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陈晓明

顾彬

张柠

　　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此话一出便引发了价值辩论

　　中国当代文学长久以来一直饱受非议,就在不久之前,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为当代文学喊冤:“其实我们写得不错”,并表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

　　随后不久，北大教授陈晓明又提出“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表示“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骄傲”，面对随之而来的众口非难，陈晓明疾呼“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清华教授肖鹰则代表了传统的批评观点，“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一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辩论便暴发了。

　　北大、清华两名校教授各执一词，使得辩论逐渐升级，就连海外汉学家也不能置身之外，著名汉学家顾彬的陈年旧评也被重新翻拣出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佐证。

　　一场大辩论正如火如荼。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黄金还是垃圾？网友则感叹，“文学，那是一个传说”。 

　　王蒙：文学处在最好时候

　　这一场文学争论是从王蒙在法兰克福上的一句话为由头的，王蒙说“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王蒙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其二，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

　　伴随着这个结论，王蒙在法兰克福中国主题馆中的演讲上表示：“其实我们写得不错，只是人们把作家当做精神支柱或救世主的时代过去了。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作家与读者逐渐成熟起来，作家需要习惯与读者在精神上的平等。”

　　陈晓明：现代文学让我骄傲

　　在王蒙发出“我们写得不错”的自诩之后，北大教授、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晓明的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这一场论战的帷幕。中国当代文学多年来一直饱受批评，但陈晓明甘冒风险，表示要为当代文学说几句肯定的话，他说：“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的孤立。”

　　即便对于这种孤立早有预料，但陈晓明仍旧“虽千万人，吾往矣”，他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并且举出贾平凹、阎连科、莫言、刘震云四位作家的作品为证。

　　随后，在回答外界的质疑中，陈晓明反问“我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能不能有一点儿中国立场”？他说：“中国现代白话文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奉西方小说为圭臬。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的经验。如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

　　肖鹰：文学在走下坡路

　　在众口一词的赞誉中表达批评难，在众口一词的批评中表达赞誉则更难。陈晓明的文章一出，立刻受到学者反驳，清华教授肖鹰首先表达了他的不认同，他说：“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原因有二，一是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写作)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被边缘化；二是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

　　肖鹰列举了三个文学陷入低谷的特征，他说：“第一，商业化对文学全面渗透，唯钱是图在文学创作中主流化。 ‘为人民币服务’已经成为一些作家公开的‘写作秘密’。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然而，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数，实在为数不多。第二，在严肃文学作家中，不排除某些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的‘孤岛写作’。‘孤岛写作’的根本问题是作家们割断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的脐带，因为缺少生活的滋养，他们的写作缺少真实的内容而走不出极端自我复制的死穴。其三，当下批评家群体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这不仅导致‘批评话语权’集中到少数‘权威’批评家手中，而且导致批评独立性的整体丧失。”

　　肖鹰对于文学的“中国立场”也并不赞同，他说“明明中国文学在当下处于非常的低谷状态，为什么还有批评家出来主张‘高度论’呢？这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们的批评家在他所谓的 ‘中国的立场’上看出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立场’赋予我们从脚往下看的权力”。

　　顾彬：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

　　在这场争论中，海外汉学家顾彬当年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也再次被翻拣出来作为佐证。2006年顾彬曾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访问中他直言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

　　顾彬当时曾表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肖鹰也表达出和顾彬类似的观点，肖鹰说：“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包含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

　　而陈晓明则认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分量的代言人而已。恰恰是这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

　　中间派：文学在自我劫持

　　中立者对于两边都不支持，“巅峰说”固然偏于极端，但“垃圾说”同样也需要商榷，作家张柠的观点有点儿文学“习惯了当奴才”的感觉。

　　张柠说：“表面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和构件，包括语言和叙事技巧，似乎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肌肉’很发达似的，仔细检查，发现它缺心眼儿，也就是缺少作为文学基因的‘自由心境’。对文学而言，作家的内在生长能力特别重要。自由心境的丧失，是不宽松和禁锢的结果。禁锢的解除，可以让行动的自由立刻得到恢复，但不一定能让自由心境立刻恢复。因此，在恢复自由心境的过程中，有一种症候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对解禁和自由的不习惯，迷上了先前的禁锢，甚至对宽松和自由产生逆反心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文学中的反应。”

　　鉴于此，张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固然有了宽松的环境，但仍需改变“自我劫持”的习惯，他说：“这种‘自我劫持’的心理现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明显。他们对宽松自由特别反感，沉浸在当年被劫持之时的禁锢和受虐情境之中不能自拔。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因‘自我劫持’而导致的变态心理，让他们恢复正常。”

　　网友：文学是个传说

　　学界争论沸沸扬扬，网友之间的传播和评论同样如火如荼，不过，网友的意见更多地偏向于“垃圾说”。

　　在一项网络调查中，89.9%的网友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并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究其原因，80%以上的网友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

　　很显然，众多网友大多都表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失望，一位网友写道：“文学，那是个传说，确实是个传说，的确是个传说，绝对是个传说！”

　　对于文学的高度与低度问题，更多网友选择了低度，“现在所谓的当代文艺作品，无论从哪方面看，水平都相差太远，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文艺家，只有力争多挣几个钱的文艺商人！”有网友反问：“既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度,请问:当代哪一部著作可与四大名著比美？哪位诗人可与李杜比肩？或者可有人像巴尔扎克那样写出中国的《人间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