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尚武精神对中国民间的侠义思想影响极大，这不但体现在西汉的赤眉、绿林和黄巾等农民起义的军事组织特点上，更表现在黄巾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上。

　　战国初年，曾从孔子后学“学儒者之业”的墨翟，因不满儒家烦琐礼仪和厚葬久服的主张，故另创新说，形成墨家学派。墨家学派在社会经济方面宣传节葬、节丧、非乐的节用说，在社会政治方面宣扬非攻止战的和平学说，在伦理道德方面宣扬无等差之爱的兼爱说，在宗教哲学方面宣扬鬼监鬼罚、尊天事鬼的天威学说，从而形成了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四位一体的墨家学说，在社会转型的战国后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儒家一同登上“显学”地位。

　　社会思想学说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又使得某些社会思想学说不断发展乃至部分变化。研究墨家思想学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影响，和中国社会发展对墨学产生和流传的反影响，对于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对于当今“两个文明建设”，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从社会思想学说对社会前进方向和历史进程影响的角度来划分，中国自墨学产生的战国以来的社会历史，可以分为“百家争鸣与儒术独倡” 阶段、“ 佛道渐盛与三教合流”阶段、“西学涌入与体制新构”阶段。墨学在这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都曾产生过多角度、多维化的影响。

　　儒家主张“法周”、墨家主张“法夏”。经过秦及西汉前期执政者的几度选择，至汉武帝时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治方针，阻碍了墨家思想学说的顺利流传。但墨家学说并没有因此而“中绝”，其在民间的影响不容忽视。民间的行侠仗义精神和结义行为，民间的节俭风尚，都明显带有墨家思想精神的深刻影响。另外，墨家的尊天事鬼学说、科技成就及学团结社组织方式等，对早期道教的设教方式、思想教义、组织形式和方术道术的创制，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冲击，自隋唐起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道教徒将种种神秘方术、道术附会到墨子身上，称墨子曾从神仙处接受过《五行记》(见葛洪《抱朴子·遐览》)，因而使得方术化、道教化了的“墨子术”在民间广泛流传。《新五代史·李存?传》载“魏州妖人杨千郎……自言有墨子术，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银”，赵与时《宾退录》称“墨翟为太极仙卿”，陶宗仪《辍耕录》对乌宝传扬“墨子道术” 多有记述，等等，都甚为形象地反映出民间对道教化了的“墨子术”的遵奉，从中可看出墨家学说和科学技术对民间思想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产生的重大影响。

　　受汉代人“孔墨同称”、“儒墨并举”的影响，韩愈提出“儒墨为用”说，因而开启了千余年来的“儒墨为用”之争；但王安石像前世儒家一样，对墨家学说多有非议，其在《杨墨》一文中谓“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在《虔州学记》一文中将墨家“尚同”与秦代焚书坑儒联系起来，分析它们悖于人心、违于性理、碍于天道的理论缺陷。这些，都折射出“三教合流”时期墨家在上层知识界的多维化影响。总之，墨家作为“三教”之外的思想学派，对唐宋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明代，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为墨家重兴奠定了潜在的基础。清中期起，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科技学说涌入我国，引发了学界对墨家学说中民主意识、科技成就、逻辑学成就的高度重视，墨学重兴，出现了“人人争言墨”的局面(梁启超、栾调甫语)，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就出版过墨学著作 350余种，发表墨学论文1800余篇。近现代以来，墨学从思想、学术的双重影响方面，干预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

　　墨家的非攻止战、兼爱互利、节葬节丧、非乐贵俭、尚同一统、尚贤民选、非命尚求等社会思想学说，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对中国历代文人的性格品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墨家的天志向善、明鬼查恶等宗教哲学，对民间信仰、民风民俗的形成，对道教教义的创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学对中国战国及其后历朝历代的思想政治理论、国家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历史进程、民间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谓大矣。

　　另外，《墨子》之“墨辩”六篇(指《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所包含的逻辑论说，是我国最早的自成体系的逻辑学说，对我国古代逻辑学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墨家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将战国诸子百家的应用逻辑(思维论辩方式)升华、提高和系统化，总结、发展为墨辩逻辑，从而成为战国后期诸子普遍关注的逻辑方法。两汉至明代，墨辩的思维论辩方式(如类推等)以潜移默化方式，影响着历代学人(如晋人鲁胜、明人傅山)，并在运用中改变形态，有所发展。清末至近现代，墨辩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对话交流”、融会贯通，对近现代中国逻辑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墨辩逻辑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辩方法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墨家对上古科技成就特别是原始科技定理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中国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影响。在《墨经》中记述了近200条科技定理(亦含少量社会通理)，不但指导着墨家“从事”类弟子制造守城军械和生产器械、生活用具，也在流传后世的同时指导着历代科技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应予特别重视的是，墨家的科技经验积累，还被道教徒吸收利用，打着“墨子术”的旗号在民间流传，从而曲折地扩大了墨家科技的影响。西学东渐后，清末学者出于“夜郎”心态解说《墨经》条文以固守“国粹”，但同时也促进了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和利用。

　　《墨子》中《备城门》以下所承载的墨家军事学说特别是防守理论，对战国后期战争方式、对后代军事学理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墨家军事理论特别是军械制造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于中国的整个战争史，不同历史阶段的军事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予以吸收。如，实际上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管子》等书中，对墨家重视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军事理念有所体现。墨家尚武精神对中国民间的侠义思想影响极大，这不但体现在西汉的赤眉、绿林和黄巾等农民起义的军事组织特点上，更表现在黄巾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上。但墨家的兼爱非攻、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的思想，体现在后世军事思想学说上，却产生了一种重安内胜于攘外的思维方式，如宋代在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基础上制定的虚外守内的基本国策上即体现出此一思想的影响，而明清两代也多有受到这种影响的事例。

　　综合看来，作为先秦诸子中重要一家的墨家，其对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的影响仅次于儒家；其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人品质的影响仅次于儒家和道家；其在中国科技史、逻辑学史、军事学史上的地位更为独特和重要。所以，研究墨学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政权体制、执政策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重要一环；研究墨学同中国传统思想、文人品格，乃至民间信仰和民众生活的关系，是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研究墨学对中国古代逻辑学发展、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建构和发展的影响，是全面了解中国古代逻辑学史、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