育行为被看做是专门为女性而设的一项劳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孕妇的孤独、被遗弃和丧失个性的感受,成为很多女性痛苦的回忆。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运用,生育痛苦有所减轻,但女性却更多地被看做是提取“产品”的原材料,而不是有思想的、有感受的独立个体。在这种境况下,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内科医生”而不是“母亲”生下了孩子。
[page] 再次,女性无法控制抚养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女性无法决定怎样抚养子女。儿童抚养“科学”的进步削弱了母亲在抚养子女问题上的发言权。科学抚养孩子的方法迅速发展,其过程越来越多地依靠专家的判断和研究建议,而不是母亲的体验和经验。这些方法都是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孩子是按照“严格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关于如何抚养子女,母亲们需要专家的指导,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专家”却是男性。第二,母亲抚养孩子时承受着巨大压力。20世纪以来,家庭越来越小,使得母亲必须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大量工作,她们中的部分人还要承担工作压力,社会上开始出现“疲劳母亲综合征”。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马克思对异化工人工作生活状况的生动描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亲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会变得相对轻松,但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和单独抚养孩子的责任感仍然给她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科学养育孩子的神秘性使得这种压力继续增加,使母亲会觉得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都有可能彻底摧毁孩子的生活。所以,在整个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母亲都处于如履薄冰的紧张情绪中。就这样,作为母亲,她们很难有机会表达她们自己的主张和需求,作为女性,她们一直被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况中。
最后,女性无法控制养育过程中与他人的关系。第一种是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母亲在子女独立后会体会到无助的矛盾情感,感到不再被爱和被需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降低,子女的独立既使她们极度骄傲又使她们极为不安。这样的矛盾情绪源自于一种对比,即母亲生育时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当代社会所给予她们的微小价值肯定之间的强烈反差。现代社会中母亲对子女的这种矛盾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人对待其产品的心态一样。母亲们就和工人们一样,当他们工作时,只是感到疲累,继之而起的就是空虚和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质疑。但不同的是,工人们基本上不会像母亲那样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感情投资。虽然如此,这种强烈的矛盾情感还是给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母亲与其子女产生异化关系的暗示。第二种是母亲与父亲的关系。现代母亲境况与地位的改变,使其与孩子父亲的关系日益异化。父亲常常扮演的是日常社会标准的代言人,而不是协助母亲进行家务劳动的协作者。第三种是母亲与其他母亲的关系。随着社会不断把孩子作为“产品”进行比较,导致母亲之间出现激烈的竞争意识,造成她们之间相互异化。
婚恋和情感体验的异化
贾格尔还分析了在这方面女性异化的三种表现。
第一,女性在婚恋和情感生活中的异化境况,与那些被迫同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相异化的工人的境况十分相似。不但婚恋和情感受到社会规范的各种压制,而且很多时候,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被无情地当做性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生存,女性不得不将自己置于取悦男性的处境中,大多数女性在家庭外的工作都带有性别色彩,而且女性确保经济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实现婚姻交易。女性为此将大量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个人外在形象的改变和保持上。因此,是男性而非女性自己在控制着女性在婚恋和情感生活中的表现,很多女性的婚恋和情感行为不断随着男性的喜好而非自身的需求而变化,这是典型的异化表现。
第二,女性同自身相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很多情况下女性并没有被看做是拥有多重欲念、多样兴趣、多种能力的完整的人,而仅仅是被当做性行为的对象,社会对她们的评价主要基于其生理贡献,或者基于其表达自己生理贡献的能力。这种视角严重抹杀了整个女性群体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女性将自己的思想同身体割裂,不能整体地认识自己,更不能实现其自身潜力的发展。
第三,女性之间相异化。对于女性而言,反抗父权制社会文化所赋予她们的既有身份定位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在这种男性偏好社会很容易将女性只看做是性行为的对象,女性因此被分化成了为博得男性的关注而相互竞争的个体。女性间彼此竞争,这使得她们无法意识到她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的潜在的共同利益,如同雇佣工人无法意识到与同事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一样。
在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女性的异化现象作过全面分析之后,贾格尔进一步指出,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状态,她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一书中强调,“当代社会女性的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异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些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如商品拜物教的膨胀等。
应当说,贾格尔对女性被压迫问题的分析并不是提出了什么新发现。因为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意识到了女性的异化现象,意识到了女性在社会领域中决策作用的缺失和匮乏。实际上,贾格尔的特殊贡献在于,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建设,目的是高质量、系统化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所受到各种压迫之间的关系。它建立在马克思异化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之上,而分析范围却超越了马克思异化理论所针对的工人阶级,延伸至女性群体。在异化理论框架内,女性受压迫的事实被重新解释并被赋予崭新的内涵。贾格尔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所受压迫现象看做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一个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相互结合,形成了当代女性受压迫的现状。女性的从属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并非是超越历史、跨越文化的一成不变的普遍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有助于改变女性的地位。
贾格尔希望对这些问题的全新认识,或许会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产生重新分析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动力。而不论这一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会不会产生以上所说的效应,它都必然会对理解当代社会女性受压迫问题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或许可以为消除和减缓现代社会中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帮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