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伯南克和保尔森有关金融危机外因论的看法，并不是否认在今日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金融体系与国外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恰恰相反，对这种联系各国人士已有许多共识。而且，正是因为这种紧密联系，2008年9月华尔街金融风暴才引起了全球规模的巨大反响。但是，经济流量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等于政策或体制与经济事物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混淆两者的界限并无助于客观地、准确地认识问题的性质，并为寻求危机解决之道提供帮助。
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济体近年来出现大量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国内需求不足，而是一系列经济因素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显然不会发生在国内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即使承认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有所不足，其国内投资需求的旺盛也足以抵消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全球经济来看，石油输出国近年来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多，与国际油价走势有密切关系。而且，国际油价变动有强烈的周期性特点。总之，不论是中国、石油输出国还是其他一些经济体，贸易顺差的原因互不相同，笼统地说，这些经济体储蓄过多掩盖了问题的真正原因。
第二，事实上，不管世界上现在有多少经济体存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或者说美国对这些经济体存在多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检查美国贸易逆差构成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这种构成随时间而变动。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内主要表现在与一些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上，在另一些时期又主要表现在与另一些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上。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贸易伙伴，即在美国自1980年以后出现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同时，同样也持续不断地成为了对美贸易顺差的对象国。换句话说，“全球经济失衡”在一方面表现为美国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在另一方面则不存在与美国情况对称的反向经济体。
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近年来出现的贸易顺差是它们官方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前者绝不是后者的唯一原因。在有些时候，贸易顺差甚至不是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原因。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出现了大量资本流入，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流入。资本流入同样是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不能将这些经济体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归结为贸易顺差。
第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官方外汇储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资金外流的一种回流，即美国对外投资形成投资对象国资本流入的增多。这些经济体货币当局出于防范汇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未来金融风险的目的而采取了相应增加货币当局外汇购买（即外汇储备形成增加）的做法，同时将新增外汇资产主要投放于美国证券市场。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吸收新增外资流入的外汇储备增加及其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并不表示国际社会对美国证券市场提供了额外的资金供应。既然国际社会并没有向美国提供额外的资金，美国资金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利率水平从根本上仍然是由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些“内部因素”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国际金融政策在内。
第五，与其说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出口增长过快，不如说美国这样的经济体进口需求增长过快。因此，美国资金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问题应当追根溯源于美国进口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美国消费者拿什么应对需求?当然是美元。谁又源源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了美元？当然是美国的货币当局。谁向他们保证美元的国际价值不会因为美元的大量国际开支甚至过度消费而下降？是美利坚合众国财政部，因为这个机构自1980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维持“强势美元”，让美元成了一种其价值与美国贸易收支平衡几乎毫无关系的新事物。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