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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到“礼”
——明清徽州礼学谱系的历史演进

2020-12-14 09:53:52作者:徐道彬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2日 11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素来“村无稗俗,里存俭让”,乡邦大儒的《朱子家礼》与乡间的村规民约,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通过考察明清徽州学者、乡宦和士绅的经典礼书考证之作,以及部分民间日用礼仪类书,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宋代以后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以及彰显在传统学术上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新安理学”的“以理释礼”

  作为朱熹的乡邦后学,元末明初的朱升与同郡学者郑玉、汪克宽、赵汸等,以《三礼》原典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理论指导,以文公《家礼》为实践目标,在礼学研究与实践的旨趣上完全承续了程朱一脉。朱升《三礼旁注》、汪克宽《经礼补逸》,都是在承续朱子学的前提下,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作的新的经典诠释。赵汸的《葬书问对》依据《家礼》,化民成俗,摈斥佛道,“酌古今之谊,以礼救俗”。祁门的汪褆,休宁的程敏政和汪循,歙县的吴士奇和汪道昆等,也都恪守朱子所定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的礼仪秩序,对世俗礼乐的混乱无序给予批判和改进,以理学融入礼学诠释,维护儒家“天理人伦”的纯正性,体现出“以理代礼”的时代特征。在朱子“以理释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覆盖下,明代徽州的礼学研究,缺乏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诠释,而重在朝廷律令和乡村礼俗的践履,尤以“三纲五常”为礼用之核心,促进了礼学的形上化和思辨性,使“礼学的理学化”倾向变得十分明显。

  明代中叶以后,因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大礼议”事件的触发,朝廷更为重视礼仪研究与礼乐教化。徽州诸儒或“皈依紫阳”,或“心仪良知”,皆存有传承儒家礼仪的职责和焦虑,也有对新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诉求。然而,他们的著作大多缺乏扎实的文献考证与阐释,在礼学文本的传承和思想理念的建构上并无多少发明,多是撮抄、节录或沿袭宋元旧说而已,故《明儒学案》中出现的徽州学者乏善可陈。也正是因为在学术与思想层面上了无建树,无法突破程朱理学之囿,于是就有学者另辟蹊径,倡言回归原典,“求真是,索本真”,已然“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具体表现为上溯经典,考证礼经文本,“以古礼证今俗”,陆续出现了金瑶《周礼述注》、程明哲《考工记纂注》、姚应仁《檀弓原》等考证礼学的萌动。他们“考经以求礼”,“循器以明礼”,通过梳理经史典籍,追溯古礼之本源。特别是明末黄生《三礼会龠》《字诂》《义府》诸书,专注于古代制度秩序与人伦规范的考证,对《三礼》经义从文字声韵训诂方面探索幽微,“稽之度数,制之礼仪”,由此启导了百年之后如段玉裁《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等考证礼学的全新风格,徽州礼学的研究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皖派”朴学的“以礼代理”

  明清之际的世道剧变,引发了整个社会痛感于“空谈心性”的“于世无补”,思想界更是“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清初社会推崇实学,徽州学者能得风气之先,深知“圣人之道,惟礼存之”,于是有姚际恒、汪基、潘继善、江永等,通过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考证,从中汲取修齐治平的人伦道理,重新思考和探索礼秩重建问题。如姚际恒的《三礼通论》溯源古礼原本,剔除历代附会,既“崇古”又“疑古”,意欲回归原典,重建礼学正统;江永《礼书纲目》等,则以文字声训手段阐释名物,复原先王制度;从朱子“道问学”入手,“弃理言礼”,以此消解“天理人欲”之辨,开启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过渡和转型。其他如程廷祚《礼说》《禘祫辨误》博及乎经史,溯之于礼乐,“率天下以立人道”,上承颜李之“实学”,下开戴震的“新理学”;汪绂《读礼参志疑》《六礼或问》等,皆以礼经为本,礼仪为用;视《五经》为本源,《家礼》为门户,继承先贤,开拓新途。休宁士绅吴翟家族,以一族之力,历时百年而成《茗洲吴氏家典》一书,诠释和贯彻了朱子《家礼》的在地化进程。如果说《家礼》是朱子实践儒家人伦的制度章程,那么《家典》则是明清底层社会“礼下庶人”的真实生活的记录。

  乾嘉时期徽州礼学研究的兴盛,江永当为居中执要的关键人物。其学意在矫正理学和心学的空疏之弊,而溯求于典章制度的礼学考证,由虚理转向实证,由宋学转向汉学,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在江永的启示和引导下,徽州出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和礼学传世之作,如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洪榜、凌廷堪等,他们承前启后,显示出地域学术的厚积薄发。他们用“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方略,建构起“理存于礼”和“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深为后世学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如戴震主张“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其《学礼篇》“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上承江永的“弃理言礼”,下启凌廷堪的“以礼代理”,在清代礼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将义理之学与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发凡起例,释疑解惑,充分体现出淹博、识断与精审的“皖派”风格。金榜《礼笺》一书,“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既重视典制器物之考证,更以躬行践履,革除释道之侵蚀,实为“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尤其是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一书,“以通例而明礼”,强调“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证实了“礼之外,别无所谓学”;“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推进了乾嘉以后礼学研究在文本体例考证和思想探索上的历史进程。

  清季,以胡培翚、程恩泽和俞正燮为代表的徽州礼学家,通过对“理欲之辨”的学理考证和“敦品正俗”的躬行践履,从而将江、戴之学发扬光大。胡培翚出身于“绩溪金紫胡氏”礼学世家,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又承袭其师凌廷堪的治学旨趣,历数十年而成《仪礼正义》。在著书立说的同时,更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恤党赒里,体现了“皖派”汉学通经致用的经世情怀。俞正燮长期坐馆入幕,热心于国计民生,其《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以制度考证为切入,意在“存古”而志在“开新”,引领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对内在礼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争论,转向于对外在社会制度和人性优劣的密切关注,为晚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

  总而言之,徽州礼学从宋明理学“以理代礼”的学术规模,历经时代的嬗变,逐步演进为乾嘉汉学“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完成了从“新安理学”到“皖派礼学”的理论建构,但其礼学谱系仍不出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两途。明代礼学“少而空”,清代礼学“多而实”,究其原因在于礼学不擅空言玄谈,且与政治规范、社会秩序和民俗礼仪息息相关。

  (作者:徐道彬,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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