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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慰慈:矧惟君子学,吾道深而宏

2021-03-31 09:31:59作者:佚名来源:北京大学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吴慰慈,1937年生于安徽安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图书馆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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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学之路: 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我的学术生涯要从中学时代说起,在一个人的求学道路上,中学是积累文化知识、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的重要阶段。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安徽省枞阳县浮山中学的,该校坐落在安徽省五大名山之一的浮山东麓,环境清幽,风景宜人,是我们那里的名校。学校不但拥有极好的师资力量,还拥有十分浓厚的学习风气,是读书治学的好地方。中学时代的我在此环境下,自然也养成了刻苦求学、发愤读书的好习惯。当年的我坚持早起,每天早上都要读两个小时的英语,上课、写作业、看书,整天忙个不停,但过得很充实。

    1957年我从浮山中学毕业,通过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因为考虑到自己从小就爱看书,认为将来要是能在图书馆工作,看书会很方便,便毫不犹豫选了图书馆学系。没有想到,自己当初的简单选择竟决定了我和图书馆学这么多年来的缘分。记得初到学校时,我还不到20岁,心里只想着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应该好好钻研,用心用力做点事情。对于每一门课程、每一个教学环节,我都会尽力学扎实。然而课内有限的讲授还是无法满足我,因此课下我就选择在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和一些期刊论文。当然除了读书,我还会尝试着去独立思考学科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看书”与“思考”两相结合,再加上恩师们的指导,这些都使我对图书馆学专业经历了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自觉学习到自觉学习,从初步有一些感性认识再到产生了理性认识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的志向。现在回想起来,倘若让我说在北大做过最有意义的事,那便是读书。人在青年时期应博览群书,不仅要阅读专业方面的历史经典,还应当涉猎与此有关的其它学科知识,避免学识单一,视野狭窄;每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广泛搜集已有资料,学会缜密考校,去伪留真,精深分析,博于征引而慎下论断;做学问要十分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证分析入手,溯其根源,以把握所研究问题演进的大势,探求其发展的规律。

    北大是哺育我的摇篮,它以其厚重的学术传统与科学精神,为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学术环境,就是在这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环境中,我得到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受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的熏陶,为后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津任职: 在实践中汲取营养

    1961年8月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图书馆研究辅导部。当时的中国,一切都刚刚起步,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才更是稀缺。所以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授课,培训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才。

    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我为了准备一份充实的讲稿,常常会骑着自行车跑遍天津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收集案例,与那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我的另一个工作是研究,主要的方向是在辅导的基础上研究图书馆学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或者从实践当中抽象出来的一些问题,而且是共性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的热情都挺高,我特别有干劲,也特别用心,人们当时都叫我“小专家”。刚毕业工作的我也挺开心,心想这也算是给母校增光添彩了。

    就这样,我在天津图书馆干了12年,这段经历是十分宝贵的。今天回想起来,无论是当时遇到的困难还是自己获取的知识、经验等,都为我之后的教学提供了营养,为我进一步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虽然我在天津的工作非常顺利,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重用,但我心里终究还是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方面,我十分热爱教学工作,虽然在天津工作时也可以时常出去讲课,但毕竟不同于学校教学;另一方面,我的爱人一直在北京工作,我们俩从结婚起就异地分居,这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困难。

    北大任教: 高标准,严要求

    如果说人一辈子都有个转折点,那么毫无疑问,1973年回归北大,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73年9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燕园。回到母校后的我精神很振奋,因为在我看来,在天津工作时自己实际上一直处于输出状态,到了北大我才真正有了大的提升,北大厚重的学术传统与科学精神哺育了我,让我有机会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一进校园,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两个认真”——一是认真搞教学,二是认真搞研究。为了更好地摸清教学的方向,我花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这些书对发散我的研究性思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里面的理论观点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我。

    1977年,我开始主讲“图书馆学概论”这门课,当时是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使初学者对图书馆学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正确诠释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揭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导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图书馆学不断由技术方法描述逐步向理论思维升华。国外一些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也相继传入。经过数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学基础课研讨会,提高图书馆学基础课理论教学层次的共识也逐步达成。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科背景下,从1984年开始,我在“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本课程不仅承担专业启蒙教育的任务,其教学目的还在于帮助学生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地掌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弄清楚图书馆学研究范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为学习其它专业课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这是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在教学小组的帮助下彻底改造了这门课,做了很多开创性的改变:我依据图书馆学发展的情况重新编写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坚持教学内容的改革,试着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图书馆学教学内容,注意把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联系和区别,正确解释了基本概念的延伸和更新,更加注重视野的拓宽和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另外,努力引进国外图书馆学的先进成果,为我国图书馆学教学提供高水平发展的参照系。年轻教师的思想比较活跃,接受新思想也比我们快,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中试着通过多种途径激励年轻教师投入到本科教学的工作中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一般不怎么向他们讲“大道理”,相反,我更希望他们通过阅读书籍或是与人交流,自己去发现一些东西。

    在教学方面,我注重常改常新。授课40年来,我时常会把一些抽象的问题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图书馆学概论”这门基础课我讲过40个轮次,也撰写了40本教学讲稿。2006年,我所讲授的“图书馆学概论”有幸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这要归功于系里有关老师的努力和智慧。

    认真做研究,这是我回到北大后对自己提出的第二个要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一直关注和跟踪国内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思考图书馆学研究中具有方向性和趋势性的问题,对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进入90年代以后,我认识到信息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图书馆学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的深刻变化。我开始关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学新的知识生长点,撰写了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了网络化成为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的观点,对联合采购、联合存储、联机编目、联机检索、馆际互借、联合建库等都做了新的阐释和解读。进入21世纪以来,我积极倡导将信息资源建设和网络传输的版权问题纳入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从而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适应了学科不断发展和超越的需要。

    为师之道:亦师亦友

    我从1983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4年取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至今已经培养了60多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对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从严要求”,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提出了标准和底线。面对一群昂扬向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开学之初,我就教导他们要学会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多读书多思考,帮助他们制订学习计划,确定研究方向,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科研工作。对于博士生来讲,增强科研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要革新,应根据不同类型博士生的特质,合理设计培养过程,建立和完善灵活多样的博士生培养模式,逐步摆脱统一教学计划、统一学习与考核方式的“大一统”模式。博士生的培养,既要把握好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又要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为他们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求精专”“求实用”“求广博”是我经常向学生们提的要求。学无止境,写作的水平也是没有止境的。只要反复琢磨,不厌其烦,就可以逐步提高论文的写作水平。我很重视学生的论文,在审核过程中,我要求他们既要注重论文的严谨性与学术价值,又要敢于突破旧有模式,学会创新与跨学科融合。或许是这种严要求、高标准培养了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时至今日,不少博士生已晋升为高校教授。我为他们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感到喜悦和欣慰。

    对于自己的学生,我要求十分严格,每隔一段时间,就与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各自的研究,分析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方向,明确指出他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培养新一代的年轻人,最关键的就是要锻炼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经常与学生讨论交流,告诉他们要勇于发表不同的见解。老师不仅要把前人的思想和成果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言传身教教会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数十年来,我关心学生的学术,也关心学生的事业和生活。一名来自香港的博士生说过:“我经历过的师生关系是比较平面的,一对一的关系,就是和某一位老师非常熟悉,也不等于认识老师的其他弟子,每一个学生似乎都是孤立的个体,和其他人不发生联系,但在吴老师师门中,人际关系是立体的、实在的和生动的,老师和所有学生就像生活在一个家庭中一样,互相关怀、互相扶持。”除了关爱自己的学生,我也十分注重提携别的青年才俊。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发展之路: 道阻且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近些年来修建的许多图书馆硬件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好,一定程度上使广大读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在软件方面可能还有一些发展空间。从公共图书馆的角度来看,其读者面很宽泛,各个学科的读者都可以利用图书馆资源,所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应该更细一些,服务质量应该进一步提高。因此,我想在服务方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图书馆的服务要走向个性化;第二,图书馆的服务要走向规范化;第三,图书馆员要有合作意识,要帮助读者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图书馆间的共建共享、馆际互借,乃至开馆的时间、服务的标准,都要进一步规范化。

    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新一代的图书馆学学子要意识到工作实践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图书馆学其实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来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图书馆研究人员的指导思想,创造性的想象力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其源泉是社会实践。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有必要,也有责任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性问题及时纳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为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支持。我希望年轻一代图书馆学学者踏踏实实地从图书馆和用户的需求出发研究问题,对图书馆形态的认识、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体制机制等,要敢于突破传统图书馆学发展的范式,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总结和概括,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图书馆学。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年轻一代图书馆学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向胜利的彼岸!

    为学之道: 据于德,依于仁

    1996年,我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在工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同事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一生珍重和谐的环境,努力在我所能影响到的范围内,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与友善的氛围。十几年来,我都在努力为老师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系里的年轻老师出国时我都会提出建议并给予帮助,帮助他们选择老师和课程。学成回国后,我会组织全系的老师听他们的访学汇报,给予这些老师充分的尊重和重视。这样的安排不仅让老师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我们信息管理系学科的建设。

    除了在学校里任职外,我还有幸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图书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这些学术兼职工作,但只要是为社会服务,有助于推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就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也在其中收获颇丰。组织一次次重大的全国性和国际学术会议,一次次与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学的精英人才接触,不但增强了我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也让我学会了脚踏实地去工作。作为学者,也不能过于书生气。面对难题,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是我工作这么多年来得到的重要认识。

    如今,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北大作为一所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高校,其变化和发展之大也令无数北大人为之自豪和骄傲。

    我已至耄耋之年,人生近三分之二的时光都在北大度过,这其中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希望未来的北大继承和发扬真正的北大精神,继续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培养出能担负时代重任的各方面的大师。我也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为母校尽一份绵薄之力!

    (采访、整理:苏洋、张涵、姜雪、张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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