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高等院校就开始实行终身职制以来，那些“学者”们就几乎将所有精力用于如何在规定的时期内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业文章，从而造成这样两个明显现象：一者，由于在这些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往往需要某些特定的技巧和规范而非识见和思想，因而无论是学院的专业教学还是学生的研究选题都在注重形式和技巧的训练，而很少关注思想的思辨和交流，那些数理出身以及功利之士往往更适应这种考核体制；二者，由于国内连形式上的学术规范也没有很少建立来，因而利益的追逐使得文章的发表过程中充斥了人情、地位、关系之类的考量，如很多刊物都只要交一定赞助费就成为单位董事或个人董事，那些掌控各种学术资源、行政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的“闻人”就更适应这种体制。显然，正是在终身职制度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学人不再关心整体理论的构建，不再注重知识素养的提升；相反，大多热衷于所谓的“应用研究”，因为这不但更容易发表，并且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掌握资源的政府职能部门人员取得联系。同时，正是高校中这种的终身职制度，使得欧美国家的主流化趋势日益强化，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倾向日益盛行：绝大多数教师首先是考虑饭碗问题，而其为评职称的初期研究投入又进一步决定了他以后的研究路线和研究领域。因此，西方高校中实行终身职制根本上并不利于科研的发展。
当然，如果说为了获得教职的那些入门考核构成了制约真正学术探究的第一道锁链，那么，国内高校种对特定学术研究大量的重复性的金钱激励则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这种锁链。实际上，井冈山大学的钟华和刘涛以及黑龙江大学的高山等之所以在同一刊物上疯狂地发表文章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在SCI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货币奖励。同样，按照方舟子接到的举报：宁波大学理学院一位郑姓教授的简历中列举了130余篇被《SCI系统》收录的论文，2001 年以第一作者发表、被SCI收录的论文在化学类论文排序中居全国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总篇次全国排名第九，1997年至2001年SCI收录论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数排名全国第三；但是，郑教授发表文章的方式是，通过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可作为一个成果发表，而这些文章，大都发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但每篇文章可以从学校获得4000元的奖励。同样，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在以平均不到一周一篇的速度发表65篇SCI论文，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和郑某类似，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所以，方舟子发出这样的感慨：“他们发表论文的速度比得上专栏杂文作家。一篇 8000元到10000元奖励，报酬也超过了专栏作家。因此，我认为这些人不该叫科学家了，该改叫SCI百万富翁。”[1]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就对学术与商业活动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注重学术声望的晋升和奖励体制宝石担忧，认为它会激励研究者非常匆忙地发表那些很不成熟的文章，并且会抑制研究者之间无拘无束的学术交流。[2]是以本文就当前国内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科研的金钱激励及其对学术发展的扭曲这一熟视无睹的现象作一深入剖析。
二、高校扭曲性的论文奖励制度
从欧美高校中的终身职制之实行效果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术主流化和功利化现象，从而抑制了学术和理论的实质发展；但是，由于学术自由和生活安定的保障，这种终身职制得副作用还是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事实上，在实行终身职制的欧美高校中，那些青年学者展示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并获得终身职后也就有了生活的保障，这种相对安定的生活是这些学者可以重新去研究自己感兴趣领域：既可以追逐当前热点问题，也可以静静地阐发系统的学术理论。正因如此，尽管终身职制使得西方高校中绝大部分学者确实都倾向于从事所谓的“主流”研究，为获取终身职而付出的巨大精力也导致很多学者虚度了思想活跃的早期学术生涯，但毕竟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把学术当成其毕生的事业；因此，这些学术理念人在生活稳定之后就会开始其真正的学术探索历程，如很多经济学大家在功成名就之后都开始了更广泛的理论和社会思考，并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深刻的反思。同时，分析社会现实、发现社会问题乃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本身就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即使在主流横行的学术环境下也存在这样一些用于反思的学者；因此，即使在社会单向度如此严重的今天，西方社会中仍然不时地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往往被主流社会所压制。尤其是，基于注重“异”的学术传统，真正的学者更倾向于本着质疑的治学态度，更倾向于搞自己坚守的那种学术，而不是简单地从事那种人云亦云的主流研究；因此，即使在主流化如此严重的今天，欧美学术界仍然热衷于求新求变并形成了诸多学派，同时也产生一些高质量的思想性专著和原创性论文，尽管这些成果往往要束之高阁很久以后才能得到认识。
显然，西方高校之所以还能够保持学术探究之风气，主要是存在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一是教授们凭借其岗位所获得的基本薪金基本上已经能够保证他过一种相对安定而体面的生活，二是教授们一般无法凭借其学术研究成果而获得另外的物质奖励；因此，教授们在获得终身职之后在论文撰写以及文章发表过程中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方式基本上都源于自己的学术理念、学术兴趣、学术使命以及原先的知识积累而主要不是也无法获取各种物质上的奖励，尽管也有一些人为了“成名”而写些哗众取宠的文章和作些吸人眼球的事。然而，当前国内高校的学术制度却与欧美大不相同：一者，教师的工资却相对较低，甚至根本不足以保障安定而体面的基本生活；二者，在排名和政绩的激励下国内各高校都实行着一种畸形的论文奖励制度，这种奖励甚至逐渐成为高校教师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成为他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正因如此，国内高校各层次的教师都承担了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这不仅是为了学术的兴趣和考核的要求，更是为了生活的压力以及对奖励的追逐；而且，正是这种为发表而研究和写作的导向，使得国内学术完全变质了。
这种学术风气在当前经济学界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经济学作为显学而使得教育具有更明显的产业化趋势，经济学类专业的论文奖励更为惊人。实际上，在国内经济学院校中，几乎所有的青年经济学子几乎将其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刻意地模仿《经济研究》等主流刊物的写作范式上，试图通过一、两篇文章来改变其学术地位和生活条件。从而出现了这样几个明显的学术现象：一者，大多数学者都挖空心思增加在规定刊物的论文数，或一稿多发，或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发表，或专门找一些被SSCI或CSSCI收录但发表门槛很低的期刊投稿；二者，另一些无法凭借个人资质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就通过提供赞助费的形式而成为杂志的个人董事，或者花钱找人合作或“捉刀”发表文章；三者，更其次者，直接花钱在一些较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然而凭借资历或关系熬得一个教授职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学术”论文满天飞，质量却江河日下；而且，还出现收费论文或论文买卖的相应产业，有调查称，2007年中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已经上亿元。事实上，可以通过国内外高校的学术现状之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明显事实：在存在科研奖励的地方，学术中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往往比较严重；而且，那些科研奖励力度越大的高校，其学术氛围也越功利。譬如，正是一些发展中国为了展示其学术“声誉”而实行高力度的科研奖励体制，结果，这些国家的学者造假现象就比较严重，如韩国、中国等就是如此。
当然，各院校之所以提高如此高的学术奖励，甚至出现了奖励攀比现象，即使在最初目的上，也不是出于激励真正的学术研究之需，而主要是为了排名或者申报学科点等政绩的需要，并与主政者的学术领域和关系网络有关。正因如此，各院校对那些给予奖励的论文无论是研究领域和刊物种类往往都是指定的：每个院校指定的刊物以及奖励的幅度都有所不同；当然，为了显示其可比较指标上的政绩，某少数几个“一流”刊物往往上被极端夸大和推崇。也就是说，在当前国内各院校，发表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刊物上的文章所获得的奖励金往往相差天壤：一般的核心刊物奖励往往很低，而在那些所谓“一流”杂志上奖励却高得惊人。例如，就某经济学院而言，其奖励标准是：“一级”刊物《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奖励1万元，而二类的《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会计研究》、《预测》等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奖励2000元，其他属于“三级”的 CSSCI刊物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奖励则只有100元。正是在这种明显属于“拔苗助长”的措施激励下，几年间学院在一、二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不断突破；同时，由于给予高额奖励的基本上都是数理刊物，以致这几年已经几乎看不到关心经济思想以及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学人了。2008年院领导班子改组后新领导为了实现政绩在1年之内进一步将一级刊物的奖励金提高到了4万元，二级刊物的奖励金提高到了1万元；显然，如果加上随后不断追加的各类重复性奖励，以及属着挂上某一系列课题的资助，这些刊物的一篇文章往往可获得十数万元的金钱报酬。这种丰厚的利益不仅产生了个人剽窃现象，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单位寻租现象：一些院校往往与这些杂志以合作举办学术会议、参与董事会等方式进行大量的金钱交易，而其利益往往为那些院校的掌权者所获的。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各高校的奖励体制，就可以发现，被院校当作权威杂志从而给予高额奖励的那些杂志往往与这些院校的行政官员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这些官员本身或其以与博士生合作名义发表的文章往往在这些杂志上经常出现。
实际上，在那些教育主导者看来，他们的成绩只有两个：一是强化它们的行政监督和管理以使得大学教育中规中矩，这是他们眼中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志；二是强化对文章发表的奖励以使在那些主流刊物上多发文章，这是他们眼中展示科研成就的主要指标。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常常热衷于各种“异化”的学术评比和排名，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大学、学院都不会制定长期的发展学术计划；相反，为了排名和业绩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到学校排名及其带来的招生效应）或者为了那些当政者的虚荣和利益，当前各个学校都把教师的学术研究限定在非常狭隘的所谓专业领域，甚至是限定在某些指定的非常有问题的几类杂志上，除此之外概不奖励，这又进一步窒息了学术的多元化发展，更不用说有真正的创新了。其实，众所周知，大学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不仅容易造假，而且容易扭曲研究的本质和教育的方向；但是，高等院校的行政者（校长或者院长）出于显示其政绩的需要，不仅为“排名”乐此不彼，而且，往往还通过种种公关以牟取课题、文章发表，乃至与某些杂志坑瀣一气，相互招摇过市。正是由于科研奖励和排名的畸形激励极大地刺激了一些个人、院校向某些杂志的寻租现象，共同糟蹋了理论研究的精神造成了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严重扭曲。其实，行政者的政绩该由教师的科研成果来体现吗？尤其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些行政者为了实现这种业绩，往往在人际关系上是不惜千金的；而这些宝贵的科研资金对那些在从事真正科研的学者来说，是那么的“久旱”中的“甘霖”呀！
三、不合理激励机制的学术导向
由于当前国内经济学普遍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准绳，并由此形成了盲目地与国际接轨的思潮和强烈的主流化倾向，因此，国内各院校的论文奖励方案很多海归学人主导的，从而普遍重奖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注重形式与规范与国际接轨的数理刊物。事实上，尽管这些海归们基本上对“教育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之类问题一窍不通，在海外期间也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教育管理工作；但是，在“学而优则仕”以及“国际化思维”的指导方针下，回国却转眼成为院校的主政者和改革设计者。而且，由于这些绝大多数海归们本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造诣，而仅仅是通过几年的博士生学习生涯掌握了西方那套炮制论文的基本程序；因此，主政后往往也主要在写作形式和“知识话语”上向国际期刊看齐，而至于在内容上，就根本无暇关心是否真正具有理论性，或者是否能够真正解释国内的社会经济现象。例如，某“海归”院长就说，隔行如隔山，你从事理论研究，我们无法了解你的学术水平，而且你的学术水平也不能以少数学者的评价为准，而应该要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其中最重要依据就是在这些“一流”刊物上发表高质量文章和获得各种奖项。天哪，一个刚上台就大张旗鼓地搞教学改革的院长竟然如何也无法理解理论研究的目的，不知道理论前沿本身就是由少数人引领的，而是要根据获得的奖项来判定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试问：当前国内颁发的那些奖项与学术水平果真有什么关系吗？当前那些指定的“一流”刊物发表的文章又如何高质量了呢？
实际上，真正的学术探究首先是出于自己的兴趣，首先要能够增进增进研究者个人对学术和社会现象的认知，然后推及他人，这也就是古人的“为己之学”。然而，按照《经济研究》这样的“一流”经济学刊物的文章标准，韦伯、凡勃伦、哈耶克、森、霍奇逊那样经济学大家的文章不通过关系寻租是无法在上面发表的，而那些已经发表的文章也实在无法为扩大学者的思维提供获得多少东西。究其原因，由于这些海归的学识所限，因而根本无能力注重理论构建和学术论述，为此他们主导的杂志也日益偏向于数理建模和实证分析；而且，由于数理建模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底，同时也难以获得广泛认同，从而更加偏向于实证研究。于是，在国内那些被各院校重奖的刊物基本上都充斥了“实证研究”，甚至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就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当然善于经营人际关系者或者那些已经“成名人物”除外。问题是，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又不是真正的实证研究，而是盲目地套用流行的理论来“依葫芦画瓢”；因为真正的施政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需要由基本的问题意识所引发。其实，根据笔者倡导的理论研究之四个层次：理论方法层次、理论素养层次、理论表达层次、理论检验此次，实证检验仅仅是形成了自己真正的认知后的最后层次；但国内绝大多数实证文章往往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找一些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个也许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事物，然后告诉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对其因果机理不作任何分析就以为是实证研究了。
当然，公正地说，国内经济学文章中一些好的实证研究也有理论基础，但我们也清楚这一点，这些理论基本上都不是原创性甚至也不是作者切实理解的；相反，它往往以如下假设为基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先进”理论，必然含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正因如此，这些学人在从事是实证研究工作的时候，通常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再利用国内的一些数据（或者以本地的受试者为研究对象），“如法炮制”一番，便可以弄出一篇论文。而且，等而下之的一些人干脆连理论都可以不管，致力于引入主流的研究工具，找几个研究生，将外国的量表和问卷翻译成中文，检验一下信度、效度，也可以“加工制造”出一篇论文来。[3]究其原因，正在于目前的这种激励机制所致，绝大多数研究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获得荣誉和奖励；譬如，因为在国外发表文章奖励更多，因而即使英文水平一塌糊涂，也愿意雇佣他人翻译以期能够在海外发表。相反，由于专著以及其他一些学术论述，无论它有无创见，都很少给予奖励，因而从事大部头专著写作的学人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一者，功利主义的学术界越来越不愿意去辨别学术的价值，二者，那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社会事务的学术当权者根本没有时间来写出一部系统的专著。而且，出版专著不仅没有奖励而且还要出资助费，因而我国图书出版就出现了大量的怪现象：一者，那些“明星”学者出版“剪刀加浆糊”的书籍充斥了市场，因为这些“明星”往往可以为这些书籍寻找多种基金的资助；二者，那些潜心学问所产生的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也迟迟无法面世，因为这些学人实在交不起可观的出版费。
国内绝大多数学者之所以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不愿作基础的文献梳理和思想内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院校实施的那种悬殊极大的科研奖励制度。这种奖励制度极大地拉大了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当前高校收入差距之大甚至根本不要作什么基尼系数分析而从教师收入的粗略分类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了。正因为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奖励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同一院校的同仁之间心态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无法安心基础性的理论探索，从而学术研究带有非常明显的功利性：其研究不是出于学术的兴趣和真实的想法，而是基于金钱的回报。不过，这些院校的当权者却往往美其名曰：这是学术竞争的需要，为了提升学术档次而向国际一流学术看齐，从而不能也不该鼓励在一般杂志上发文章。问题是，为各院校捧为一级刊物的《经济研究》上所发表的那些文章果真能够体现真正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质量吗？我们知道，在国外被认可的刊物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多，而且不同领域或学派都有自身认可的杂志；但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套用“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专业杂志才被认可，因而在畸形的奖励体系下研究领域、方向和方式就形成了日益集中的局面。同时，这些主政者还以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市场交换为这种制度辩护：只有满足市场需要的研究才是重要的，并且才可以获得更高回报。问题是，这种由某些人制定的奖惩制度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吗？更重要的是，具有强烈公共品性质的学术研究之价值可以由市场交换来决定吗？
哈耶克曾指出，“我们大部分的需要是由市场来供给的。这种情况同时也就给了大多数人以谋生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允许任何一个人去将他的全部精力用于不带来经济回报的目的上”；[4]事实上，像对学问的追求就不应该为物质利益的考虑所支配，这也是哈耶克极力呼吁社会必须容忍一些“闲着”的富人存在的原因。当然，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当前国内已经几乎没有了这种既有空闲又有财力而热衷好奇心追逐的富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真正的学问发展计，我们就需要给予一些有学术兴趣的人以较为稳定而有保障的收入，而不是依靠直接的物质交换来激励他们从事那种容易被市场“认可”的研究，否则，这些人大可进入工商业从事那些可以直接通过交换获取回报的工作。然而，当前国内高校却实行了与此背道而驰的学术制度：教师有保障的固定工资非常低，而想当一部分收入来源于课时、科研、课题等激励；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变相的市场“交换”制度，并且，这种“市场”是扭曲的，是以符合特定形式或规范为标准的。正因为当前高校内的学术激励制度已经远远偏离了“求知”这一学术根本，因而那些贫寒的士子们也不得不尽其所能地追求这些奖励，在某种意义上，这实在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
其实，尽管欧美高效的终身职制度造成了年轻学者的功利倾向，但是，科研、工资等方面的共生制度毕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生活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终身职制内在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那些学术大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往往日益偏向于思想哲理方面探索的原因。例如，林毅夫就曾说，在当今世界的 10大经济学家中只有泰勒尔还在些数理文章，而且，他近来也用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也不愿用数学了。然而，国内学术界却不存在西方那种纠正机制，相反，科研、工资等方面的共生制度加剧了终身职制的危害：科研成果成为每年的业绩考核指标，并与津贴挂钩，从而学者被逼必须每年都在不断地发表这种应付之作，而根本无暇作真正的学术积累和沉淀。正因如此，如果说欧美国家的学者是在今世虚名和后世令名之间的选择，那么，国内这些学者可谓“名利双收”，这又如何不激励他们不“自卖为娼”呢？其实，基于功利主义的盛行，导致西方学者往往在这两种学术取向上作出选择：一是追求流于形式的主流学说，热衷于现世中的虚名而获取社会上的间接利益，但这种虚名无法直接获得学校奖励形式的物质利益；二是，本着甘愿做冷板凳的精神探索真正学术，这很可能使之毕生默默无闻，但他们的洞见往往会成就他们未来名声，这是他们的学术精神支柱。但是，在国内学术界，那些追求形式化主流学术的人，不仅获得学术虚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利益，而且国家、地方、学校乃至学院等各级直接奖励提供了丰厚利益；相反，尽管那些真正的默默钻研者将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或许最终可以遇到识“金玉”的慧眼而留令名于青史，但要知道，人类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中的95％往往都被埋在坟墓里。事实上，笔者不察，但也实在想象不出有哪个国家在同一学校里教师的收入差距能如中国之大的；显然，在面临如此风险的情况下，是很少人会选择追求未来不确定的“令名”之路的。
四、简短结语
当前国内高校的科研奖惩机制是畸形的，在它的扭曲性激励下，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愿意作一些基础性的文献梳理工作，而倾力于模仿那些“一流”杂志的风格，这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雷同和主流化倾向，并加剧了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有一位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形象地说，如果现在晋升制度规定：谁学狗叫得声音最像，谁就可以获得奖励和晋升；那么，我相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人都会买一只狗来整天模仿狗叫。当然，那些学术资源的掌控者们更愿意选择兴地对那些数理文章进行高额奖励。究其原因，一者，他们本身是没有时间从事科研的，而数量化的文章却便于其充分利用指导学生的“优势”，从而能够通过“指导性合作”而发表一系列数量文章。试问：当前那些经济学博导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多少是个人独自撰写的？数量化合作文章又占了多大比重？二者，思想原创性的文章往往都是基于个人独特知识背景，不同知识背景的学人很难进行有机的合作；显然，目前那些已经成名的或者掌权的学者一般都不愿、不屑或者没有时间从事阅读、写作和科研，因而也只有依靠“合作”才得以发表一些文章。显然，数量化提供了很好的“合作”途径，而他们所拥有的学术资源往往又会吸引青年学子与他们合作，在学术失范的道歉学术界又何乐而不为呢？其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而成的，但现在的学术制度却要求建立所谓的研究团队以实现“强强联合”，就如将一些高中生组织到一些编辑四亿四千万字的《四部文明》视为旷世成就。某“海归”院长就说，你的研究都是一个人做的，论文也是一个人写的，而不与他人合作，这种研究有价值吗？而且，为了强化和合理化他们这种“合作”行为，学院竟然颁布条例：对合作性文章给予更高的奖励。呜呼，有如此主管者和如此学术制度，国内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取向就可想而知。因此，笔者以为，正是国内高校中不合理的科研奖励机制扭曲了经济学的研究，抑制了真正有价值的基础研究！如果说欧美的终身职制流毒深远，那么在国内学术界，这种终身职制所蕴含的学术之“名”与独特的奖励制度所衍生出来的“利”勾结在一起，从而导致学术成为畸形儿也就一点不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