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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构形中的思想和智慧

2020-11-09 09:38:38作者:王贵元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7日 12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主持人语

    2019年11月1日,“纪念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强调“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贺信鉴往知来、切中肯綮,对甲骨文等古文字乃至整个汉字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此贺信发布一周年之际,我们分别从汉字构形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汉字记录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新时代汉字研究的创新发展三个方面撰文,以彰显甲骨文的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               

——王贵元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字中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汉字为什么有如此超强的生命力?其核心是因为它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自己。表意文字的特点是通过字形的构造来显示字义,单字的形体以及汉字整体的形体体系怎样创制?怎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智慧,因此,剖析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过程,从中可以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层次思想。

  从个体发展到群组发展

  汉字构形的发展经历了从个体发展到群组发展的过程。个体发展是仅关注一个个汉字的发展,这时考虑的只有一种关系,即单字形体与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群组发展是在重视单字形体个体发展的同时,关注单字形体群体的协同发展,着力于字形群体的系统化和类别化,以及对字形表现对象进行分类,这本质上体现的是建立群体秩序的思想。

  汉字构形初期是典型的字形表示物象时期,这时的汉字构形完全以物象为依据,包括由哪些构件组成、构件的组合方式等全由物象决定,属于仅注重字形个体与物象之间关系的个体发展阶段。随着汉字构形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形体本身的系统化成为构形系统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是因为构形的系统化可以使汉字的识读和书写更加便利、有效,减少识读和书写的难度。系统化的重要方式是对整个汉字群体进行归类分组,其重要表现就是部首的产生。部首实际上是建立汉字个体字形之间的关系、对汉字个体字形进行归类分组,同时也对单字个体字义进行归类分组,所以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群组发展的重要标志。汉字的部首分为两种:一种是汉字构形系统本有的部首,一种是检字法的部首。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逐步建立的,《说文解字》依据“字例之条”,以540个部首统摄9353字,就是部首分类职能的最好展示,它表明的是9000多个汉字依据形体构成可分为540类,每类有一个部首作类别标志。就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而言,《说文》有过说明,《说文·叙》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这说明了部首并不只是形体问题,也是字义问题,因此《说文》的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后代部首排检法的部首目的是为了查检方便,所以往往在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基础上进行人为归并,所以其部分部首是只管形体的相同而不考虑构意的。

  依据我们的研究,汉字的群组发展开始于西周中期,这时的汉字构形已开始关注单字形体间的关系。西周晚期及春秋战国时期是汉字构形群组关系的大发展时期。如从“金”旁的字商代和西周早期没有,西周中期出现了錫、鑄、锺等13字,西周晚期新出现13字,春秋时期新出现31字,战国时期新出现25字。“金”旁作为构件,构字功能为金属,是表类别意义的类义构件。像这样类义构件的成批量出现是汉字群组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另外,西周中期还出现了增加义符和声符的现象。如“蜀”原本是大头虫的独体象形,在西周中期增加了义符“虫”;“裘”原本是毛在外的皮衣的独体象形,在西周中期增加了音符“又”。增加义符即增加了类别标志,把原字归了类。增加声符则使原构件转为义符,也有了类别标志。

  从独体发展到组合发展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叙》中的这段文字说明:汉字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文”的阶段和“字”的阶段。“文”的造字方法是象形,其形成的多是独体字;“字”的造字方法是相益,即组合,其形成的是合体字。这表明汉字构形在独体字发展到一定数量后便不再走独体发展的道路,而是以现有的独体字形为构件,采用相互组合的方式产生新字。造字方式的这种改变本质上体现的是建立群体合作机制的思想。

  后期用“字”来表示汉字,与“字”的本义有关。《说文·子部》:“字,乳也。”《说文·乙部》:“乳,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所以“字”最初是生子的意思。男女结合才能孕育下一代,两个独体字结合才会产生新的合体字,因此就用“字”表示汉字后期的造字方法,也用来指称汉字。用“字”表示汉字有重大寓意,它表明的是组合造字已成为主流,即会意、形声已成为汉字构字的主要发展方向。就现有文献看,用“字”指称汉字最早出现在秦初的琅琊台刻石,其文曰“同书文字”,这个“文字”是“文”和“字”的意思,即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名称的出现一般晚于观念的出现,所以,至少在战国时期汉字的造字方法已经是组合造字为主了。

  组合构字的构形结构多是有层次的。如“骑”字,其构成起始于“口”与“丁”的组合,其后是“大”与“可”的组合,再其后是“马”与“奇”的组合。“骑”的构形过程经过三次组合而完成,形成等级性的三层结构形式。组合构形的结构包括形体和功能两个方面,“骑”字形体上是“马”与“奇”的组合,功能是“马”表义、“奇”表音的音义组合。由此可以看出,形体层次的升级是形体成分不断增加的过程,形体各层间是包容关系,处于各层的构字成分都可出现在单字形体中,也就是说,虽然增加了一个单字形体,但构字成分的数量并未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字构形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与形体层次间的关系相反,功能层次间的关系是生成关系。所谓生成是指功能的组合不是组合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创造出一个内涵远远超出原组合成分的新的功能。如“休”字,从人从木,在形体层次上是“木”与“人”相加之和;而在功能层次上,“人”“木”与“息止”却没有必然联系。功能层次间的生成关系所形成的功能组合的特点是:新功能一经产生,旧功能即刻消失,虽然有时旧功能也会部分地保留在新功能中,但由于总体关系的不相同,并不能影响新功能的新生性。形体层次的包容关系,能够展示每个成员的存在,而功能层次的生成关系,相当于1加1大于2,如此构形,能够发挥成员及组织结构的最大能量,在有限成员及简单结构的前提下,创造了新成员无限发展的可能。

  多途探索与结构平衡

  汉字经历了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阶段。古文字的构形依据是物象,今文字的构形依据是词的音和义,从古文字发展为今文字是汉字构形的体系性发展。多途探索指汉字构形在打破旧的篆文体系建立新的隶楷体系的过程中,同一原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改造,处于寻求最佳新形式的探索过程中。多途探索贯穿于战国晚期隶变开始到现代汉字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但其主导时期是隶变开始到字形中篆体成分彻底消失时期。篆体成分的完全消失表明新的构形体系已基本形成。多途探索可细分为笔画、构件和结构三个方面,以笔画为例,今文字对篆体的(见图一)就进行过多途改造(图一)。构件方面,今文字对篆体构件(见图二)也进行过多途改造(图二)。

  结构平衡指汉字构形系统进行的新标准下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新构形系统内部的调整。结构平衡贯穿于整个汉字新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但主导时期是在改造篆文体系的过程基本完成后。结构平衡中充分利用了此前的多种探索结果,哪种结果合适就用哪种结果。这种构形发展本质上体现的是系统性创新探索与自我调节的思想。结构平衡可分为单字结构平衡、词汇结构平衡和字系结构平衡三个方面。单字结构平衡指单字形体在完善过程中对构件功能、形体尺寸、形体美观、形体稳定感等进行调整,如西汉马王堆帛书“巍”字的构件“山”,或在字形正中下部,或在字形右下部,处于探索中,到敦煌遗书时,字形结构已平衡为从“委”从“嵬”一种。词汇结构平衡指依据词汇系统的需要而调整字形。汉语词汇系统的完善和发展,前期主要通过字形的发展来实现,如“陳”字的右旁“東”篆体下部弯笔隶变时或改造成一撇一捺,或改造成一横,本是同一字形的不同写法形体,功能没有区别。后受词汇结构的驱动,使“陣”独立成字,分担“陳”的部分职能,产生了新的词。

  字系结构平衡指字与字之间的区别性调整,如早期“弋”字形体下部有一圆点,圆点是表示物象的篆文构形系统的典型特征,是必然要改造的,随着汉字系统对字形中圆点的改造,圆点改为一横,结果是与“戈”字形体偶同,字系结构只好再次调整“弋”字形体为“弋”,去掉一横,以与“戈”区别。

  (作者:王贵元,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文字考释与人工智能
作者:吴振武 

 
  “人工智能+”已经跟很多行业发生关系。据人工智能专家介绍,凡是边界清楚的问题,最适宜用人工智能来解决。因此,像古文字考释这种道理上只允许存在一种正确结论的学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辅佐研究,自然再适合不过。事实上,古文字行业大概在30多年前,已有学者在探索利用计算机帮助缀合那些破碎的甲骨片子。最近看到“AI驱动的甲骨缀合”报道,是古文字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缀合了一批甲骨碎片,似乎相当准确。而诸如图像捕捉与提取、字形识别与转换、数据聚合与分类等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工作,也都有学者在努力研究,并都有喜人突破。其目的都是希望靠计算机来解决人工做起来十分烦琐且不容易准确的工作。

  这里举几个自己以往考释古文字的例子,来说明人工释读古文字的很多关键点今后是完全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去帮助解决的。

  第一,古文字中有些字,形体非常接近,却是不同的两个字。

  如甲骨文、金文中的“並”和“替”,差别只在它们所从的两个“立”,一是左右并排(並),一是高低错落(替)。楚文字中的“之”和“出”,差别只在最底下一笔,一作平画(之),一作上弯形(出)。历史上,在学者正确分辨出来之前,“替”字都被误释成“並”;而楚国印章中的“出”,也多被误释为“之”,致使一些重要商业史料被湮没。20世纪30年代,在洛阳金村出土的一批青铜方壶上,都有记录容量和重量的铭刻。在容量“四斗”之后,有“(图三)客”二字,过去多有误释,目前最流行的释法就是释为官名“(图四)(司)客”。我多年前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客”前一字,跟“(图四)”字是有区别的。其所从的(图五),不但比“司”字所从的(图六)少一画,连首笔的斜度,也就是笔势,二者都是不同的。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以”字。释作“以”,不但字形上解释起来毫无障碍,文意也极为通畅。“以客”要读作“已格”,就是已经校量过了的意思。“以”读“已”,在古书中本是很常见的,而“客”与“格”的通假,早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就已出现过了。近年新出的好几件记容铜器上,都发现“客”读作“格”(度量)的例子。而三晋记容铜器铭刻中,也曾出现过“已(图七)(校)”这样的话。所以金村方壶铭文中这两个字的正确释读,一定是“以(已)客(格)”,而不能是其他。这种字形上的细微差别,往往是误导学者释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即使字都不难认识,但因某些特殊情况的存在,也会导致人眼的疏忽,进而导致错误的释读。

  过去我曾讲过一个反书的例子:徐国青铜器上曾出现过“鱼腊”(腊音昔,干肉),这是古代礼书上常见的连举名物,但因“鱼”字在铭文中是反写的(与铭文铸造有关),结果导致各种各样的误释,致使我们丧失一次古代礼制方面的“二重证据”机会。这里再举一例:《古玺汇编》2238号是一枚三晋阳文小方印(图一),旧以为其上只有三个字,定为私印。我在2006年审读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曾指出,此印实际上是五个字,前两个字的下部,都含有合文符号“=”(两个字合在一起占一个字的地位,称为合文)。只是因为印面地位狭窄,加上所有文字都并排横列,所以看起来非常隐晦,以致一般研究的人都会疏忽放过。正确的释读应该是“曲邑匀邑守”,是一方很特殊的官印。过了11年,2017年,陕西收藏家公布了一方新发现的类似三晋官印,印文是“曲邑武阴守”,其上“曲邑”二字也同样作合文并有合文符号(《戎壹轩藏三晋古玺》),证实了我之前的看法(图二)。

  第三,穷尽资料,并尽可能地缩小考释范围,是准确考释古文字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三晋玺印所见的姓氏中,有一个怪字作(图八),它既作为单字姓氏出现,又出现在复姓中(这里用俗称,实际是氏)。过去曾有学者释为“佗”,字形上虽然也马马虎虎可以通过,但实际上解决不了跟已知古代姓氏的对应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考释最终还是无法落实。后来我在检阅旧材料时发现,这个怪字在复姓中,不但出现在后一个字的位置上,如“大~”;也出现在前一个字的位置上,如“~中”。这样一来,释读的可能范围便大大缩小了。于是我检查了所有已知复姓,最终知道此字实际上就是古文字里很常见的当“叔”字用的“弔”,只是它的写法在三晋变异了。“大叔”氏、“叔中”氏和“叔”氏,不但见于传世文献(即太叔、叔仲),也见于汉代私印。后来我又在魏国兵器上发现同样写法的“弔梁”氏,那自然就让我们马上想起孔子的老爸名纥字叔梁。晋有叔梁氏,是见于古姓氏书记载的。

  以上几个古文字考释的例子,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约涉及:(1)手写汉字字形的精准图像识别,含反书、合文、重文等特殊情形;(2)语料库的建设,含通假标识与断句等;(3)古代历史与制度的相关数据库建设。假使通过计算机读图并与各种相关的“库”建立起有效的勾连与筛选,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达到较为精准有效的数据处理,那么古文字考释的速度与成效自然会大大提高。虽说这些恐怕还都属于比较低端的人工智能,未来一定还会有更高级的诸如机器自我学习提升以及人机嫁接互动等技术,但这已是我们当下可以憧憬和努力的方向了。

  (作者:吴振武,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谈谈殷墟甲骨文中的时称
作者:黄天树 

   殷人对于一天24小时以内的各个时间段都有专门名称,研究者称为时称。1945年,董作宾在《殷历谱》一书中最早指出,甲骨文有12个时称: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暮、昏等。

  首先,谈谈白天时称。甲骨文白天时称已经多达25个,从早到晚排列如下:㕚(早)、旦、日出、朝、晨、大采、大食、日羞中、日中、昃、郭兮、小食、小采、入日,等等。如:“甲辰卜:㕚(早)祭祖甲,惠子祝。”㕚祭之“㕚”,读为早晨之“早”,指举行祭祀的时间。古书假借从“㕚”声的“蚤”为早晨之“早”,如《诗经·七月》:“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又如:“翌日朝祼。其又暮岁。”“祼”和“岁”,皆祭名。“朝”和“暮”对言。《管子·宙合》说“日有朝暮,夜有昏晨”,与此相合。再如:“大采格云自北,……小采日倏星(晴)。”《国语·鲁语下》:“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小)采夕月……日入监九卿……”旧注以为大采为五彩礼服,小采为三彩礼服,文义难通。董作宾指出,卜辞“大采”“小采”相当于“朝”“夕”,跟《国语》同段文字里的“日中”“日入”一样,也是时称。董说已经获得公认。采,指太阳的“光采”。日出之时太阳光强,称为“大采”。日落之时太阳光弱,称为“小采”。卜辞说,该天“大采”(早晨)之时有云起自西北,……到“小采”(傍晚)时天气迅速变晴了。又如:“甲寅大食雨自北。乙卯小食大启。”殷人一日两餐,“大食”即“朝食”,相当于上午十时。“小食”即“夕食”,相当于下午四时,即夕之开始。卜辞大意是说:甲寅日吃早饭时从北面开始下雨。乙卯日吃晚饭时天气大晴。

  其次,谈谈夜间时称。董作宾说:“古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其对于时之区分,重在昼,不重在夜。殷代通常称昼为‘日’,称夜为‘夕’,纪时则以日为限而不及于夕。……其纪时之法:曰明,曰大采,曰大食,曰中日,曰昃,曰小食,曰小采,一日之间,分七段;夜则总称之曰夕也。”董氏“全夜不分”的观念影响很大。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仍然认为:“殷人对时段的划分是不均匀的。……白天共分七段,……而整个黑夜统称为‘夕’,不再进行分段。”这种观念是不符合卜辞实际的,应该予以纠正。殷人对夜间时段的划分也是很细的,大约有15个时称:黄昃、晻、月出、小夜、大夜、寐人、定人、中录、(图一)、鼓、三鼓、五鼓、夙,等等。如:“……唯……中(图二)(录)……(图三)……[不]男。二日……”这是一条占卜生育的残辞。在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如下一段简文,简文把一日的时间划分为十六个时段,各赋予一定的名称。不同时段所生的婴儿性别不同。该简文曰:“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西中男,昏(应为昳)则女,日下则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可知古人十分重视生育的时段,认为一日之内某个时段分娩,吉利,能生男孩;某个时段生育,倒霉,只生女孩,所以生育卜辞,往往附记时段。

  商代的日界以夜半作为分界点。甲骨文所见时称,白天的时段,基本框架是太阳的位置。而作为“中日”的对蹠点——夜半,这种观念在商代也已经有了。根据“中录”的字形,结合卜辞文义来考虑,我们推测卜辞中表示“中夜”的语词就是“中录”。“中录”之“中”表示夜间之中点,和“中日”之“中”表示白天之中点一样。“中录”是一个夜间时称,指夜半,即见于《诗经·墙有茨》的“中冓”。由此分析,《韩诗》释“中冓”为“中夜”是正确的。

  综上所论,关于殷代时称的特点,可小结如下:第一,殷人对于一天24小时之内时称的划分是比较均匀的。白天分段细密,夜间分段也同样细密。认为殷人“全夜不分”的观念是不符合卜辞实际的,应予以纠正。第二,卜辞所见白天的时称,其观察点是太阳,如“出日”“中日”“入日”,“日”皆为“太阳”之义,而旦、朝、昼、昃、昏、莫等字多从偏旁“日”。所见夜间的时称,其观察点是月亮,如:月出、小夜、大夜、(图二)、(图一)、夙、(图三)等,字多从偏旁“月(夕)”。此外,则取之于人们日常生活习俗,如:大食、小食、寐人、三鼓、五鼓等。

  (作者:黄天树,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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