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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

2020-11-02 11:05:08作者:刘文明 邢科 王晓辉来源: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2日 14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本期主持: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

主持人语

  20世纪中叶以来,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历史学者着眼从整体、关联和互动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的过去,由此出现了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与传统史学相比,历史书写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其中,历史上的跨文化互动、文明史书写的“空间转向”、跨国史视角成为民族国家史书写的新取径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上述角度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历史书写的新变化作一简要考察。

文明史书写的“空间转向”
作者:刘文明

  文明史书写在西方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启蒙时期出现了反映欧洲社会进步的“文明”概念,自此欧洲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概念书写文明史。由于“文明”概念蕴含着欧洲社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书写的文明史便不同程度地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以19世纪的文明史著作最为典型。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冲击使得一些学者开始怀疑线性进步史观,由此出现了以文明形态史观来书写的文明史。20世纪下半叶,威廉·麦克尼尔等全球史学者在撰写全球文明史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由此开始了全球史观下的文明史书写。这种文明史实现了从历时性谱系解释向共时性互动维度思考的转变,亦即“空间转向”,代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史书写的一种新趋势。

  一般认为,西方的“文明”一词出现于1756年,由法国思想家密拉波首先使用,随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流行开来。起初这个词只有单数形式,用来指欧洲人所达到的一种社会状态。到19世纪20年代,欧洲学者开始将“文明”用于描述其他民族或社会,由此出现了复数用法。复数意义的“文明”运用于历史书写,则出现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文明史”。

  “文明”一词之所以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出现并流行开来,除了欧洲社会自身发展这一因素外,也与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密不可分。此时的欧洲人随着其扩张步伐遍布世界,殖民者、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等将其海外见闻记载下来,使生活于欧洲的知识分子足不出户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形态。正是这些进入欧洲人视野的“他者”,促使欧洲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文明”意识。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由此称产生于欧洲的这种“文明”观念既是一种欧洲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殖民意识形态。19世纪欧洲的文明史书写,明显受到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种“文明”概念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历史经验,是当时欧洲人在进步观影响下充满了文化优越感的一种自我表述。在欧洲文明史家眼里,“文明”是欧洲社会不断进步的结果,是欧洲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所达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他们认为,海外其他民族和社会仍然处于“蒙昧”或“野蛮”状态。由此,“文明”观念也成了一种殖民意识形态。在此观念影响下,文明史家在描写处于不同社会状态的世界各民族时,以欧洲社会进步的尺度来衡量,将各民族的社会差异转换成时间维度的叙事,如此,文明史中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等级差异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处于“文明”状态的欧洲社会成了其他各“野蛮”民族前进的方向。这种文明史赋予了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文明使命”以历史合理性。毫无疑问,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之下的文明史,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以法国基佐和古斯塔夫·杜库雷的文明史为例。基佐在《欧洲文明史》(1828)中声称“文明”包含两个要素:社会的进步和个体的进步,或者说社会制度的改善和人类智力的发展。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这两个方面得到了发展,“那里的人们便宣告和欢呼‘文明’的到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是从进步史观出发,以欧洲为例对这种“文明”概念做了一种历史诠释。杜库雷的《文明简史》(1886)沿袭了基佐的文明观,认为文明即是人类在政治、社会、经济、智力和道德上的整体发展。该书在简要概述了尼罗河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之后,重点讲述了希腊和罗马文明、欧洲中世纪、自文艺复兴至18世纪的“现代”欧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19世纪的“当代”欧洲,最后一章标题为“欧洲文明传遍世界”。作者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人正在使非洲和亚洲得到再生。始于东方的文明又回到了东方,完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光来自东方,但正是西方把它带回给东方,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灿烂。”这种叙事将人类文明史写成了一部欧洲文明谱系的演变史,在以进步史观来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时,也将欧洲殖民扩张史粉饰成了一部欧洲人履行“文明使命”的历史。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间的战争打破了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文明呈线性进步且由欧洲代表最高水平的文明观开始动摇。与此同时,社会有机论的流行也使人们将“文明”看作是一种有着兴衰周期的有机体。于是,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兴衰的过程,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这样,出现了文明形态史观影响下的文明史书写。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有8种自成体系的文明,汤因比则将世界历史上的文明概括为26个,进一步丰富了斯宾格勒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随后,美国学者卡罗尔·奎格利在《文明的演进》中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16个文明,认为每个文明都经历了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7个阶段的兴衰过程。此类文明史虽然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人类诸多文明之一,不再将其看作是其他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归宿,但由于将各个文明割裂开来思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与“他者”文明的关系问题。

  1963年,西方世界中出现了两本颇具影响的文明史著作: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布罗代尔提出,文明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因此文明史是一种长波的历史。布罗代尔还认为,“每种文明都会引进和输出其文化的某些方面”,由此造成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过,这种观点在《文明史纲》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全书仍以不同文明区域的独立叙事为主。显然,时间维度的历史变迁仍然是布罗代尔思考文明史的主要路径。

  麦克尼尔在思考文明之间的关系方面,比布罗代尔迈出了更大步伐。他将西方放在世界历史框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中来书写,强调文明互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奠定了文明史书写的全球史框架。

  随着20世纪末全球史的兴起,一些西方学者越来越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例如,美国学者皮特·斯特恩斯等编纂的《全球文明史》(1992)和菲利普·费尔南徳兹-阿迈斯托的《文明》(2001),都将文明互动作为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来书写,世界文明史不再是叙述各个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中国学者也对书写这种文明史做了有益探索。例如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2004)对不同文明的交流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文明在纵向发展的同时,横向上也在相互运动。这是使文明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金森曾提出文明是一种世界体系,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区域构成,世界历史就是半边缘或边缘文明不断融入中心文明的过程。与此同时,麦克尼尔将西方文明置于整个世界历史中来审视的研究视角,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例如,斯特恩斯的《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2003)探讨了如何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批评了以往西方文明史教材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将西方文明置于与东方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反驳了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这些强调文明互动的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叙事。

  这种文明史书写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全球转向”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空间转向”,是以全球史视角和方法来书写文明史,实现了历史叙事的轴心从历时性谱系向共时性关系的转变,打破了文明间边界的局限,从关联、互动、体系等视角来理解文明的变迁,由此达到以横向空间维度的思考来补充和丰富纵向时间维度的内源性解释。

  如上所述,文明史书写出现“空间转向”,与全球史的兴起密不可分。全球史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兴起之时,“文明”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单位,文明互动受到高度关注。威廉·麦克尼尔等人早期的全球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明史。正是全球史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介入打破了以往文明史的局限,把文明史发展成为一种以多元文明互动为主题的历史,并以此消解文明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论。刘新成在《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一文中提出,全球史兴起之前西方的文明史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文明价值理论”派生的“进步史观”影响下的文明史和“文明类型理论”派生的“平行史观”影响下的文明史,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而“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刘文明,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跨国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史书写
作者:邢科

  专业的历史学出现于19世纪中叶民族国家观念盛行的时代,当时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务于构建民族身份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由此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人物活动等都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技术、资金、人才、信息、商品等实现全球流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也日益严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用逐渐凸显,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大幅增加,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地球村。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出现了“全球转向”,传统民族国家史的某些方面逐渐显示出落后于时代的不足,与世界各国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的大趋势相背离。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囿于民族国家视野来看待本国历史,缺乏对民族国家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整体的认知。传统民族国家史强调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忽视外部因素的作用,不关注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因此无法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和全球因素对本国的影响,世界史成为民族国家史的简单叠加。

  其次,过于强调本国历史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甚至走向自我中心主义。例如,长期盛行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征,包括特殊的价值观、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完善的政治制度等;美国具有典范性,有权评价其他国家的是非善恶,而不接受“他者”标准的评判。这种倾向的民族国家史凸显了欧美国家的文明优越论,体现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书写民族国家史?受全球史兴起及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民族国家史书写的新路径,于是出现了“跨国史”。1991年,澳大利亚史学家伊恩·蒂勒尔首先提出通过跨国史研究打破“美国例外论”,随后托马斯·本德和入江昭等西方学者也加入到跨国史研究中来,并出版了《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帝国:国际视野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80—1930年)》《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一批代表性成果。

  蒂勒尔的《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帝国:国际视野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80—1930年)》是最早的跨国史著作之一。该书从全球视野讲述了1884年成立的美国女性基督徒禁酒联盟(WCTU)从美国一国拓展到全世界,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会员遍及42个国家的国际组织的历史。作者认为,美国的妇女运动具有跨国性,她们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诉求不局限于禁酒,还包括改变男权政治、改善劳工生活等;她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解放,促进了世界和平。蒂勒尔的另一部著作《真正的诸神花园: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的环境改良(1860—1930年)》从跨太平洋交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之间植物、昆虫、人员、观念和技术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两个国家的影响。他提出,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环境改革者”都试图将由黄金开采、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和畜牧业塑造的社会,改造为以小规模农业和园林景观为基础的平等社会。这本书考察了跨越国界的环境交流,是从跨国史视角书写民族国家环境史的有益尝试。

  本德专注于美国史研究。他认为,以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天然载体——“这种写作和教授历史的方式早已黔驴技穷”,“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作为从跨国史视角书写美国史的代表作,该书重点讨论了欧洲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和美国历史的开端、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帝国的扩张、美国的进步改革和社会自由主义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视作全球历史的一部分重新加以解释。作者认为,美国史不是一种线性进步的故事,不是一种自我维持、封闭自足的历史,而是多国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危机只是众多全球革命危机中的一种,18世纪各大帝国的竞争以及合众国以外的诸种势力对美国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体现了19世纪中叶欧洲自由派对国家、自由和民族国家之领土的全新理解,美国内战既是世界范围内废奴运动的一部分,又是世界范围内追求自由民族主义的中心一环;美利坚帝国是世界诸多帝国中的一个,无论从目的还是从风格来看,美国的西进运动和海外殖民不是偶然行动,而是欧洲主导的帝国主义运动的延续,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同样因袭欧洲;美国的进步改革是19世纪末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型城市极度扩张的一种全球化回应的一部分,改革反映出美国自身的国情,但改革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是共享的。该书以全新视角叙述美国历史,为美国史书写带来了重要变革,作者希望以此书宣告传统美国史的“寿终正寝”。

  尽管选题不同,视角和切入点各异,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相比,跨国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史书写已经表现出自身特点:将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国家内部发生的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将民族国家史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再单纯从国家内部寻找社会变迁的动力,而是重视跨国交流和全球互动在国家形成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探究本国历史进程与区域或世界历史进程的相互影响;研究不再囿于政治领域,而是更多关注思想、文化、信息、商品等要素的跨国交流,国际性运动,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防范疾病、保护环境等跨国合作,以及劳工、妇女、移民等社会群体。这不但极大丰富了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内容,而且改变了对历史事件的固有解释,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成为一场民族国家史研究的“史学革命”。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致力于跨国史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如王立新的《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孙绣的《从美国史学史看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等对跨国史做了理论考察,何平和肖杰的《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庞冠群的《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等则运用跨国史方法对民族国家史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实证研究。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国际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跨国史视角来审视民族国家的历史,将民族国家融入世界之中来理解,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树立,构建和谐世界。中国学者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消化吸收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推动跨国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从跨国史视角书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国家史。

  (作者:邢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跨文化互动:历史书写的新主题
作者:王晓辉

  19世纪兰克史学确立以后,对民族国家的叙述成为专业历史学界的通行范式,其关注点主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宏观世界史主要为一种哲学视阈下的普世史,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少数由专业历史学者创作的宏观世界史著作,不仅涵盖范围有限,而且通常将西欧视为世界的中心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其他地区则沦为陪衬。20世纪上半叶,宏观世界史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当时主流历史学界的排斥。

  二战后随着国际组织的纷纷成立和经济全球化的更加深入,各民族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现实,要求史学工作者对不同地区间交流和互动的历史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也为宏观历史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有重要价值的新材料和新视角。一些具有敏锐意识的专业历史学者开始涉足宏观世界史研究,并由此开拓了跨文化互动这一历史书写的新主题。

  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威廉·麦克尼尔出版其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作者提出了共生圈的概念,考察在技术传播、游牧民族迁徙、宗教扩散以及物种传播等因素影响下世界各文明的兴衰演变,以及由此出现的世界由分散到统一的历程。该书为日后西方学界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除麦克尼尔外,当时也在芝加哥从教的马歇尔·霍奇森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虽与麦氏并无多少交流,但他们也在进行类似的思考和实践。霍奇森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提出了亚欧非文明复合体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个复合体内任何较小的实体都是不完善的整体,西欧的崛起也取决于亚欧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甚至其正是因边缘的位置而受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主张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该书1970年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历史书写的新趋向,探索者并不限于西方学者。我国世界史家吴于廑1964年撰写的《时代和世界历史——讨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一文指出,一部科学的世界史必须阐明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吴于廑认为,世界的整体性虽然直到15、16世纪以来才开始真正出现,但“从古以来,就有各种因素为世界历史整体性的发展准备这样或那样的条件”。诸如技术扩散、语言传播、旅行家游历、思想文化交流、移民迁徙,乃至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些“都有利于世界历史之终将进入不分畛域的整体的发展”。由此可见,主张从民族国家外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并注重对不同地区间跨文化互动关系的探讨可谓是中外史学界的共识。

  对于史学发展的这种新动向,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不仅提出建立全球史观的重要性,还进一步认为其主要着力点就应在于“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

  此后,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多元和深入。除了美国学者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如菲利普·柯丁对大西洋史的研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史研究、加州学派对近代早期中国的探讨、帕特里克·曼宁的全球移民史研究、入江昭的跨国史研究等,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地的学者也对跨文化互动主题有了更多的关注。英国学者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多与传统的殖民史和帝国史相关。克里斯托弗·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把现代世界的形成描绘为一个去中心化,同时也是互相联系的进程。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年)》探讨了1405年以来欧亚大陆主要帝国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影响。德国学界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用宏大视角展现了19世纪的各种面相,对各种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的现象着墨甚多,该书也被认为是德国甚至欧洲最重要的全球史著作。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对跨文化互动理论进行了深刻探讨。他在《全球史是什么》中指出,全球史学者除需对不同地区的关联和互动加以阐述外,更要关注其背后的结构整合及推动力。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则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中用卓越的洞察力和生花妙笔,展现出17世纪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广阔图景。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也引起了较大关注。

  在国内史学界,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吴于廑对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关系的探讨、罗荣渠对现代化的研究、马克垚对世界文明史的探讨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密切,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吸引力不断提升,除了世界史学者,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者也开始主动参与到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来。如万明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葛兆光从“周边”对“中国”的探讨等,都涉及跨文化互动主题。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西方跨文化互动的理论进行反思。如刘新成在肯定互动理论及其研究路径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深刻指出应警惕一些西方学者用互动理论为西方殖民侵略“洗白”的做法。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不免遇到暂时的阻隔而迂回、转向,但其滚滚洪流的大势可谓浩浩荡荡,趋向明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中叶以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跨文化互动的研究逐渐成为历史书写的新主题。而这一研究弥补了以往单纯强调内部动因的不足,凸显了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和增进了人们对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认知,从而有利于对历史形成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理解。

  (作者:王晓辉,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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