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来说，我们把学科分成两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目的是力图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例如为什么苹果会落地、什么时候彗星会经过地球。科学所解释的这些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因此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使我们能够预测未来。例如，如果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就包括：战争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反复出现？民主国家之间真的不打仗吗？
　　中国国际关系学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能够增加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本质认识，这是因为它们不仅告诉我们一些规律，还解释了这些规律。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学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这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可证伪性和解释性。
　　可证伪性的意思是说任何理论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因此脱离了这个范围它就不成立了。换言之，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我们所解释的规律都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另一方面，科学理论总是一个普遍性的判断，而不是一个个案性质的判断，但是普遍性的判断是无法完全去证实的。例如，如果我们说池塘边树上的某只乌鸦是黑的，这不是理论；但如果我们说某个遗传因素导致了乌鸦都是黑的，那么这就是一个科学理论了。但是，我们无法证明所有黑的乌鸦都是由于这个遗传因素，因为首先就不可能穷尽所有黑的乌鸦。
　　解释性是科学理论的另外一个本质特征，也是科学理论的最终目的。正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都是纷繁复杂的整体，导致某个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背后原因可能是无限多样的。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科学理论着眼于解释这些规律性现象背后的主要因果关系。
　　科学理论的这两大特征不仅界定了它们在处理社会现象时的基本路径：观点的有条件性和对主要矛盾的关注，还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方法上的要求。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然理论是要解释某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因果关系，是某些条件下成立的结论，那么就一定会要求做一些证实或者证伪的工作。这一工作就必然会涉及到实证主义研究程序的一些要求，即通过把我们所涉及的因素概念化成为变量——自变量、因变量、干扰变量，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通过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过程进行实证检验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科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变量的可观察性、可测量性，还是对变量的控制（选择哪些变量，如何确定所研究问题的主变量和次变量以及干扰变量），还是对因果关系的厘清，都需要研究者付出艰苦的思维努力。需要强调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套相对严格的科学研究程序，把它们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训练还是太缺乏了，因此需要大力地提倡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唯其“科学”，才成学科
　　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可以做的相当精确、细化得特别好，但社会科学由于涉及到许多的社会性因素，很多时候定量的工作做起来很困难，或者只能做到一定程度。即使是公认的科学化程度最高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它的国际结构的概念也不是纯物质的。虽然我们可以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量分析政府的效率、国民士气等等，但不可能做得太精确。这是因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既包含了物理事实，也包含了社会事实。如果我们一味追求对所研究因素的精确定量的话，可能会忽略那些不好定量的因素，甚至可能对本来无法定量的因素做一些错误的定量。因此，社会科学理论所涉及到的概念、变量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观察性、可测量性，但要求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毕竟，作为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释现象、增加我们的科学知识，而不是把贯彻某种方法作为最终目标。
　　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贯彻一定程度的实证主义方法，不仅具有相当的方法论意义，还具有相当的学科意义和政策意义。国际关系学如果能成为一门学科，那么一定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和其他非专业的理论方法相比对于本领域——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多数重大事件有着最强的解释力。只有这样，它才能被承认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否则就可能只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毕竟国际关系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纯人文学科。
　　一门社会科学总是先界定自己的解释领域，然后提出相应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因果关系去解释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这些概念、因果论点就构成了学科的共同知识。就如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这三大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的掌握，构成了国际问题研究者们共同的知识基础，虽然他们在从事某项具体的研究工作时，从三大主义中受到的启发不同，所采用的核心概念不同，对于主变量和次变量在具体问题上的结合看法也不同，但这些共同的知识基础构成了他们作为国际问题研究者专业性的基本特征。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低水平的、简单的三大主义式的论文，但这并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而是我们不懂理论、也不懂得如何运用理论的结果。
　　科学化有助于政策
　　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贯彻相应的方法论，也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深刻解释、对现实中主要矛盾的深刻把握是制定好的政策的前提。不管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它们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了相当多的战略原则和政策推论。相比许多外交实践者的宝贵经验而言，这些原则和推论的价值同样重要，并且更为可靠，因为它们经过了相当严格的科学程序的检验。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所涉及变量内涵和外延的严格界定，对包括主变量、次变量和干扰变量在内的因果关系的梳理，能够使政策设计者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