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里斯本条约》，比利时前首相范龙佩（左）、来自英国的欧盟前贸易委员阿什顿年初分别出任欧盟“总统”与“外长”。
2009年6月7日，第七届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27个成员国全部完成投票。
2009年12月16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右）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会谈。
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大厦外景。
《里斯本条约》的正式生效，给处于一体化关口的欧洲带来新的契机；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盟在哥本哈根的“失灵”，被一些人视作是欧洲外交的一大挫折。2010年之后，欧洲将会出现哪些新变化？人民网驻比利时记者章念生身处“欧洲之都”布鲁塞尔近5年，通过采访和切身感受，为您带来深入解读。
政治——
兼顾妥协与效率，内需还是外需？
党派平衡、国家平衡、利益平衡，“妥协文化”始终是当代欧洲的一个特征。从比利时前首相范龙佩、来自英国的欧盟前贸易委员阿什顿分别出任欧盟“总统”与 “外长”，便可折射欧盟内部党派与国家平衡的明显印迹。随着《里斯本条约》的落实，欧洲一体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欧盟将朝着有效决策方向发展，但27国的立场协调仍需“妥协文化”支撑。而认识“妥协文化”的渐进性特质、把握布鲁塞尔的真正脉动，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一个现实的欧洲。
莎拉是来自西欧国家的一位普通白领，几年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碳减排协会，协会给每一位会员发放碳排放配额。会员必须如实汇报自己的“产碳”活动：乘电梯上下楼、开车上下班、坐飞机出行，等等，均被折合成量化的碳排放数额。凡超过配额者，需掏钱补贴“未达标”会员，或累积返还社会。莎拉说，会员们为“超配额”而支付的钱不算多，不过几十欧元，但效果却非常明显，会员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尽可能降低碳排放：上下楼时改走楼梯，上下班时选择骑车或采取结伴搭车方式，尽量减少出远门次数……
像莎拉这样的“气候卫士”，在欧洲国家可谓数不胜数。上至欧盟高官，下至普通民众，一谈起气候变化，他们总是娓娓道来，不厌其烦。
记者的邻居、80多岁的瓦格纳女士平常对政治并不关心，但一谈到气候变化，却是滔滔不绝。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类似理念已在欧洲民众中植根。然而，欧洲着力推动的“气候外交”，却在哥本哈根遭遇“滑铁卢”，引来欧洲大陆的一片质疑。
从雄心勃勃到悻悻而归，欧洲人的失落可想而知。岁末年初，欧洲的政治家、社会精英纷纷在媒体发表见解，进行反思。有人将其归咎于欧洲国家缺乏团结，有人建议欧盟应进一步加强“绿色外交”，有人则将责任推到别国身上。
欧盟理事会一位高级官员与本报记者闲聊时的一番评论，似乎更加到位：欧洲“气候外交”此番失灵，源在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决断力。这位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大使级官员，曾经主导所在国的入盟谈判，在布鲁塞尔常驻多年，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有许多亲身体会和独到见解：“对欧盟来说，27个国家，27个立场，各自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对于内政的关心，要远远超出对外利益。”
其一，欧盟将面临机构调整，进入新的消化期。《里斯本条约》实施之后，欧盟将对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驻欧盟机构等进行调整，并组建“欧盟对外行动服务”机构，它无疑需要一定的“消化时间”。欧盟理事会一位司长级官员近日忧心忡忡地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对自己几个月后干什么一无所知，心里空落落的。欧盟理事会大楼里的许多官员也都不知道自己今后会到哪个办公室上班。“欧盟已进入一个新的消化期，它需要1至3年才能真正完成机构调整。”这是时任欧盟对外事务委员瓦尔德纳前不久在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一次晚宴作主题演讲时所下的断言。
其二，欧洲缺乏大战略，一体化进程依然缓慢。欧洲媒体普遍认为，被称为“弱势欧盟总统”的范龙佩，所起作用难免将会限于协调、沟通与和解，而难以担当指路、统领与决断之重任。“欧洲的事，还是大国说了算。”这一点几乎毫无异议。而大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战略目标各有侧重，难以形成统一步调。研究欧洲问题多年的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朱里昂·霍华斯认为，欧洲缺乏大战略，即对欧盟整体利益、目标、价值观、自身定位及行动能力等缺乏战略性举措，这将严重制约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
其三，欧盟整体外交实力有限，不可期望过高。随着欧盟“总统”与 “外长”职位的设立，欧盟朝着“一个声音说话”迈进了一步，但布鲁塞尔的号召能力，依然十分有限。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的欧盟事务大臣迭戈·洛佩兹· 卡里多坦承：“虽然我们对外交政策有所表述，也执行了一些重要的安全与维和任务，并指定了一些共同政治职位，但我们并未拥有真正的对外政策。” 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部长级官员曾对本报记者抱怨，他们曾对布鲁塞尔寄予厚望，后来却发现许多问题在此得不到有效解决。
不过，在过去5年里，欧盟三大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大，布鲁塞尔智库数量陡增，许多传媒机构在此“招兵买马”，足以说明布鲁塞尔的作用在不断上升。从共同货币到单一市场，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大陆已经创下了无数个历史先例。欧盟作为世界一极的形成，应该说只是时间的问题。
“欧洲就像夏天的一片草地，每日不见其长，但一周不割却不行。”几年前一位荷兰高级外交官说过的一句话，让记者记忆犹新。细细体味，它似能贴切表述欧洲发展进程的精要。
命运——
“欧洲模式”相对式微，现实还是趋势？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欧洲人还可以在今后一定时间内继续享受福利体系，还可以继续过着令人称羡的日子，欧洲人着力减少社会不公平的举措仍会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当“年轻而饥渴的对手们”学到了欧洲的成果之后，将会使得欧洲生活方式不可持续。遗憾的是，欧洲的政治家都在大谈欧洲的衰落，却没有政治勇气与勃勃雄心来应对。
在比利时国家电视台工作的高级技术人员A君，这样细晒自己的收支：40来岁，单身，每月税后收入2000欧元，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移民聚居区租了5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450欧元；有一辆价值几千欧元的旧汽车，但不常用，平常坐公交车上下班；每月只下一次馆子，一顿饭大约二三十欧元；不抽烟，但每天喝点红葡萄酒，每瓶酒的价格在10欧元左右；家里没有因特网，平常只在单位上网。即便如此，工资月月光，出门度假成为奢望。
B君是荷兰一所大学的老师，也是40多岁，却在比利时居住，开一辆沃尔沃，一周住校5天，周末返家团聚。妻子在家，孩子上小学。由于夫妇两人精打细算，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间连排房，上下三层，装饰得很是温馨，但平常日子过得比较节俭。B君曾为喝到一瓶价值10多欧元的法国酒而大发感慨。
C君是一位欧盟官员，三口之家，月工资5000欧元以上，开一辆1999年出厂的“宝马”，几年前按揭在布鲁塞尔郊外买下一幢别墅。按月还贷之后，所剩不多，需要量入为出。于是，家里的墙是自己刷的，卫生间的瓷砖是两口子一起贴的，整幢房子的双层玻璃也是自己设法换的，就连开车去几百公里外探望父母，还得想着如何省点油钱。
A君、B君、C君大致属于比利时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历来被视为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写照。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2008年比利时人均GDP超过4.6万美元，在欧盟内部排第八，算是欧洲的富国。
按照西方一家知名通讯社同行帕斯卡尔的说法，欧洲国家这几年经济仍在发展，但中产阶级的总体生活水准不升反降，他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转向亚太，欧洲的实力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
帕斯卡尔的说法是否在理？请看欧洲政要与欧美学界人士的如下论述：
前比利时外交大臣德古特（现任欧盟委员会发展事务委员）：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欧洲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正在下滑。
索洛斯基金会的马贝尔·范奥拉内：到2020年时，欧洲的人口将只占世界1/20，到2030年，G7（全球七强）将没有欧洲国家的位置。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让别国来选择我们的命运，欧洲将成为重要旅游景点；要么我们鼓起信心，自己掌握未来。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19世纪初，欧洲、美国与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例的32%，1950年时高达68%，2003年下降为47%，到2050年时，将缩减为不足30%，低于1820年的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由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与土耳其来引领。
也许这些论断与预测有些危言耸听。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欧洲人舒适的生活方式已受到很大冲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欧洲大陆，无论是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自由经济模式，以法、德为典型的大陆模式，还是瑞典、芬兰所代表的北欧模式，都为欧洲繁荣注入了不息的活力，而其中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公平分配，建立保障体系，稳定就业者利益，这被视为“欧洲模式”的精髓。“欧洲模式”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稳定与繁荣，也引来世界更多国家称赞和效仿。
但是“欧洲模式”近年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概括而言，一是就业者利益受保护程度过高影响了经济灵活性，二是福利体制养了大批“懒汉”，三是创新不足阻碍了经济活力的释放，而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是，人口老龄化直接威胁着“福利大厦”的稳固。
“福利大厦”主要靠就业人口打造，工作的人越多，纳税越多，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越多，失业救济、医疗保健与养老保险才有保障。反之，“福利大厦”将难以为继。而欧洲的人口短缺问题异常严重。根据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说法，一个世纪前，欧盟国家人口占全球15%，2050年将只占3%。2007年至 2030年间，欧盟工作人口将会下降2000万，65岁以上人口则增加4000万。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健康保障、移民、教育培训、退休与就业政策等多个领域的巨变，因而“人口是经济之母”。
近年来，西欧国家着手改革劳动力市场，削减福利开支，放宽高科技移民条件，适当延后退休年龄，还提出要将欧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经济体，但始终未能尽如人意，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给改革进程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美国乔治·梅森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杰克·戈德斯通分析，20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通过改善教育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妇女引入劳动力市场以及通过技术创新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在21世纪上半叶不断弱化。有媒体分析认为，如果欧洲人不进行“负痛改革”，不转变竞争观念，不尽早改变舒适生活方式，欧洲衰落的命运将在所难免。
安全——
东扩的结果，安全还是对抗？
关于北约的作用，美国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曾这样概括：过去60年，北约曾在世界事务中促成了三个划时代的转变：终止了西方阵营长达数个世纪的海洋与欧洲霸权之争；实现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防务承诺来抵御苏联，其结果是避免了政治剧变，甚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平结束冷战，消除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分界线，为一个民主的大欧盟创造了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德法的和解，欧洲一体化的演进，为欧洲大陆带来了60多年的繁荣与稳定。但是，如果没有北约的存在，德法能否和解？欧洲大陆能否维持和平？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间会不会陷入纷争？
在欧盟理事会担任要职多年的欧洲战略家罗伯特·库珀向本报记者描述欧洲安全格局时，则说得更加简洁明了：“没有北约保护伞，就没有欧洲的今天。”
那么，欧洲明天的安全格局会是什么样？
作为维系美欧的纽带，北约将以其“跨大西洋特性”而长期存在。关于北约的未来，联盟内部正在展开深入讨论，有望于今年底正式出台的北约新战略概念，将回答北约往何处去的问题。但不管内部讨论结果如何，北约的“跨大西洋特性”不会变，因为它是维系美欧关系的纽带，也是欧洲安全的根本保障。阿富汗行动是北约史无前例的挑战，被认为是北约转型的“试金石”，而且目前进展不力，但保证阿富汗行动的成功，在欧美盟友之间存有普遍共识，所不同的只是轻重缓急之分。毕竟，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对美欧盟友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旦涉足，不会轻易放弃；另一方面，如在阿富汗无功而返，步当年苏军后尘，则这个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将会失去公信力。正如冷战之后北约所经历的调整一样，今后的北约将会不断定位新威胁，找到新任务，实现新“转型”。
欧俄之间博弈加竞争，是欧洲变局的一个长期态势。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在传统安全领域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但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领域对欧洲的影响非同一般。北约秘书长 2009年12月中旬访俄时说，北约永远不会侵犯俄罗斯，相信俄罗斯也不会侵犯北约。但是，俄与北约、欧盟长期缺乏互信，分歧难以弥合。不过，欧俄属于 “拆不开的冤家”，相互需要。譬如，欧洲需要俄罗斯的能源，而俄罗斯又需要欧洲的投资和市场。博弈加合作，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基本态势。
以“民主自由”旗号一统欧洲，是欧洲安全格局变化的一条主线。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北约均实现三轮扩大，成员国分别增至27个和28个。欧洲战略家们认为，要保证欧洲大陆的安全，确保东翼安全至关重要，其中包括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西巴尔干国家。这些“欧洲精英”信奉的一个信条是，民主自由是改造这些国家的最佳选择，是经济繁荣发展的良好基础，也是实现安全稳定的有力武器。德国前内政部长奥托·希莱不久前在《欧洲的世界》杂志撰文指出，从地缘政治来说，只有当西巴尔干国家融为欧盟一部分后，欧洲才会变得更加安全。
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蔓延，是欧洲人无奈的选择。马德里“3·11”与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后，欧洲将反恐提到了全新高度，严密各种反恐措施。无论在伦敦、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还是布鲁塞尔，公共监控设施越来越多。但欧洲将反恐目标锁定宗教极端势力，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同时，对在欧洲居住的大量穆斯林形成了空前压力，又导致反移民思潮涌动，种族关系紧张，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保证能源安全，遏制全球变暖等议题，上升到欧洲安全威胁层次。近几年来，欧盟北约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演讲，都反复强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直接影响欧洲人的生活与生存环境，因而也被列入欧洲安全威胁之列。
按照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尼克·惠特尼的概括，欧洲未来安全稳定将受到东侧与南翼的挑战。东侧指的是俄罗斯，南翼指的是中东西亚地区，主要是穆斯林国家。对于俄罗斯，欧洲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策略，让北约在俄边界的东扩行动放缓，而由“身段软化”的欧盟来推进“东部伙伴计划”，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务实外交”遥相呼应；南翼则更加错综复杂，更具风险。
欧洲有位政治家说过，政治是本地化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安全则是两者的结合。换言之，欧洲既面临地区性冲突的危险，又遇到全球性威胁的挑战。“本地化”与“全球化”的结合，正不断催生欧洲安全格局的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