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高等教育评价、探索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未尝不可，但参与制作排行榜，并以很可能导致大学急功近利的指标为制榜依据，大大不妥。而且，这等做法有违大学评价应“社会化”、“中介化”的趋势。或许，这一排行榜的制作者首先应该对自身的投入产出做个评价：是产出了对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成果，还是适得其反

　　在民间版本的大学排行榜江河日下之际，首个官方版本的大学排行榜最近出炉。教育部下属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近日发布《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涉及72所部属高校，列出了一份绩效得分排行榜。这个榜单显示，在我国69所重点大学中，近半数过去3年“投入多、产出少”，仅29所高校呈现“产出大于投入”的较高效益。

　　“绝对评价”的缺陷依旧存在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在解释这份榜单时，先批评别人：“目前的评价与排行大都是依据高校既有存量进行的绝对评价……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它不关注高校发展的条件和发展效益。”接着介绍自己：“高校绩效评价则是依据产出与投入之比对高校进行的相对评价。”由此可知，此榜单是为弥补以前 “绝对评价”的缺陷，注重评价“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促使高校重视效益——感觉上是进步了一些。但再看这份新榜单所选择的指标，却发现过去“绝对评价” 的缺陷依旧存在，而且如果它成为考核高校的一种依据，我怀疑会搞出更大的缺陷。

　　不妨看它选择的“产出”指标，总计16项：当量在校生数、当量学历在校留学生数、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特别奖数、国家三大科技奖一等奖数、国家三大科技奖二等奖数、省部级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奖数、国家级项目验收数、鉴定成果数、发明专利授权数、技术转让与当年实际收入金额、专利出售与当年实际收入金额。

　　上述这些指标，难道就是一所大学应该有的“产出”么？或者换句话说，在上述指标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就是产出高么？这些指标，其实正是过去的“绝对评价”排行榜经常选用、饱受质疑的，因为依照这样的指标，评价一所大学，最核心的要件，无非就是学生规模数、论文规模数、成果规模数和专利规模数。如此评价，非但没有起到激励学校提升办学质量的作用，反而催生了大学的论文情结、成果情结、专利情结，催生出诸如硕士、博士必须于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以论文、成果、专利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基本要求，一些课题还未结题就开始公关报奖包装成成果等等怪象，大学由此陷入重科研轻教学，以及指标学术、功利学术和泡沫学术之中，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量多质低”的情况越发严重。

　　可能加重“政绩办学”、“数量考核”倾向

　　与过去的“绝对评价”相比，这份新的绩效排行榜，或许更注重投入产出效益，以期高校把有限的办学资源用在能产出成果的地方；但以教育的眼光打量，它会在促使高校注重产出数量的同时，督促高校“快出成果”、“早出成果”，以及在一些无法产出上述指标业绩的地方和人事上，不舍得花钱——像该榜制作者呼吁的那样，把钱用到“刀刃”上。

　　人们喜欢谈论：大学要有“大气”与“大爱”，给教授们宽裕的治学空间；大学教育要以“百年树人”的情怀，重视本科教育；学者要板凳甘坐十年冷，不要急功近利追求出短期成果，等等。但现在，这些美好愿望一一被这个绩效排行否定——对3年出不了成果的教授，学校还会有好脸色？对不属榜上产出的教育质量，学校怎可能重视投入？对于学术研究，必然是给你一笔课题资金，你必须在3年内产出成果，否则就是零产出，四五年后出的成果，出了也白出，它们不在计算之列；对于教学，学生不过就是人头，最多也不过是帮助导师产出论文和成果的工具。眼睛盯着这样的排行榜，大学会把教学作为用钱的“刀刃”吗？恐怕会把更多的钱，用到可以带来更多论文发表数、更多获奖数的公关上吧，或者花重金聘请能带来评奖、评审之“人脉资源”的“优秀人才”。

　　这份具有官方色彩的绩效排行榜，到底能派什么用场，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将其作为对一所学校领导的考核依据，则可能加重大学的 “政绩办学”、“数量考核”倾向。大学校长们如以上述指标作为指挥棒，就可能把资源与产出指标联系起来，告诉学院与教授们，给你多少资源，一定得出多少成果。大学在这样的管理之下，会不会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教育与学术？

　　高等教育评价，确实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研究机构，研究高等教育评价、探索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未尝不可，但参与制作排行榜，并以很可能导致大学急功近利的指标为制榜依据，大大不妥。而且，这等做法有违大学评价应“社会化”、“中介化”的趋势。或许，这一排行榜的制作者首先应该对自身的投入产出做个评价：是产出了对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成果，还是适得其反？(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