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讯 12月2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在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的宏观政策犯了错误。

夏斌认为是美国对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拼命地扩大信用，弄巧成拙，玩到最后让自己的后院起火了。

夏斌认为，不管是上世纪末70、80年代的英国，80、90年代的日本，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各国，以及俄罗斯、阿根廷的危机，曾经的这些危机，都没有出现这次百年不遇的这么大的影响。美国是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这就是为他犯全球性的错误提供了制度的可能性。

以下是演讲全文：

夏斌：很高兴参加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思想交流会，不是工作会。那么，关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讲《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副标题是《解析这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及中国对策》，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总结这30年中国金融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重点讲一下如何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今天上午我还在看中国银监会的顾问在《参考消息》上谈了几条，我想我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我想，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总结的。

第一，教训很多人都谈到了道德风险、人性的贪婪。我说华尔街的贪婪，只是说了现象，掩盖了制度对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的重要性。你光贪婪，你光想，不见得对于经济活动有什么直接作用。而且大家知道，人心的贪婪的特点，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是人类几千年演化的自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华盛顿体系1944年之后的人心的贪婪，不会产生像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全体实体经济的金融危机？而且，我们也知道贪婪的本性不是华尔街，不是美国人的专利，而是其他国家的人、其他国家从事投资银行的人都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些投行的人，他的贪婪就不会产生举世惊人的金融危机？所以，我想说的，贪婪只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贪婪能不能形成大的事件？需要制度的土壤，也就是总结贪婪是它的教训，可能美国愿意这么总结，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个人更不这么认为。

至于说高管的薪酬问题，这也是讲的人的欲望和人的动力，也是没有分析清楚高管薪酬为什么高，为什么必然产生大危机的制度土壤？这中间还有好几层需要分析，不是说高管工资高了，愿意创新了，我认为还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二个，大家讨论更多的是金融创新和高杠杆化。在座的都是精英，都是银行的优秀公务员和我们金融界的精英，所以我简单地说一下。高杠杆的趋势是催化、放大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是高杠杆化仅是技术层次的原因，也不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在座都是学金融、搞金融的，如果我们从纯理论分析，高杠杆无非是撬动了放大金融产品信用倍数的工具。我们假设整个社会信用可以控制，而且政府是主动愿意控制信用总量的国度内，政府主动愿意控制信用总量，就意味着它不会降低利率，意味着他甚至会提高利率，因此杠杆效应自然会降低，信用总量难以突破。在信用工具结构不均衡的情况之下，最多是出现不同的信用工具市场份额格局的变化而已。在美国前阵子高杠杆化下，问题是为什么美联储从2001年以后不断地降息，金融信用工具不断地放大信用倍数。美国到2004年又主动放松、放弃高杠杆化，这是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监管问题。

因此，第三点关于监管不利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现在看全世界都认为确实存在监管不利的因素。但是，我要问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什么在危机爆发前，没有认为是监管不利？他不是不懂监管，他不认为是监管不利，反而格林斯潘老在说，要相信美国金融市场的弹性。反而美国一些主流老经济学家，在说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的模式，是可以持续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宏观政策最高决策层，他们看重的并不是监管的原因，而是他们知道如果要监管是有能力监管的，是可以实现严格监管的，但是他们不想监管，这是问题的实质。

也不认为应该严格监管，而是他们相信不断地通过全球化的战略，不断地敲开各个国家的大门，只要美国保持资金流动性，只要资金流进他就赚一些，而对外他们分得更多。他们相信其他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像中国这样，是可以能够支撑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模式永远持续下去。美国的金融学家、格林斯潘1年前、半年前提出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可以延续下去。因此出现了利率的不断下降，因此出现了美国消费率的不断上升，最后上升了占美国GDP的72%左右。因此，美国不怕不断地借钱过日子，这是问题的实质，这是对于美国政府最大的教训。

所以，我们从今天看，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是金融监管不利，进一步它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的宏观政策犯了错误。我认为是美国对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没有做好准备、没有想明白，以为这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拼命地扩大信用，弄巧成拙，玩到最后让自己的后院起火了。

第四点，为什么他会犯错误？这是深层次的原因，决策失误往往是造成本国经济的严重下滑。不管是上世纪末70、80年代的英国，80、90年代的日本，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各国，以及俄罗斯、阿根廷的危机，曾经的这些危机，都没有出现这次百年不遇的这么大的影响。我说，就是今天欧洲央行所属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如果我们想主动地犯错误，我们能不能犯美国这么大的错误？绝对不能。我们也想犯这个错误，高消费，除了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没有建立之外，假设建立了，欧洲央行他们也想犯这个错误，不断地借全世界的钱来消费，可能吗？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没有掌握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官方储备货币的发行权。而美国是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这就是为他犯全球性的错误提供了制度的可能性。

我发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如果说是2%左右，世界经济非常太平。2006年底，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美国GDP6%左右，就有这么大的事，我们不断地观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这是多发货币在外面买东西。这几年，这个比例的变动很能说明问题，而这次危机让全世界各国都看清楚了，但凡遇到全球化经济的激烈波动，美元的不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周期基本仍然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周期，这次危机让世界各国了解了当今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为美国犯这么大的错误，提供了制度的可能性。

这是我想讲的四条教训，由此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从中的启发是什么？谈四点。

第一，从美国这面镜子照中国，可以看出中国长期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走不下去了，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布什总统在华尔街喝醉了，我说半句话，他喝醉了酒是谁送的？他现在不喝了，没钱了，生产酒的怎么办？谁来消费？还是生产酒的不该生产酒，换成其他的矿泉水？这就是世界经济结构的问题。

第二，各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很多，那么我想说的是，各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包括衍生产品其本质是技术性的，是工具性的产品。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关键看宏观当局如何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量、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而且，在杠杆比率比较高，金融衍生产品交叉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什么是经济体最大的边际信用度。如果是在开放体的情况下，什么是开放经济体最大的边际信用度。这是研究美国金融危机最大的理论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就像考虑资产证券化，我认为就微观而言没有问题，就宏观而言资产证券化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认为讨论有很多。我想从控制的角度，如果说信用规模想控拼命控制不住的情况下，这是多出点工具放大了信用工具，各位清楚对于宏观当局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拼命想放贷款，银行不放贷的情况之下，如果通过这个工具多获取一点信用有什么不好？所以，工具本身是理性的，就看宏观当局怎么控制，你的目标能不能控制住，你控制的微观经济体对于你的反应如何。

第三，金融创新是中国金融30年发展的动力，金融创新同样是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去与现在都要问的是，我们创新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再创新？何时创新？我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及时模仿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最新的金融技术、金融工具就是我们中国最好的金融创新，我认为不是。不是简单地、及时地模仿全世界最前沿的金融工具。前几年国企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我在1988年的时候讲过，每个时期金融体系发展什么，是要从解决现实矛盾的原则出发，改革过程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第四，我们在总结美国金融危机中间，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句话怎么落实？我认为经济是第一性能，金融永远是第二性能。金融的事业发展与否，我们不能看金融的单项指标，重要的看金融是看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指标。如果经济是稳定健康发展的，在一定的时期内，相对于教科书上的教条所说的金融应该怎么怎么改革，我们即使出现了，之后不规范、不发达的现象，我认为也未必是坏事。

举例来说，我们的金融资产增长很快，也未必是好事。我不是讲今天，我是讲去年年底，当时我们就是这个反映，金融资产增长很快、金融贷款增长很快。金融资产增长很快未必是好事，要看前提条件。过去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曾经把储蓄存款作为人民银行总行总结全国金融工作向国务院报的成绩之一。今天，我们懂了，储蓄存款增长快，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增长快，这不是一个好事而是坏事，不是看成绩，而是看情况。那么，现在金融市场丰富以后，当信用快速膨胀以后，贷款也许增长不快，但是也仍然可以表现为金融资产的经济增长。而这又往往意味着潜伏着极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看金融事业、发展金融事业、进行金融创新搞得好与坏，不要单看我们，要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经济是不是稳妥的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