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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发展70年:时代流、主导议题与趋势

2020-04-09 09:47:00作者:褚松燕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2019年第3期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作者简介:褚松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与中国的伟大政治实践紧密相连,7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经历了从相对隔绝走向学习借鉴基础上的本土化探索、从革命政治研究走向常态建设政治研究、从宣教话语表达走向专业话语表达的时代流,聚焦于中国政治体制架构及其运行阐释、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政治过程解读三大主导议题形成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创造性理论分析框架。从趋势上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学知识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围绕“国家治理”形成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生产体系,重视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拓展。
 
  关 键 词:中国政治学/时代流/主导议题/知识和理论生产
 
  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是与国家发展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我国所处的时代洪流不可分割的。今天我们所研究的诸多问题,也都能从之前的40年、70年、100年、200年前甚至更久之前找到源头,也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问题的源头甚或答案。因此,今天我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学发展的70年,可以从时代流、议题变化和趋势三个方面来观察。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70年的时代流
 
  政治学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实践联系密切,70年的发展大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
 
  (一)从相对隔绝走向学习借鉴基础上的本土化探索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上溯到清末民初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国际格局、意识形态和建国任务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在内部立足苏联模式,结合本国实际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建设,形成了计划经济基础上国家统包一切的政治体系,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一边倒”策略,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隔绝。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被当作“伪科学”而被马列主义理论所替代,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①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②之后,政治学学科逐渐得以恢复,高校从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陆续建立了政治学系,政治学研究的相对隔绝局面被打破。与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同步,政治学研究开始进入海绵吸水般的学习借鉴阶段,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民主理论等大量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译介进来,我国政治学界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不仅促进了政治学学科的恢复,而且也使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等相关学科迅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在政治运行过程和制度建设中,公民权利保护、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改革、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国外经验也为我国的改革探索提供了学习借鉴的依据。而现实探索和理论引介的交织不仅掀起了国内外政治学学者直接运用西方现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的热潮,而且使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现有理论套用到中国现实有削足适履之疑。
 
  从20世纪末开始,诸多解释西方现实较为有效的西方政治理论在分析中国政治现实时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中国政治学者在迷惘于西方既有理论和落后于国内政治实践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本土化理论和经验的提炼探索。有学者尝试提出一定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政治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阐释,如李景鹏先生将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界定为“双重双轨制”③,荣敬本领导的课题组提出描述和分析中国政府过程的“压力型体制”④,俞可平将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政治的整体发展状况解释为“增量民主”⑤,景跃进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总结为“党政体制”⑥,笔者也试图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解释为“权能主义”⑦,等等。还有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尝试提出用于理解和解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如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⑧将利益分析作为解释政治现实的出发点和归宿,高奇琦团队运用“基础、价值、可持续”三个一级指标构建国家治理指数⑨,并从2015年开始发布《国家治理指数报告》,等等。
 
  (二)从革命政治研究走向常态建设政治研究
 
  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深受政治实践的影响,而政治实践往往有其惯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首要问题就是从夺取政权转向巩固和发展国家政权,也即政权建设,从政治体制上建立起迥异于漫长王朝统治所形成的权威—服从关系的政治架构,这也是从以冲突、斗争为常态的革命政治转向合作、发展为常态的建设政治的要求。应当说,1954年宪法的确立标志着建设政治逻辑的开始,但其后“文革”对政治斗争性的强调使革命政治回卷,使建设政治逻辑发生了偏离,一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我们才又回归常态建设政治逻辑。
 
  在这个过程中,不乏有学者如顾准对革命之后政治建设的思考,特别是对西欧经验的反思⑩;还有对中国自身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研究成果的再呈现,如1948年问世、1980年再版的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作为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常态政治的深描,刻画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1945年问世、1998年之后又再版的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根据政治学观点,参酌历史学方法,充分运用原始资料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期研究。这些研究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学在常态政治建设逻辑之下开展本土化理论和现实分析提供了本土资源。改革开放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常态政治逻辑相呼应:一方面,研究由点到面逐渐拓展,从利益政治到权力政治、权利政治、认同政治的叙事日益丰富,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研究形成呼应,形成了同一平台上中国政治学界与世界政治学界对话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群团组织等政治创造经过70年实践所形成的中国政治个性,也随着国力增强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在日益丰富的基础上正在形成更多的理论阐释,这不仅呼应着实践中的“四个自信”,而且开始形成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定位、定序研究的冲击,并进而激发国内外学界关于“现代化”及其相关话语和思维的再思考。
 
  (三)从宣教话语表达走向专业话语表达
 
  作为一门与政治现实联系紧密的学科,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描述现象,更需要在描述中发现规律、逻辑和本质。7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话语表达也经历了从“政治挂帅”“突出政治”(11)“讲政治”等宣教话语逐渐转向政治建设、政治秩序、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专业话语,对相关政治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对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严谨,规范研究、经验研究、质性研究、量化研究等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呈现出政治学的专业化、科学化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宣教上动辄强调“政治”而在政治实践中缺少政治学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坚实学理、专业化支撑的弊端。这固然说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目前还滞后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政治学建设所付出的努力初见成效。一方面,政治学研究逐渐从文件的注释、宣传走向更为专业化的表达,更加便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化和走向世界范围的更广传播交流;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政治学研究也开始积蓄力量,正在通过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全面深度挖掘来形成和创造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正如20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转移所带来的理论创新一样,中国70年来政治—社会的宏大转型和发展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大事件和世界的大事件,给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去迎接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迁。
 
  二、中国政治学的主导议题
 
  毫无疑问,70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处于压倒性的“现代化”语境当中:一方面,现代化理论从产生至今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线性发展观到修正后的道路多元观的变迁(12);另一方面,中国的实践也的确以其有效统合而又同时受到制约的执政权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为先战略取得的成功提供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另一个可选路径。与这种发展相适应,7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主导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政治体制架构及其运行阐释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描述,西方学界提出了诸如“威权主义”“全能主义”“极权主义”等概念,其中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和权力结构认知。我国政治学界在学习借鉴中难免受到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影响,尤其在用英文发表文章的时候如果不用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国政治现实,则难以得到英文世界学者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使想发表英文文章的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这些概念。于是,中国政治学者在阐释中国政治体制架构及其运行的时候,往往需要以西方同行所提出的概念为参照系。
 
  但随着国际视野的开阔、本土实践和理论本土化的自觉的影响,中国政治学者不仅开始思考西方政治概念和政治理论应用于中国场境时的适用性,而且开始立足本土实践思考和总结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党政关系、人民代表大会运行、基层民主发展、中央地方关系等领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理论抽象交织进行、相互促进,我国政治学界逐渐聚焦于解释我国政治体制及其运行特点。如李景鹏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最突出、最有决定意义的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因此,研究和分析党的领导权力的运行机制就成为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首要关键。”(13)据此,他提出了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双轨制,即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运行轨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权力运行轨道。此后,杨光斌教授等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14),认为中国更属于政党作为“组织国家的组织者”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景跃进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常量,是描述中国政治的关键词,是将政党组织逻辑和政府组织逻辑整合在一起而生成的新的逻辑,建构了以中国共产党自身为核心和中轴的国家政权结构,他将之称为“党政体制”。(15)这些理论提炼都是基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架构及其运行的观察和深入思考提出的。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次机构改革,也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都是党通过调整政治结构、行政结构以转变政府职能,继而带动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场域分离,实现政治组织和政治功能的优化,并为党对全社会的全面渗透提供了新的场域组合形式。无论如何改革,中国共产党从未远离,而是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探索中得到了重申和再发现。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架构及其运行的实践以及更为丰富的阐释,也将对世界范围内政体研究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直接涉及权力来源、权力目的和相应的资源分配等议题。中国学界的大体共识是从与“全能主义”(16)相适应的国家吸纳社会经由改革开放逐渐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场域的分离,但对于国家与社会场域分离之后的关系的现实和走向,学者并未达成共识。21世纪初,萧功秦教授和李强教授即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处于重建社会后非政治领域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时期,需要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17);此后,有学者从社会组织化角度来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提出相应的解释框架,如章高荣教授以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和“一业一会”为切入点,分析了自2004年以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慈善法》立法以及三大条例修订等政策变迁及其实践,认为仍有全能主义国家介入方式的存在,并将这种情况用“类全能主义”予以概括(18)。
 
  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个视角是分析公民权利的发展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21世纪之后,我国法律层面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护日益加强,政治学研究日益接纳个体权利视角,逐渐形成权力和权利两个视角。如笔者构建了公民资格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变迁特点,系统提出了通过保护公民各项权利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思路(19);任剑涛认为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在现代政治观念建构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建设位置(20)。权利视角的分析尽管通过市场和社会的再发现勾连到国家的再发现,将权利视角编入既有的权力视角,但仅是对既有西方理论的补充和修正,并未能提出一个对中国权利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系统理论阐释。
 
  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第三个视角是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等角度描述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强弱,认为我国需要从“强国家(政府)弱社会”走向“强国家(政府)强社会”的发展前景,并提出相应的路径。如朱健刚对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作出描述(21);杨立华在理清政府、社会和国家基本概念及政府和社会大小强弱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目标是最终建立强政府与强社会组成的强国家,重点是加快强社会建设(22)。但是,这个视角更多的是描述性分析,也是对既有西方理论如米格代尔观点的补充,尚未形成深入阐释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配合的理论架构。
 
  (三)政治过程解读
 
  中国的政治过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黑箱”。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对中国政治过程的研究在引介国外“政府过程”学说(23)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和经验比较的深入考察,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政治过程的若干理论解读。如荣敬本、杨雪冬等通过对地方政治运行的深入分析,将赶超型现代化以及正在完善的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以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的现实,命名为“压力型体制”(24)。经济学家周黎安将中国地方官员治理行为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解读为“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25),也给了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启发,并迅速用这种模式来分析政府治理和官员激励机制等。王绍光、樊鹏通过深入分析中国新医改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描述为基于“开门”型参与和“磨合”型互动两大基础上的“共识性决策”(26)。杨宏山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整合治理模式”(27),即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还有学者以近年来出现的“互联网+”新型业态为例,认为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正在从“内输入模式”转变为更加开放的“内外联动模式”(28)。这些研究涵盖决策、治理、政府运行等方方面面,也各有侧重,为解释我国的政治过程中的各个部分提供了各具说服力的解读,从总体上来说,更多的是从经验出发对既有行为和过程的总结,还缺乏对中国政治过程某种总体性的理论阐释,但这些努力已经为日后更为宏观的政治过程总体性理论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三、发展趋势展望
 
  回顾7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目的是在既有的基础上传承向前,也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并期未来在追赶上实践的脚步之后,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受到国内政治实践现实和本土政治思想传承的深刻影响,也因中国已经深深地嵌入全球化当中而不可避免地被国外政治实践、政治思想所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类历史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政治学发展得如何,不仅决定着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也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政治实践的走向。
 
  (一)进一步增强政治学知识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70年来,中国政治学在经历曲折之后不断成长,努力回应着国家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知识传承、国际对话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门历久弥新的古老学科,政治学也在学科化、科学化的过程中不断分离聚合出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相近学科,自身也不断面临着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政治学深受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量化研究的比重日益增加,正在成为衡量政治学“科学化”的一个标准,这也恰恰说明政治学研究中方法论的重要性和欠缺。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还很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政治学知识化的水平还有待提升——传统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和政治科学所追求的事实提炼,还需要我们加快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更新速度与程度,形成知识更新及时的特点;在消化吸收国际范围内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多学科视角,消化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聚焦形成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同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打牢中国政治学专业化的基础,形成中国政治学学科共同体,增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围绕“国家治理”形成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生产体系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阶段”发展目标要求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国家治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热点和重点研究领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国家治理”,扎根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来创造性地进行政治学知识的生产,并创新性地将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理论解释,继而在更高水平上提炼出可用于进行跨国研究、世界范围内普遍研究的概念、理论体系。当然,政治学知识和理论的生产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可能有捷径可循,更不可能在不继承世界范围内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空中楼阁般的“创新”。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放眼和追踪世界范围内政治学的前沿问题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聚焦深挖政治实践现实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我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挖掘,到我国的悠久历史当中去追寻我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的源流,由此形成国际视野中的本土化政治学知识和理论生产体系。
 
  (三)重视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拓展
 
  70年来,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学习借鉴了大量世界范围内的概念和理论,但政治学概念和理论更多地来源于政治现实,并根据政治现实而不断丰富其内涵,尤其是需要结合我国的政治实践现实来进行鉴别、丰富和修正。目前,随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拉锯,以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各主要国家呈现出政治收缩趋势,同时,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带动的科技发展正呈现出颠覆性创新的可能。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29)。在人类历史上,科技变革往往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继而带来政治体系的变革。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拉平社会的组织结构,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利益表达,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学家的关注。如约翰·基恩就提出,“一人多利益多音多票多代表”的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将取代“一人一票一代表”的代议制民主。(30)随着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政治学发展不仅需要去追踪世界范围内一些基础理论的拓展变化,而且需要立足我国政治实践,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和理论提炼;对政治学的基础概念,如“政治”“权力”等进行再认识和再分析,继续廓清如“利益”“认同”“国家治理”等相关政治学基本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西方学界重新发现国家的潮流,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国家”从未离开,政党建设、国家建构、治理能力、国家机构的专业化职业化等领域都需要政治学贡献相应的智慧,政治过程的日益开放以及公众制度化参与的有序扩大等也需要政治学从理论到方法上予以支撑。因此,相关理论的拓展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并逐渐增强理论的创新性和解释力。
 
  注释:
 
  ①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③李景鹏:《权力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4期。
 
  ⑤俞可平:《增量民主:“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
 
  ⑥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⑦褚松燕:《从全能主义到权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⑧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⑨高奇琦:《国家治理的指数化评估及其新指标体系的构建》,《探索》2016年第6期。
 
  ⑩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12)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How Development Leads to Democracy: What We Know About Modernization,” Foreign Aff 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2009), pp33-48.
 
  (13)李景鹏:《权力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14)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5)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导论”。
 
  (16)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18)章高荣:《类全能主义: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整体性理解》,《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6期。
 
  (19)褚松燕:《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发展与有序参与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
 
  (20)任剑涛:《权利政治的兴起》,《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2期。
 
  (21)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22)杨立华:《建设强政府与强社会组成的强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目标》,《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23)朱光磊:《政府过程的学说与方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问题》,《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24)《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4期;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6)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7)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新视野》2015年第3期。
 
  (28)杨腾飞:《论中国政治过程的内外联动模式——基于网约车新政的分析》,《电子政务》2017年第6期。
 
  (2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30)John Kea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p. 691.
 
作者简介
姓名:褚松燕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关键字: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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