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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教育及特征

2021-03-29 10:34:03作者:晏绍祥来源: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9日 14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主持人语

  从古至今,教育都是人才成长、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立足于社会发展需要及各自实际,设计了相应的教育制度。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式,培养合格而忠诚的公民,满足不同职业的人才需求,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介绍了古希腊城邦如何展开公民教育、古代罗马的家庭教育特色以及古代埃及的职业培训教育,以期窥见早期地中海世界教育的历史图景。

古希腊城邦的公民教育

  据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人传说中的立法者来库古将公民教育“看作是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对斯巴达公民的教育做了详细规定。孩子们一长到7岁,就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在连队里他们遵从划一的纪律,接受划一的训练,因而渐渐地习惯了彼此一道游戏和学习”。自12岁起,训练强度提高。少年们平时住在一起接受训练,洗浴一般在优罗塔斯河中进行;夜间睡在地铺上,垫的是他们搜集来的灯芯草穗子。城邦故意不提供足够饮食,不足部分由孩子们想办法来补充。每个单位都有队长,由其组织日常训练和管理,并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教育方式是经常性地考察少年们是否知道城邦的名人及事迹,意在通过名人树立正确规范。所有这些严厉措施的目标,都意在使未来的公民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善战”。那些在训练中表现杰出的,在斯巴达人举行的公开表演中会受到赞扬,反之会遭到揶揄甚至嘲笑。

  经历如此严苛的训练后,据称斯巴达人的确按照来库古的设想,成为非常优秀的战士。“斯巴达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只有战争才使其从备战的训练中得到喘息机会的人”。在决战过程中,“他们行进着,步点叩着长笛的节奏,战斗的行列严严整整,战士的心灵里没有丝毫恐慌。他们安安详详地、高高兴兴地前进,高唱赞歌,投入殊死的战斗”。

  相较于斯巴达人特殊的教育方式,雅典和其他城邦的公民教育则是另外的情形。色诺芬说,“在其他希腊人国家,那些宣称给予了他们的儿子最好教育的父母,一旦他们的儿子懂得他人话语时,就会把他们托付给一个导师,将他们送到学校学习识字、音乐,并在训练馆训练。父母还给孩子穿鞋,使得孩子足部娇嫩;不断更换衣服,纵容身体的成长;他们还习惯让孩子尽可能多吃”。色诺芬的记载大体符合实际,绝大多数城邦把未成年人的教育留给家庭和学校。集体授课的学校始于古风时代,古典时代进一步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初,孩童穿过大街到教师家里上课已成常态。除学习读写和算数外,孩子们最重要的科目是体操和音乐。体操意在使学生有强壮的体格,以适应未来劳动和作战的需要,音乐包括弹奏乐器、舞蹈和唱诗。在古希腊人那里,诗歌和音乐密切相连,诗人同时也是音乐家,而且诗歌绝非纯粹的文学作品,它承载着希腊人的文化理想,传达着关于城邦、道德、友谊、爱情和生活的观念。诗人是希腊人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学校教育也因此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纪中期起,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大批智者如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和希皮亚斯等来到雅典,招徒授课,教授演说或者其他技艺,以使学生适应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到公元前4世纪,在雅典等城邦,还出现了高等教育机构,如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凯翁学园等。城邦虽然不直接介入学校教学,但明确了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和政治家。约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城邦直接介入公民教育,对18~20岁的青年进行集体训练。这种被称为埃菲比亚的制度由城邦出资并指定专门教师。受训期间,青年人要学习重装步兵的格斗技术,驻防雅典要塞,宣誓把城邦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遵从雅典文化传统。经过两年的训练后,青年人要在公民面前展示训练成果,并接受城邦颁发的武装。埃菲比亚制度的基本目标,也在培养具有军事技能且忠诚于城邦的公民。

  除了学校教育外,城邦还通过节日等形式,教育那些已经成年的公民。古希腊城邦节日众多。奥古斯丁曾讥讽地宣称,希腊人崇拜的神和他们节日的数量,比他们一年的天数都要多。这位基督教神学家显然误解了宗教和节日在古希腊城邦中的角色。希腊人的崇拜和节日并不只是宗教和娱乐,它们具有非常强烈的公民教育功能。以雅典为例,在泛雅典娜节举行的比赛中,部分项目如火炬赛跑和赛船等,只有公民可以参加,也只有公民可以进入卫城的神庙,表达了雅典公民相对于外侨、妇女和奴隶等边缘群体的特权地位。酒神节期间,雅典会表彰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者,宣布他们的名单;那些父亲阵亡后留下的遗孤,在由城邦抚养成长到18岁时,会在这个节日上接受城邦赠予的一套重装步兵盔甲。仪式传达了新一代公民在城邦资助下的延续,勉励他们继续为国而战。这些活动既展示了雅典的强大,也培育了公民的爱国热情。

  国葬典礼及其演说是雅典进行公民教育的另一重要活动和形式。这个由梭伦创立的一年一度的仪式,是为当年牺牲的战士举行公祭,以彰显城邦对那些为国捐躯者的褒扬。在葬礼的最后,是当时雅典最为知名的政治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演说家都会在赞扬阵亡者功绩的同时,缕述雅典曾经的伟大及其制度的优越性,鼓励公民们继续为城邦献身。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他们(阵亡者)的行动……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还生存的人们可以希望不会遭遇和他们同样的命运,但是在对抗敌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时,然后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知道他们的责任的人们,深以不达到某种标准为耻辱的人们。……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常青的赞美”。

  虽然不同城邦采用的教育方式不同,但不能否认它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斯巴达的教育培育了公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怀着近乎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雅典国葬典礼的演说,效果也不遑多让。苏格拉底夸张地宣称,在听过阿斯帕西亚发表的国葬典礼演说后,那些仍然活着的雅典人,包括阵亡者的亲属和普通的公民,都“会突然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感到这个伟大的城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更加神奇”。雅典人的尊严感、对国家的认同感,在一年一度的葬礼演说中获得了空前强化。

  古希腊的理论家们对教育塑造公民的作用也有深刻的认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政治家必须是具有治国专业知识的人,而要获得专业知识,就必须接受教育。柏拉图极其重视哲学王和卫国者的教育,认为良好的教育能使哲学家的本性获得好的教育培养,使他们固有的善发芽成长。为保证理想国教育的成功,柏拉图设计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教育制度:教育应当从儿童时期开始,循序渐进。学习完成后,再经过15年的见习期,到50岁时研习哲学,必要时担任官职,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作为哲学家,他们还要担任教师的角色,培养新的接班人。

  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城邦的稳定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要求城邦根据政体精神教育公民,否则会使城邦陷入危机之中。用他本人的话说,“这里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些言行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作为公民共同体,古希腊城邦根据各自的实际,创造了与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教育体系,古希腊的思想家也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价值,并从哲学高度做出了理论阐释。他们关于教育与公民性格、政体精神相互促进的见解,仍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作者:晏绍祥,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父亲即教师”:古罗马教育的特色
 

  无论是培养罗马男孩成为农夫-士兵的共和时期,还是以培养演说家为最高教育目标的帝国时期,“父亲即教师”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虽时强时弱,却贯穿始终,成为古罗马教育的显著特色。它不仅是父权制下的古罗马人对“教育即生活”的天然而深邃的理解,还是学习希腊文化时保持其独立的根本原则,因而成为历代精英在兹念兹的“先人风尚”,即尊重权威、遵循传统、崇古法祖、家国情怀、追慕先贤、崇武尚德、遵纪守法等美德。

  “父亲即教师”是罗马共和早期强大父权制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古代农耕社会家庭教育的原始形态。在早期罗马社会,以父亲为核心的家庭或家族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家族里的父亲(pater)组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元老院。拉丁语中的“国家”(patria)一词就源自“patrius”(“父亲的”或“隶属于父亲的”)。国家通过《十二铜表法》赋予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对妻子、儿女、奴隶和财产的绝对权力,即“父权”。这种父权制,不仅确立了罗马父子之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也使得父亲在法理上拥有法学家盖尤斯所认为的“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像我们一样拥有对儿子如此之大的权力”。

  拉丁文educatio(“教育”),最早就是指孩子的家庭养育和身体训练,而非系统的学校教育。整个共和时期的教育中,罗马男孩最好的教师就是父亲,最好的学校就是家庭、田头、战场、广场、法庭和元老院,接受长者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取决于传统的灌输、榜样的力量以及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为罗马人这种看似“原始”的教育所折服:罗马人对诸神和祖先近乎迷信的敬畏,充分体现于只能由父亲一人主持的家族祭祀和葬礼活动中。历代先人的真人大小的蜡像会在葬礼的奢华仪式上被隆重展示,悼词中在赞誉逝者的同时,也绝不会忘记宣扬远祖的荣光。很多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家风和家训,比如德西乌斯·慕斯家族精忠殉国,布鲁图斯家族以维护共和为使命。在这种严肃、神圣的氛围中,男孩们都会以传承家风、光耀门楣为己任,养成“一个高贵罗马人”所具有的敬畏神灵、服从权威、恭顺父母、忠于国家、奉献社会等德行。

  对“父亲即教师”教育理念最好的践行者,是被诗人恩尼乌斯誉为“体现罗马民族传统和保证罗马伟大基石”的老伽图。他视儿子的教育为头等大事,亲自教授儿子文法和法律课程,传授生存技能和军事训练,依照最完备的道德模型将之塑造成才。老伽图作为传统卫道士的代表,正是以“父亲即教师”的传统理念抵制希腊以教育为阵地对罗马的“入侵”。这种教育理念成为日后罗马人保持文化独立、创造新传统的一种强大力量与准则。比如,西塞罗虽然服膺于希腊文教的精深与高妙,却又在《论共和国》《论演说家》等作品中多次强调,父亲、家庭生活、实践经验以及罗马人的习俗、法律、制度和传统等,比希腊学校和书本对自己的影响更重要,呼吁回归先人风尚。

  作为享誉古今的伟大演说家,西塞罗的教育经历以及教育理论是将希腊文化与罗马传统结合的范例。他幼年接受了父亲严格的家庭教育后,被送到学校接受希腊文法、修辞学教育,然后便成为著名的政坛人物斯凯沃拉的学徒,出入元老院、法庭等重要场合,观察、模仿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和政务家。西塞罗日后成为一名叱咤政坛的名流,得益于这种旧式的教育方式。他在《论演说家》中提出要把演说家培养成既具有罗马传统道德、又熟谙希腊文化,既领略哲学与演说术魅力、又要精通法律与历史,既要举止优雅庄重、又具备处理国家政务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家。

  公元前2世纪后,随着罗马扩张,封闭农业社会瓦解和个人主义出现,父权、夫权的地位逐渐动摇,家庭关系日益松弛。至屋大维成为元首后,为巩固统治地位,他致力于恢复共和时期的传统与道德,加强父亲的权威,推崇“父亲即教师”的家庭教育。被神化的奥古斯都不仅是其家族中要求子孙模仿自己字体和形象的父亲,更是整个帝国臣民的父亲、庇护人、教师与榜样。在奥古斯都复兴古老罗马理想的潮流推动下,父亲仍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教师,父子之间的学徒关系被罗马大众视为典范。很多贵族精英在学校教育日趋流行的帝国时期,仍然推崇“父亲即教师”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罗马贵族和皇室雇用希腊乳母、教仆,聘请希腊或拉丁优秀学者作为家庭教师在家里教育孩子。

  小普林尼呼吁父亲务必介入孩子的教育事务,“为其选择教师是父亲的特权”。图密善曾为皇室后代聘请著名教育家昆体良为宫廷教师。马背上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利略在《沉思录》中感谢祖父、父亲对自己教育的重视和德行的熏陶,以及聘请多位希腊教师在家里教育自己的明智之举。当然,塔西佗曾抱怨贵族雇用希腊人管教孩子的做法,追怀古代儿童承欢父母膝下的美好。其实,罗马人雇用家庭教师的做法仍是以父亲为核心的教育权力的外延与加强。即便倡导学校教育的教育家昆体良、里巴尼乌斯也强调,学校教师不过是代替父亲行使教育之责。像老塞内加和昆体良等不少精英人物亲自为儿子们编著书籍。前者为小塞内加兄弟三个编撰了《演说集》,后者的《论演说家的教育》也是为儿子们而作。而且这两本书里有很多与父权有关的演说练习,讨论父亲在法律上的权力、在婚姻和财富中的地位以及与子女、奴隶之间的关系等主题,男孩在演说中成功预演了自己未来成长为一个父亲与公民的角色。

  在基督教逐渐取得优势的帝国后期,不少基督教教父宣称“上帝是全人类最好的父亲和教师”,这是父亲和父权在基督教神学语境下的变体与再生,同样都是对权威的服从。奥古斯丁还用上帝会惩罚违背其意志的信徒的观念来比喻完美的父子关系。阿尔勒的恺撒利乌斯也劝诫基督徒父亲要成为孩子完美行为的典范,如果孩子不顺从,不要忘记行使父亲管理者和教育者的职责,对其进行惩罚或鞭笞。

  到4世纪后期,在蛮族入侵和各种危机的冲击下,学校在帝国西部逐渐消失。出身行伍的皇帝、意大利和高卢等行省的新贵族都对古典文化充满敬畏和艳羡,崇尚“父亲即教师”的家庭教育方式,并聘请著名的演说术和哲学教师教育子孙。例如,皇帝瓦伦提安一世为儿子格拉提安聘请了著名演说术教师奥索尼乌斯;高卢地区里昂主教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以早年在家接受的古典教育为荣,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典型的罗马父亲,主张用严格的纪律规训儿子,鼓励他们追求政治上的成就,以光宗耀祖为己任。

  纵观罗马历史,“父亲即教师”的教育模式起源于封闭农耕的城邦年代,兴盛于横扫地中海的共和岁月,帝国时期予以重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虽不尽相同,却在总体上由宗教观念和法律制度保证,融教育理念与生活实践、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为一体。罗马人尊重权威和秉持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罗马帝国数百年的稳定,保证了罗马教育历史使命的完成,即让希腊-罗马文明植根于地中海世界,并为后来历次文明的复兴埋下了种子。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严厉的父权制对青少年的个性培养造成了一定的束缚与压抑,导致父亲与成年儿子在财产、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关系紧张且焦虑。

  (作者:姬庆红,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从书吏到工匠:古代埃及的职业培训教育

  古代埃及语并没有一个与当今“教育”内涵完全对应的词语,目前学者们通常用sb3yt来指代“教育”,不过从中埃及语到新埃及语,这一术语最为准确的词义却是“教谕”。所谓“教谕”,是表达玛阿特观念的箴言和教导文总称,而玛阿特观念的基本内涵是“秩序”“公平”“正义”“真理”,代表了埃及的国家秩序与社会和谐。教谕文献的作者来自王室和贵族等社会上层,多以父亲对儿子说教的形式来确立古代埃及的社会伦理道德,从而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据此,“教谕”不是“教育”,教谕文献却为教育提供了指导方针和培养目标,即将埃及人培养成为恪守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人。

  在教谕文献指导下,古代埃及人是如何进行教育实践的呢?与当今社会相同,学校教育是教育实践的主体。在古代埃及语中,可以被勘定为“学校”的埃及语词组`tsb3“教学之家”首次出现于第十王朝阿修特州州长的坟墓铭文中:“现在为每位书吏和智者[……],进入学校的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考古发掘尚未确定任何与学校有关的建筑遗址,只能从某一区域出土的学生练习本来判定这个区域或许曾经建有学校。据此可以推断,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的葬祭庙拉美修姆附近、麦地那工匠村的某一区域和穆特神庙附近曾经就是学校所在地,而中王国时期的文献《职业的讽刺》中的一句话“此时他正向南航行前往王城,即书吏学校所在地”则说明埃及首都也曾建有学校。在古代埃及,学校教育是确实存在的,但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参与建设和管理,因而呈现出不成规模、不成体系的特征,它们或者依附于王宫,或者依附于神庙。地方学校的规模则更小,且教学场所很可能是在户外,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与学校相关的遗址。

  在这种不成规模、不成体系的学校教育中,“成为一名书吏”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学而优则仕”适用于古代埃及,正如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哈普之子阿蒙霍特普那样,尽管他的原生家庭并非官宦世家,但经过自身努力后成为一名书吏,并最终官居高位。书吏作为入仕的第一步被古代埃及人极力追捧,于是在埃及的教谕文献中出现了大量赞美书吏的段落。对此,《职业的讽刺》中写道:“我会让你热爱书吏这一职业胜过爱自己的母亲,我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它的美好。它是所有职业中最伟大的,普天之下,没有一种职业可与之比拟。即使在他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被委以重任,受人尊重,并衣锦还乡。”《拉美西斯时代的纸草文献》也对书吏赞美有加:“与纸草卷和调色板友好相处,它们比葡萄酒更令人愉悦。书吏比其他任何职业都好,它比面包和啤酒,比衣服和油膏更讨人喜欢。在埃及,它比遗迹更高贵;在西方,它比坟墓更有价值。”

  以“成为一名书吏”为目标的学校教育通常只提供诸如阅读、书写和算数等基础教育课程,并通过阅读教谕文献对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新王国时期,埃及外来人口增多,外语也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除了基础教育,为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专业技能培训应运而生。例如,如果学生想要成为祭司和医生等具有高级专门技能的人员,就需要去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学习,这样的机构在古代埃及语中有一个对应的词组pr-`nh“生命之屋”。通常,“生命之屋”依附于神庙,并根据神庙主神职司而开设相应的专业技能培训,如在古代埃及宗教神话中的伊西斯、奈菲提斯、海克特、迈斯凯特和哈托尔是帮助妇女生产的女神,因此培训助产士的“生命之屋”便开设在上述五位女神的神庙中。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统治时期一位名叫巴肯宏斯的官员在其两座雕像背后所刻写的自传体铭文,充分展示了古埃及教育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技能培训的全过程,其中现存于慕尼黑博物馆的雕像铭文写道:“在度过了4年的童年时光后,我花了11年的时间成为一名优秀青年,我做了塞提一世的见习马夫长。之后我做了4年阿蒙神庙的洁净祭司,我又做了12年的‘阿蒙神之父’。接着我做了15年的阿蒙神庙的第三祭司,然后做了12年的阿蒙神第二祭司。他(塞提一世)喜爱我,他了解我的品质,最后我做了27年的阿蒙神高级祭司。”现存于开罗博物馆的另一篇雕像铭文写道:“从天空女神(穆特)神庙开设的‘生命之屋’出来时,我已经是一名优秀青年。此后,我担任了阿蒙神庙洁净祭司。”

  不过,进入“生命之屋”需要一定的门槛。只有像巴肯宏斯这样经过11年基础教育亦即受过系统读写训练的人,才有可能进入“生命之屋”学习。对于那些没有条件进入书吏学校,并接受高级专门技能培训的大多数埃及人来说,几乎没有入门门槛的学徒制教育便成为其获得专业技能的最佳选择。在古代埃及语中,学徒制通常用术语Hry-`来表示,其基本含义是“在臂膀的控制之下”,意即学徒在师傅或者老师的控制之下。与此相对应,师傅或者老师被称为nb“主人”,或者it“父亲”,由此可知,学徒制教育多以家庭为基本教育单位。家庭教育不受教学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以培养具有一般阅读和书写能力的手工工匠为主要目的。古代埃及社会对石匠、画匠、雕刻匠和金匠等为代表的手工工匠需求量很大,因此学徒制教育便不可避免地在古代埃及职业培训教育,乃至整个古代埃及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麦地那工匠村出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麦地那工匠村工匠的教育就是典型的学徒制培训教育。从学生练习本上的署名推断,麦地那工匠村的职业培训教育多为家庭模式,即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多为父子或者祖孙。有时工匠也把孩子送到比他级别高的工匠那里去接受更高的职业技能培训,与此同时这些高级工匠也需要助手或学徒为他们工作。对此,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一篇文献写道:“愿画师迈里塞赫迈特顺遂!平安!他最喜欢的助手奈菲尔辛努特。”此处的助手就是他的学生,因为在接下来的文献中,迈里塞赫迈特称助手为他的“儿子”,在古代埃及,老师通常将学生称之为“儿子”。

  概言之,在古代埃及,以“成为一名书吏”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学校教育,满足了各级官僚机构对管理人员的需求;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是通过创办“生命之屋”得以实现的;工匠的培养,则得益于不受办学条件限制的学徒制教育。如果说学徒制教育是各种工匠的职业培训,那么祭司等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就是高级职业培训。而书吏的培养,实质上也是一种职业培训。因为在古代埃及,与工匠和祭司相同,书吏也是一种职业。从这一角度来讲,认为古代埃及教育是一种以职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并不为过。尽管这种教育体系在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是因为其具有很强的社会实用功能,在埃及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郭丹彤,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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