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近日提出了“中国责任论”，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

     此言一出，中国立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过，目光中却夹杂着一些怀疑，全然忘却了危机中中国的积极行动，以及一直以来中国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担负的责任和提供的动力，而这个责任未来还将加强。

     冷静下来，有必要思考的是，这样一种理论的逻辑体系是否合理，因果关系是否明确，在言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目的和不可言说的意图。厘清这些，“中国责任论”到底是金融海啸的正解，还是将人们导入歧途，也许就很明显了。



    说中国的过度储蓄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理由缺乏起码的经济学依据。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是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消费习惯，这些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而中美贸易的持续逆差是在最近几年才凸现出来的，所以不能将短时间内产生的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持续的消费习惯。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历史最低点-1.5%。美国新一轮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从1984年就开始了，至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长达6年之久。2005-2007年更是达到了低于1%的低储蓄水平。美国的贸易赤字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持续至今，已历经近30年，同期财政收支除1998-2000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之外也均为赤字，这些都不是近些年特有的现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增加。显然，认为中国的高顺差导致美国高消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是有利的。如果中国对美国没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巨额国债就没有买家，这对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将是个考验。由于受经济衰退影响，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美国下一轮经济的复苏有赖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如果中国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的复苏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另外，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可以有效抑制美国的经济通胀，美国居民对中国商品的消费占很大比例。专门从事市场研究的美国吉富凯罗普顾问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大大提高。26%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商品性价比最高，与10多年前相比几乎增长了3倍。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过去20年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结果是发达国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依靠进口。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在这种新的分工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新兴经济体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发国债对经济产生的负作用，如果新兴经济体的购买力有限，美国政府一定会提高国债的收益率。相应的，美国国内贷款利率会提高，这就加大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在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美国企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如果美国利率过高，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会大大减缓。

保尔森的言论是纯粹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上发表的，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对他所服务的利益集团所考虑的，是单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奥巴马即将上台，基于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美国新一任政府有逃脱罪责的嫌疑。虽然保尔森是布什政府的财长，但他为了美国单方面的利益依然在积极呼喊，或许是在为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开脱。当然，也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

    信贷泡沫乃至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自身的错误政策。2001年以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规模减税，同时增加政府支出。这一做法在短时期内有一定合理性，但美国却将其执行太长。归根结底，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美国长期欠债的结果。为了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美国不惜将实体经济债券化，用现有的经济条件使经济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一旦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虚拟经济就会化为泡影。

     奚君羊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