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话语体系转换，这些转换都发生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之下。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时候，也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构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

　　虽然我国很早就出现“食货之学”，但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才出现的。梁启超于1903年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倡言“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在梁氏关于“新史学”的设想中，社会经济史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具有重大影响，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了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已形成，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从日本和西方传来的，因此整个话语体系具有明显的国际色彩。在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都采用了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学术话语，如 “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乃至“阶级”、“封建制”、“资本主义”等关键概念。连最为强调实证史学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同时，中国传统的“食货学”和乾嘉学派以及西方历史主义史学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依然可见。因此，在当时社会经济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可以看到外来的和传统的话语成分，从而形成了一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新话语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坛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具有巨大贡献，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波普尔也说：“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高度强调 “历史上的小人物”、“农民”、“奴隶”所起的作用，从而推动中国史学完成了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导致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话语体系方面的巨大转变。唯物史观成了指导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成为社会经济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石。这种话语体系，使得社会经济史学得以在一个具有高度逻辑性和高度统一性的分析架构中进行。

　　但在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的一点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同时逐渐陷入自我封闭状态，对国外社会经济史学的新进展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倾向更发展到极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探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向。随着对外开放的开展，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大量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迅速引入我国社会经济史学坛。现代主义、科学主义、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被引入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与此同时，体现考证史学传统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也得到复兴。这些，空前地丰富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话语，同时也使得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出现了一些冲突。

　　我国的经济史学在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三个部分，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虽然它们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研究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在主要方面具有充分的互补性。三者结合，形成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的传统。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就只能以此为基础。

　　同时，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的巨大变化，一直发生在国际学术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在今天，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国际社会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但另一方面，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地“科学化”，而真正的科学化意味着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于国际主流学术具有这种两重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在扬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采用西方学术发展出来的各种合理的理论方法，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融入国际主流学术，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对其不合理部分进行改进，也推动国际主流学术的进步。

　　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社会经济史学。在此前提下，我们将建构一种能够包含以上三个传统优点的话语体系，既能顺应国际化的潮流，又能体现“中国特色”，从而使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能够在国际主流学术中取得与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相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