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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

2020-06-29 08:15:33作者:侯文学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9日 13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

 

  中国文学自发端,就关注到了自然山水,《诗》之比兴,《楚辞》的香草美人,都是诗歌与自然之间的共鸣。但是,诗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将山水、田园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与精神家园,则是在魏晋六朝,以陶渊明和谢灵运为代表。本期的三篇文章,《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追本溯源,以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变化,探讨士大夫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之趣;《魏晋雅集》从文人以文会友的雅集出发,分析了山水诗萌发的社会原因与审美风尚;《陶渊明田园诗的三重境界》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展现了现实人生的生存境界、诗意人生的理想境界和诗歌艺术的审美境界,使得山水田园诗不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表现。(刘冬颖)

 

  山水田园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东晋以后“蔚为大国”。但其走入士大夫文人视野,文人于其中寄托悦乐之情、安居之意,却始于东汉中后期。那么,其中的原因与文学表现又如何呢?

 

  山水田园之所以走入东汉中后期文人的视野,在于彼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士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两者缺一不可。汉初统治者为方便统治,广筑城墙,人居城中。《史记·平准书》明确表示“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视山林川泽为国有。《银雀山汉墓竹书·田法》亦载汉法:“邑之名山林可以为田器及可以为国大器者,县不得之制也。恒山林□□囗者,县得制之。”国家专山泽之利是两汉恒久的制度。西汉武帝以后,虽然贵族生活豪奢之风日盛,但均未见占据山泽的情况。在皇权较为集中稳固的东汉中期以前,所谓的“山水之乐”便不是一般人所能享有。

 

  东汉中期以前,城邑的社会治安管理比较严格,人们的行动在时间上受到很大限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杂律》规定,“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其中的《户律》又规定,“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里门在伏日要锁闭,居民不能到里外去,更不能到城外去田作。京邑的管理尤其严格。《后汉书·郅恽列传》载,光武帝尝出猎,车驾于夜间返回洛阳城,时城门已闭,守城门的官吏敢“拒关不开”,显然是有制度的保障。时人的山水游赏受到极大限制。

 

  这样的情形必然使此期的文人与山水林野的关系较为疏离。文人的关注点主要在通邑大都之内,都邑的繁华奢靡成为重要的文学表现对象,扬雄《蜀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南都赋》都将曼妙的歌舞、精美的饮食、壮丽的宫室、有序的礼制建筑等都邑的代表性事物作为铺排夸饰的主要内容。

 

  这种实际的生活状态与价值取向,必然限制时人对于山水田园之趣的发现。一方面,人们不以山水林野为理想的生存环境。淮南小山《招隐士》就极力渲染山中的幽峻惨厉之状,以为世人生存的困境,劝诱隐于其中的王孙回归世俗。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将愁苦之情与山水之居并举:“何山石之崭岩兮,灵魂屈而偃蹇。” “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对于山野的消极态度显而易见,士人的山水之乐还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与都邑生存状态相适应,在汉代文人的眼中,山水主要是都邑的点缀与财富的来源,时人对于山水,主要还是从取用的目的上着眼,是外部观照的视角。两汉散体赋中的山水描写,就主要表现为对形势产品的铺陈。

 

  上述情形在东汉中后期之交发生了变化。彼时朝政崩坏,制度松弛,士人价值观念也发生转变。有识之士见微知著,于繁华的光影中见到衰败的苗头。主要活动在和、安、顺三朝(这是东汉由盛转衰的阶段)的张衡作为士大夫文人,用作品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他任侍中时有感于宦官专权的昏暗,对朝政的热情减退,并于顺帝阳嘉四年(135)作《思玄赋》(孙文青《张衡年谱》),以神游的方式展开文学性的思考。主人公有感于现实“妒嫮之难并”,乃生“想依韩以流亡”的远游之思,虽然神游天上四方,最终却以“倏眩眃兮反常闾”(《后汉书·张衡列传》),亦即回到“故居”(都邑)作结,这是作家对于朝政还抱有希望的情志书写。永和三年(138)时任河间相的张衡又作《归田赋》,明确表达对于都邑所承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疏离态度。无论是观念还是文辞表现,这篇作品都具有前沿性。作家一方面回顾“游都邑以永久”的宦海生涯,重申“俟河清乎未期”的现实观照,继而表明“追渔父以同嬉”“与世事乎长辞”的疏离京邑之想,并构筑了一幅山水田园图景和描绘了徜徉其中的悦乐之情:“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张衡所构筑的田园图景,并非躬耕自励,而是要射飞鸟、钓游鱼,纵情田猎,逸乐之后,还要弹琴读书,著述养心,这种生活非有雄厚的庄园基础不能实现。此赋产生在东汉中后期之交,表达的仅仅是作家的理想而非现实的选择(次年张衡征拜尚书郎,并去世)。文学史以偶然的方式说明:山水之乐还只是停留在士大夫的精神层面,人与山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结合张衡《南都赋》《二京赋》来看,作为物质层面的山水,主要还是以出产铜、铁、树木、鸟、兽、虫、鱼等实用生活物资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张衡在《归田赋》中提示的理想生活在皇权跌落的汉末逐渐成为士大夫的现实选择。越来越多的士人选择“隐处山泽,不应征辟”(《后汉书·方术列传》)。都邑和其管理方式,也逐渐遭到废弃。从史书记载来看,权臣僭越汉制,据山泽为己有的情况到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史载梁冀“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后汉书·梁冀列传》)。这固然是梁冀的奢僭,但绝非个案。到了汉末,朝廷默许人们散居城外,于是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的情况。士人居于城邑之外乃至山泽,甚至演为一种风尚。

 

  对于士大夫而言,居于城外的山间水域,并非要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而是要广建庄园,做到“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不肯游于帝王之门却又“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的“狂生”仲长统所构筑的理想家园正是这一现实环境的产物:“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列传》)富厚的庄园生活是仲长统理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游息山水、讲论古今、弹琴雅歌、养性全生等生活畅想的基础。这在当时,应该是那些士大夫的普遍追求,也是他们可以落实的选择。有了坐拥山水的物质生活的士大夫们,方能以审美的心情来审视山水田园,心神也畅快无比。这是山水之乐的现实起点。

 

  山水首先是作为个人财富进入士大夫的视域,成为其庄园的重要构成,或者是庄园依托的环境。有此实际生活形态的改变,士大夫才能普遍将情志寄托于山水田园。由汉末士大夫开启的定居村落与郊野的生活,至魏晋蔚然成风。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其文学创作合观,可以说,庄园使士大夫们有了置身山水的物质环境,玄学使他们所面对的山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蕴,使之安于山水,并进一步发现山水之趣,雅集游赏,宴会赋诗,从而留下大量的相关题材作品。

 

  作者:侯文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渊明田园诗的三重境界

作者:侯敏

  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人生态度,也是现实意义上的一种理想生存方式的诗意表现。他的田园诗存在着三重境界:现实人生的生存境界、诗意人生的理想境界和诗歌艺术的审美境界。

 

  陶渊明的田园,是士人离开仕途俸禄,也能安身立命的场所。其实,这个场所并不奇特,古人也早有暗示。《孟子·万章下》:“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此“在野”即与“在朝”“在位”相对,也就是不当官从政之人。这也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大背景相适应。而这种现实的生存环境,在陶渊明田园诗中有着清晰的描绘。

 

  首先,陶渊明田园诗中的居住环境是现实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这是典型的乡村住户的样子,草屋宅院,绿柳映衬桃红,鸡犬之声相闻。其次,诗中的农事活动是实实在在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春种秋收,播豆除草,渴望收成,这些都是田园生活的主要内容。再者,陶渊明诗中的人事往来也是田园乡土人情的真实写照。“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闲时与子侄辈床前嬉戏、登高临远,酒熟与邻曲交相来往,但道桑麻。陶渊明田园诗首先让人感觉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耕田种地,衣食无忧,才是生存的前提。

 

  陶渊明田园诗中呈现了貌似耕耘者的生活状态,但他怎么可能是农夫。他的诗中除了明显的现实人生赖以生存的田园环境外,处处充满了隐喻、意味和象征。当揭开那些象征形象的意义之后,便会体味到另一层理想中的诗意的人生境界。那境界是不会存在于一个农夫的精神世界中的,而且常常是以一个矛盾的对立面来呈现的。

 

  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是一组组诗《归园田居》五首,每一首表达的主要内容都是对世俗的厌弃和对田园自由的向往。陶渊明开创的田园,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园,而是精神的家园,是心灵的憩园。所以,里面有很多现实农事诗和田家诗不必具备的属于象征和意义层面的因素。

 

  比如“归鸟”。鸟是陶渊明田园诗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一个形象,而且与“失群鸟”“笼中鸟”“羁鸟”相对,陶渊明特别热衷塑造的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归鸟形象。除一首专题四言《归鸟》诗外,还有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洌洌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咏贫士》)陶渊明把误落尘网“三十年”的自己比作失群鸟、羁鸟,而那个舒翮高举、翩翩归来的鸟,则是诗人摆脱拘役、追求自由心志和理想的象征。

 

  再如“酒”。陶渊明有《饮酒》组诗二十首,皆借酒抒怀之作。“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壶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饮酒》其九)“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这是与乡邻父老饮。“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饮酒》其十四)“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这是与旧友新朋饮。更多的时候是独酌孤饮:“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饮酒》其八)“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

 

  人说陶诗篇篇有酒,但陶渊明的酒可不是乡野醉汉口中的浊物。正如萧统《陶渊明集》序中所说:“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是其不同凡俗、遗世独立的心迹所寄,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伪我独真。

 

  再如“诗书”。如果说酒还不能绝对地把田园和农园区分开来,那么诗书就可以了。书暗示了陶渊明理想的人生境界,不是属于一个农人的,而是属于一个士人、隐者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同前)的不可能是一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夫。“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其一)“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甚至刻意宣告,与世俗尘杂相比,诗书只是余闲。

 

  还有一个更具隐逸文化意味的形象,就是陶渊明田园诗中那扇常常关闭或半掩的“门”。门本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极普通的物象,但陶渊明却把它意象化了。在陶渊明田园诗中,门的样子是特别的:“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长吟掩柴门,聊为垄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止酒》)柴门、荆扉、衡门、荜门,皆穷巷陋室之门,都在刻意与达官显贵之家的朱门、豪门相区分。门的状态也是别有深意的:昼常闭、掩荆扉。常言道,开门纳客。闭门则是一种拒绝。“野外罕人至,穷巷寡轮鞅。”(《归园田居》其二)“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是对繁文缛节的拒绝,是对凡尘俗务的拒绝。督邮驾临,也得转向回车,无须再“束带见之”,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陶渊明那个时代,没有电,日入后即使秉烛也是昏暗的;没有暖气,冬日是阴冷的;没有砂石水泥,雨后是泥泞的;没有机械帮助,劳作是艰辛的;农人是社会的最底层,人情是冷漠闭塞的。可我们在他的田园诗中,完全看不见这些内容,恰恰相反,陶渊明以画家的手笔,描绘了田园美丽的风光;以文学家的情感,展现了田园淳朴温暖的人情;以哲学家的思想,悟透了人生的真谛。陶渊明田园诗包含的第三层境界,则是具有创作高度、审美追求和哲理深度的艺术境界。

 

  先看田园美丽怡人的风光。“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我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花红柳绿、树绕鸟栖中的草屋,已成为田园的基本模式。“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酬刘柴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辽阔的原野,碧绿的新苗,无不在召唤着漂泊疲惫的心灵。

 

  陶渊明田园诗中是有那么几扇门,向着他来时的地方关闭着,但当田园中人迎来送往的时候,诗人却鸡黍相待,倒裳相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其一)“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这种“倒裳”的热情与“闭门”的拒绝形成强烈对比,其实是作者对田园醇厚质朴的人情美的一种创造,也是诗人对两种不同人生态度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的前提是对人生真谛的领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陶渊明是在田园中找到真谛的,因此,我们在田园诗中时时闻得见回归自然、委运任化、自在快乐的笑声:

 

  欢来苦夕短——《归园田居》其五

 

  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

 

  得欢当作乐——《杂诗》其一

 

  且共欢此饮——《饮酒》其九

 

  秉耒欢时务——《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欢言酌春酒——《读山海经》其一

 

  乐与数晨夕——《移居》其二

 

  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

 

  一个诗人开创了一种文化,一类诗歌创造出多重境界。农园、田园、家园,人生的,理想的,艺术的。难怪苏轼读陶诗,给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赞美。

 

  作者:侯敏(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魏晋雅集

作者:王红娟

  雅集是文人以文会友的集会,诞生于魏晋,文人是主体,文事是主题。魏晋名士们乐好山水,雅集时赋诗叙怀,开启了山水诗撰写之兴,更在观对、描绘、寄情山水的过程中,赋予山水以独特的哲思、美意和情致,为山水诗的兴发奠定了基础。

 

  魏晋士人贱物贵身,将目光从经业转向了文学,为满足其交流之需,雅集逐渐兴起。仅《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西晋名士洛水戏、渡江名士新亭饮宴(《言语》)、王导府上清谈会(《文学》)、桓温三月三诗会(《排调》)等50余次雅集,若将其中频繁的聚会悉数统计,数量就更大了。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随后形成了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其主要活动便是雅集。“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曹丕《与吴质书》),记述的正是邺下雅集的频繁与热闹。魏正始年间(240—249)七贤的“竹林之游”,同样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谯郡嵇康……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资治通鉴·魏纪》)他们集于竹林,纵酒放歌,谈玄锻铁,常以比兴、象征、神话等创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西晋最著名的雅集要属石崇的“金谷会”。元康六年(296),石崇为同僚饯行,与众文人昼夜游宴,席间三十人赋诗,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作《金谷诗序》,后附诸诗,成为文学经典。东晋永和九年(353)上巳节,会稽内史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集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行禊礼濯污除祟,又曲水流觞,一觞一咏,各抒怀抱。赋诗者26人,其中11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余人只作一首,37篇悉存。王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晋书》本传),是为千古行书经典《兰亭集序》。

 

  雅集中既有三两好友的随聚随散,也有数十人择日择地的精心安排,从谈玄论道、赋诗属文,到宴游赏乐、逞技游戏,形式丰富多样。席间文人多好即兴创作,点评切磋,促成了文学的自觉与发展。特别是其中的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还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山水描写,对山水诗的兴发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之一便是促成了山水诗撰写之兴,前因则是“情缘”注定下的山水雅集之盛:“缘”是田庄的便利,这是魏晋主要的经济形态,许多名士都置产田庄,比如王戎的田园遍及诸州,潘岳的田庄时有鬻蔬、酤酪、渔钓的产出。他们的田庄“往往包山带湖,建塘修堰;其间亭台楼阁,样样俱全”(高敏《中国经济通史》),这为山水雅集带来了方便。而比方便更重要的则是喜好山水之“情”:阮籍“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孙绰“游放山水,十有余年”;王羲之更曾直叹“我卒当以乐死”(各见《晋书》本传)。他们发现了山水之道,使自然有了“广大的客观世界”的新义(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发现了山水之美,使其成了赏心悦目之所在。从此,山水与雅集交汇,曹丕《铜雀园诗》《孟津诗》《于玄武陂作诗》的铜雀园、孟津、玄武池都是畅游的佳处;七贤的竹林总在他们的故事里绿竹猗猗;山涧里的金谷园值得众人乐游不倦;风景尤盛的兰亭诗意绵绵。著名的雅集无不与山水为伴,乃至谢安用“可与林泽游”来誉人(《世说·赏誉》),映见的都是此风之盛。

 

  登高而赋,临水而歌,繁盛的山水雅集自然也让山水涌进了诗篇。曹植七句的《公宴诗》里三句写景;写遍了珍木川渠的刘祯仍觉得“歌之安能详”(《公宴诗》);七贤少有的诗作里仍可见嵇康对百卉林木的描绘(《酒会诗》);潘岳的《金谷集作诗》移步易景,琳琅满目;兰亭诸篇更是处处见景,风光无限。这些虽与成熟的山水诗尚有距离,却已迸发出勃勃的创作生机,并为山水诗的题材拓展、表现完善、流派创建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魏晋雅集对于山水诗兴发的另一影响,即观对视角的丰富与山水异色的赋予:

 

  以玄心观对山水,援哲思入诗。名士孙绰赞誉虞亮“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即能以尘外之心体悟山水中的玄远之道。王羲之《兰亭诗》曰:“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眼中所见无不是造化之功与齐物之道;孙绰的“微言剖纤毫”,谢安的“万物混一理”,在意的同样是道。这些玄言诗里的山水是玄色的,也影响了后来的山水诗。陶渊明的南山亦真亦幻,境与意会;行到水穷处的王维坐看云起,任情自然(《终南别业》)。溯其源流,这些意境理趣上的玄意便是魏晋人留下的。

 

  寓目山水之美,发现山水中的诗情。魏晋人善于发现并描绘自然之美,孙绰讥诮卫永不能作文的理由是“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赏誉》);谢家内集上谢安忽问“白雪纷纷何所似”,谢朗答曰“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言语》)。以此眼光观对山水,刻画其美,笔下山水自然也美。曹植的“秋兰被长板,朱华冒绿池”楚楚动人(《公宴诗》);金谷园的池柳泉波在潘岳笔下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建安时代盛行美对,虽因玄风兴起而一度消歇,但终随着庄老告退,成为山水方滋时期的主流创作趋势,奠定了山水诗唯美的风格。

 

  寄情山水,人与自然精神共鸣。“高会构欢娱”(《孟津诗》),“遨游快心意”(《芙蓉池作诗》),这是曹丕雅集的初衷;孙绰赴约兰亭,想的也是借山水“化其郁结”(《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对山水的喜好常见于雅集的诗文,最是直率,而在是否需借丝竹来为山水之乐助力的对比中,更可见名士们喜好的递增。石崇特意安排乐车载着琴瑟,随客屡迁,时时助兴;王羲之反觉得“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兰亭集序》);及至昭明太子,只咏了一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就足以让游园时谏言“宜奏女乐”的宾客惭愧而止(《梁书》本传)。“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山水喜好的增长与山水诗兴发同步,它也正是后者滋生隽永的不竭动力。

 

  作者:王红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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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东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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