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当前，在世界多元思想和价值的激烈碰撞下，如何在对话中重构、整合东方文化价值观，从而占据话语体系制高点，正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话题。
　　多元化的精神群像
　　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观念的变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伴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而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价值观的变迁埋下伏笔。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中“潘晓来信”关于“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感慨，引起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其后，中国人的价值观随着 “尼采热”、“文学热”等继续嬗变，并逐渐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认为，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现了一种“二元性”的特征。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农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构成了当代人的精神群像。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美堂教授2009年9月也曾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前（大体为1949年至1977年）和改革开放后（大体为1978年至2009年）。他将1949年至1977年归纳为政治价值本位时期，从信仰和信念、社会本位价值观、公私和群己关系的价值观、社会结构和秩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价值观、爱情婚姻的价值观等六方面加以阐述和说明。
　　孙美堂谈到，1978年至2009年是价值日趋多元的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财富观和利益观发生变化，人们的主体性和自由观念日趋成熟，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改革开放一方面推动了道德进步，使“人的价值”等理念凸显；另一方面，在新旧体制转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现象。
　　“对中国知识界和民众来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短暂的肩负新启蒙意义的‘文化热’，90年代中后期社会‘市场化’进程中阵脚渐乱的‘文化的群魔乱舞’场景，以及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因遭遇多元异质文化及其相应价值理念主张而出现某种程度的任性、失度，当代中国文化面临全面反思和治理的严峻处境。”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袁祖社教授在“‘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这样表示。
　　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发展
　　就全球而言，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和多变的格局，促使学者反思我国转型期间的价值观，并达成一元引领多元的共识。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作了相关规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先进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转折期有着积极向上的社会引领作用，一方面，它是合理反思的经验之积累，对于转型期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它还有助于识别鉴定转型期各种腐朽文化现象的内涵，是根除腐朽没落文化消极影响的思想武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如是说。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江畅教授从当代世界文明和未来人类社会走向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则是社会公正，终极目标是普遍幸福，实现途径是各尽所能，物质基础是生活殷实，保障机制是社会福利，规范机制是民主性法制，导向机制是人性化道德，激励机制是荣誉性奖赏。
周晓虹猜测，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将呈现四种趋势。一是日趋理智而成熟；二是愈加开放和多元，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不断提高；三是越来越主动和积极，对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充满信心；四是随着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精神生活中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
　　唯物史观推进价值理论研究
　　中国和平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尚需大力建设。专家呼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还需要通过努力使别人逐步接纳并认可我们的发展方式和价值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分析，价值论研究在中国已进入而立之年。在经过破题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之后，也面临着理论深化，尤其是重大理论突破的新考验。价值论研究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就要从理论上总结近代以来核心价值体系变迁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历史观与价值观相互制约的基本事实，自觉地以唯物史观推进价值理论的研究。
　　李景源强调，价值观念包括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这两个方面都与一定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唯物史观有关，怎样实现这一理想更与唯物史观有关。
　　中西价值观的对话仍要继续
　　“价值取向的不同是国际间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全球化进程的障碍。整个世界中各种文化间的对话成为这些文化生存的条件，同时也成为世界共同体存在的条件。而且全球化时代使得对话的问题别无选择，否则人类社会将无法生存。”俄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会长亚历山大·丘马科夫教授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伟平研究员认为，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和对话，才能彰显各价值主体的文化传统、信念信仰、利益需要和生活方式；只有在相互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才能达成共识。
　　“这个伟大时代不再是西方单一价值系统的一统天下，而是全球各民族文明参与对话，是人文价值交流、互相的生动活泼状态。”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关于文化价值观的对话与合作正在积极进行并初显成效。专家指出，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对话仍要继续。正如德国特里尔大学卜松山教授所谈到的那样，对话作为融解国际领域中潜存冲突的一种方式，需要对话者试图去理解彼此，从而达到双方视域的交叠以致融合。而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达成涉及许多问题，比如对话者之间的关系、对话所使用的语言、对话者历史经验的差异、抹平文化差异的倾向等等。因此，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价值历程有历史的反思，以开放的心态、迎纳的意愿去理解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