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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

2021-03-29 10:25:10作者:邓小南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7日 10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演讲人:邓小南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 演讲时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曾在多所海外学府讲学并从事学术合作。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今天我们讨论古代“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问题,是以宋代的情形为例;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的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

  我们首先要解题:如何理解古代的信息和制度,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

古人对有关信息的渴求与焦虑

  世间的“往来”“互动”,各类决策事项,都与信息沟通相关。研究者关注的,不仅是“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和知识;也包括这些内容与知识流动的途径、构成流通链条的诸多环节,以及流通途径中枢纽与终端的彼此关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渠道”。信息是制度运转过程中的关键条件,信息渠道是链接“人”和“制度”的重要通道——包括提供信息、研判信息和处理信息。在评判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各种类型的规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

  信息是流动且难以预期的;而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希望提供可预期的环境。二者之间存在张力和空间:目标是确定的,现实是复杂的;规则是确定的,实践却有不确定性。一方面,信息会被纳入到制度中;另一方面,制度与信息又可能双向塑造。信息具有多元性,不完备、不均衡、非中立;其来源不同,性质不同,呈现的面向也不同。信息一词,英文是“information”,in-form正提示我们,在制度建构中,信息不断地被融入、收纳进去。制度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规制,不过,制度也会有自身的分寸、尺度和界限。制度应对特定信息带来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信息的内容及流通,影响信息的汇聚、处理方式。如何选择信息?是否允许异质信息的存在?是采纳,还是约束乃至排拒?这些都是对古代制度执行者的严肃挑战。

  宋代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都有与信息相关的强烈焦虑感。我们看到,在朝廷层面,1084年初,神宗手诏西北率兵的李宪,催问兰州信息。在官员层面,苏轼被贬黄州后,向友人抱怨:“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与王元直书》)。在民庶层面,南宋初李清照颠沛流离,“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云麓漫钞》卷十四)。对于信息的焦虑,不同的层级、人群,都是非常强烈的。

“兼听广纳”:宋代的多层多途信息渠道

  古代的信息渠道涉及方方面面,今天只能略述宋代通向朝廷的官方渠道。宋廷建立的信息渠道可以说是多层多途,我们择要介绍一下:首先是君主与臣僚;其次是禁中与外朝;再次是朝廷与地方。

  (一)君主与臣僚

  北宋前期,实行二府制。“二府”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统称。中书门下负责行政,枢密院负责军政。此外还有负责财政的三司和负责监察事务的“台谏”,也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台谏负责进言,当时称之为“言路”。诸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重要的信息提交到御前会议,在皇帝面前进行汇报、商议和决策。

  南宋时的名臣魏了翁曾经列举宋代的各类进言途径,在他笔下,宰相执政官员、辅佐皇帝的侍从官员、经筵课堂中的宣讲臣僚、秘书班子中的翰林学士、记言记事的史官、外地回京的群臣、在京轮流进奏的官员等等都有制度性的进言安排,“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应诏封事》)。这当然有其依据,不是凭空而言,但总体上看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渠道并非如此通畅。

  说到“进言”,大家都会想到唐太宗“兼听则明”。而贞观时期的诤臣魏征对太宗说:“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防范壅蔽,实质上是古代君王的统治术,而非简单的“政治开明”。

  宰相执政与君主的沟通最为密切。南宋初期,李纲曾经回忆靖康年间出任宰执以及出使期间的情形,七个月里收到的钦宗御笔文书,计七百余件(《渊圣皇帝御书跋尾》)。可见,在军政情势紧急的情况下,皇帝和执政臣僚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频繁的。理宗朝宰相杜范向皇帝提出:有关废置予夺的重要事项,君主必须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可以缴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相位五事奏札》)。在杜范看来,这不仅是有关程序的问题,而且是君主是否以“天下为天下”,是有关天下格局的问题。

  台谏作为“言路”,一方面是作为君主的耳目,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作君相的鹰犬,尤其在政治非常的时期。我们通常称“台谏”,“台”在前,“谏”在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是“谏”在前,“台”在后。针对各类事项,谏官应该论奏在前,使其不致有过多疏失;而若出现问题,台官即应出面弹劾纠谬。在宋代,两者皆可事前提意见、事后弹劾,区分并不严格。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台谏合流的趋势。

  台谏官员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清议,在“言路”上很有影响力。欧阳修曾经说,“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上范司谏书》)。行政系统的宰相、监察系统的台谏官,都可以与天子“相可否”“争是非”。苏轼也说:“(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上皇帝书》)元人所修《宋史》称:“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宋仁宗时期是有宋一代政治最为宽厚、开明的时段。《曲洧旧闻》的一段记载,说到当时一件故事:皇帝准备将最为宠爱的张贵妃叔父张尧佐提升为宣徽使。朝堂上一经宣布,御史中丞包拯强烈反对,慷慨激昂,“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只得取消了任命。贵妃在后庭迎候皇帝,问询结果,仁宗举起衣袖擦拭脸面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这样勇于直言的台谏官员颇为不少。哲宗朝的谏官刘安世表示,自己一定“明目张胆,以身任责”(《宋史·刘安世传》)。

  臣僚、民庶的进言,多以章疏奏议为载体。奏议中多是有关国事的各类信息与意见建议。宋人进言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南宋中期赵汝愚曾经编纂《国朝诸臣奏议》,收录北宋时期的臣僚章奏。有研究统计,编纂于明朝的《历代名臣奏议》收录历朝奏议近九千篇,其中宋人奏议即有大约七千篇。

  章奏是书面呈送给皇帝的文字,此外亦有制度规定的“面对”或“奏对”,为在京百官提供轮流面见皇帝进奏的机会。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日,苏轼、苏辙同日于文德殿奏对,兄弟二人颇为自豪,此后都专门写了纪事诗,以示纪念。

  孝宗是南宋诸帝中相对有作为且有恢复之志的,也比较关注臣僚进言。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删定官的陆九渊当面批评皇帝说:“(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删定官轮对札子》)话说得十分尖锐。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中说,有些大臣会想方设法阻碍为人耿直的士大夫当面奏对,“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从这一批评可以看出,正常情况下,朝中的官员皆应得到与皇帝面对进言的机会。出任重要州郡首长的官员,与皇帝辞别时、回朝述职时,也会受到皇帝接见。官员从外地来,皇帝也会专门询问他们在地方上了解到的社情民意。

  皇帝的“小课堂”讲筵,也是君臣经常对话的场所。熙宁元年至三年(1067-1069),司马光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在日本发现的司马光《手录》,有不少他与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讲筵后,神宗经常询问他对新法、对当时的高官有何意见,彼此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所以宋史专家李裕民老师说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

  除轮对、转对外,较为勤政的皇帝还会安排“夜对”。孝宗经常召尚书省、中书省值班的行政官员,皇帝秘书班子、讲筵侍从的直学士、侍讲以及监察官员侍御史等进入内廷夜对。白天已有臣僚面对,但白日于殿堂之上,君臣相隔甚远;而晚间君臣则是促膝从容面谈,“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吴泳《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劄子》)。

  北宋晚期徽宗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形势,“上下俱溺于宴安”,无人进言。当时身为秘书省正字的基层官员曹辅献书极论,引惹君相不快,宰相余深斥责他说:“小官何敢言大事!”曹辅回答道:“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宋史·曹辅传》)绍兴八年(1138)宋廷与女真议和,朝野议论纷纷,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这些普通官员面临危难,亦能磊落进言,谈论朝政。

  除去制度内正式的信息渠道外,君主亦有私人的通进渠道。出身部伍的太祖曾利用军校伺探消息,太宗则利用亲信私下访求,真宗及其后的君主也都会利用一些“伺察者”密探信息。

  (二)禁中与外朝

  日本学者平田茂树曾经制作《宋代行政文书流程图》(下图)。在中国古代,行政文书是国家政令下达、地方信息上报的主要信息渠道。从图中可知,宋代大量上行下行文书的处理枢纽是在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少部分会呈送皇帝。中书舍人、给事中及台谏官,在不同阶段有所参与,可以提出意见。图右虚线部分,有“御笔手诏”四个字;之所以是虚线,是因它不在正式行政体制内,而是皇帝特行批示,直接送至相关机构执行。

  在内廷协助皇帝处理文书信息的,有女性宫官,当时被称为内尚书。朱熹曾经说:“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朱子语类》)呈递至宫廷内的文书,由内尚书分拣编排,或依照皇帝意旨,或参照先例,代行批复。入内内侍省、御药院的宦官,协助处理机速文字的内外通进。执政官员及翰林学士等通过内侍拿到皇帝的御批,根据御批内容做出反馈,有时是由内侍递回宫中,有时待翌日与皇帝面谈。

  不依常规颁行的御笔手诏在当时被称作“内降”。因其不依程序,可能会受到外朝官员的抵制。仁宗曾经表态,说涉及臣僚迁官、差遣授任的内降指挥,如果内容不妥,“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也就是说,可以根据朝廷已有的法条驳回“内降”。庆历时,杜衍任枢密使,皇帝送来的内降条子,一概寝格不行,积攒十数条后,一并封袋退回给皇帝,表示无法执行。当时欧阳修正做谏官,他入对时,仁宗问:“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其实,有求于朕的人很多,每次都以‘杜衍不可’告之,已经拒绝许多人了。”(《宋史·杜衍传》)

  以往可能会认为皇帝的旨意无法抗拒,口出即是圣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封建王朝各个历史时期臣僚对于皇帝的意愿会有不同意见甚至抵制,北宋中期的监察御史蔡承禧曾经说,“事无巨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朝诸臣奏议》),也是希望坚持外朝对于政令的审核程序。

  (三)朝廷与地方

  朝廷与地方之间有多种沟通途径。朝廷决策,既建立在地方信息基础之上,也依靠地方官员去执行。朝廷信息下达,除政令文书外,重要途径之一是邸报,也就是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情报,皇帝的诏敕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员的任命、赏罚,地方、部门与臣僚的章奏文报等。许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邸报知晓中央信息。

  中央如何考察地方官员政绩?宋代的地方体制,最高层级是作为监察区划的路;下面有州郡和县两个地方行政层级。朝廷、路分、州郡,都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和监督。考察结果上报至中央,人事部门汇总比对,决定奖惩。

  前些年在浙江武义出土的徐谓礼文书,详细记载了一个南宋中层官员的仕宦履历,包括他做官三十多年间的历次委任文书和考核记录。在他的考核记录“印纸”上,处处都是“诣实”“证应”“勘验”等字样,实质上是强调对于记载信息的审核,强调连带的责任保证。这种“保明”核验制度,涉及财务审计、人才荐举、赏功罚罪等诸多事项,朝廷希望借此保证信息的确切可靠。

  为考察地方官员功效,督励地方官员任责,宋代在“改革”时期会派出巡视人员。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曾经建议“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论按察官吏劄子》)。范仲淹在其《答手诏条陈十事》中,重点推出的“择官长”,也是针对州县长官。庆历三年(1043)十月,第一批精心选派、带“转运按察使”衔的官员杜杞、张昷之、王素、沈邈等人开始赴任。“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结果“天下官吏各怀危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一五一),反弹声浪导致新政的夭折。熙宁新法推行期间,也曾设立中书检正官,协助新法设计,查访诸路。按察官员巡视地方,没有就地奖惩官员的权力,事实上是信息集散上达的枢纽。即便如此,也发挥出极其明显的震慑威力。

宋代“制度文化”:信息渠道的制度环境

  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王安石也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周官新义·自序》)信息管理制度,不是停留于书面之上,而是在具体情势之下依靠人来运转。其操作方式是否有适宜合理的评判标准,是否有可供比对的信息采集路径,是否有充分支持的技术手段,凡此种种,都会影响信息渠道运行的实效。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参与信息搜讨与传递的官员如何去执行制度。制度的规定始终会有操作的空间,换言之,信息渠道的各个环节都有阀门,阀门是关还是开,开到何种程度,有赖于掌控阀门的人。在古代,体制内的官员对其个人作为通常有所选择,会考虑到仕途前景与政治风险:包括体系风险——渠道的开放与管控对体系运转的影响,亦包括个人风险——官场生态给予个人的压力;因而会对各类信息进行评估与把控。

  从宋廷的角度来看,朝廷对于信息通进事感觉相当焦虑。但焦虑是否等同于重视?焦虑、重视是否就意味着求实?苏轼对哲宗说:“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卫泾批评光宗“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意思是说皇帝表面上优容大度,实际上并不采纳臣僚意见。理宗时,杜范说:“陛下外饰好谏之名,而内有拒谏之实。天下岂有虚名而可以盖其实者哉!”(《殿院奏事第一劄》)理宗表面上鼓励进言,实际上对很多批评置若罔闻。这样的氛围,显然不利于直言进谏,甚至会助长选择性进言的风气。

  古代的官场文化和官员的价值观,直接影响规则设定和运作实效。信息有需求方、供给方、传输方和筛选方,其表面利益看似一致,皆为朝廷的长治久安;但彼此之间的深层关切,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就上司而言,是欢迎真实可靠的信息,还是需要支持其主张的材料,二者之间总有权衡;就下级而言,如实申报、选择性上报,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夸大,处理之前也会自行估量。

  信息渠道上有诸多节点,在君主官僚体制之下,形成多重关卡。最高端皇帝的“玉色”温润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臣僚的倾向和选择。朱熹曾与学生说:“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人一事,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朱子语类》)臣僚对于朝廷趋向的揣摩,往往决定着是否申报进言,决定着申报哪些内容。乾道三年(1167)江西水灾,孝宗全不知情。事后追问,参政蒋芾解释说:“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宋史全文》卷二五上)朝廷“不乐闻”,就成了州县“不敢申”的理由。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非真即伪”的观念去认识信息。宋代选择性上报的信息中,可能有真实的内容,有虚饰的内容,也有刻意的回避。即便站在朝廷立场上衡量利弊的官员,有时也会倾向于睁一眼闭一眼,不求得到实在的信息。北宋哲宗朝,地方诸路财用拮据,朝廷派员赴诸路检核账目,时任谏议大夫的范祖禹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户部郎官到地方上去算计,必然会掌握到实际的缺口数字,“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论封桩劄子》)看来这类信息恰似烫手山芋,因而他认为,不如放任地方自行处理。

  在古代的信息收集途中,有各类预先揣测逢迎甚至编造作假,其中许多是封建王朝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按照规定,宋代的路级监司要定期巡察州县。法令中要求检查的事目,监司官员通常会预先通报州县,免得问题过多,上下难以交代。于是“前期移文,号为‘刷牒’,官吏承报,必预为备”(《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之一三)。“刷牒”,是指按照官方文书(牒)的要求,逐项清理。这样有针对性的预先应付处理,显然难以呈现实情。

  上述情形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在古代,究竟有谁真正关心信息是否准确?是信息的申报者、汇集者、筛选者,抑或是朝廷的决策者?信息的“实迹”与“不实”,究竟由何种原因造成?

  对于古人来说,信息是否真实准确,与核查激励机制、官场生态相关。宋代的信息渠道并非畅通无阻,就规定而言,可以说它程序周密、制度严格;从现实中看,有些制度悬浮虚置,人事网络也影响其运转。不同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往往成为信息保真或失真的源头动力。信息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都是需要建设的;而朝廷关注的“建设”重点何在,是政治权衡的结果。2003年,我在《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一文中说:

  在帝制社会中,朝廷关注的焦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秩序。对官员治事“实迹”的追求,是从属于维系整个官僚体制的需要、从属于政治安定之“大局”的。这就决定了所谓“追求实迹”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安定”当头的思维模式,对于一个视政治为头等大事的朝廷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恰恰是这种上下认可的倾向与习见做法,决定了宋廷追求“实迹”的努力只能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宋代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其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在体制内正常有序地作为的后者,对于节门或开或关的抉择,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内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古代的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可供驱使。我以为,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信息收集与核验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这些规则和程序,在当时的王朝内部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又是如何感知这套“制度”——这正与当时的“制度文化”相关。

  所谓古代的“制度文化”,不是单纯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制度实施的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设计者、执行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制度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

  古代的信息渠道涉及政治史、制度史的诸多问题,关系着一个时代的上下沟通与整体运行。对于中古时期信息渠道的讨论,现在仅仅是个开端,希望有更多老师和同学关注类似的问题,深化相关的研究。

  (本讲座文稿根据2020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座内容整理,初稿由国学院刘邦栋、关子健、陈方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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