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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突发事件防控与治理的十大政策建议

2020-02-28 09:26:32作者:祁志伟 胡世文来源: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规模性爆发以来,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正在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国家、民族和社会迎来了大考之年。面对此次严重的公共突发事件,由于时间紧迫、形势严峻,治理过程中亦暴露出诸多不足和短板,从而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应急管理体系、资源动员能力与舆论处理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如何从这次疫情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并找回我国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则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议题。为此,笔者主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拟提出疫情防控与治理的十大政策建议,以期与学者共同商榷和探讨。

    (1)全面提升疾控部门大数据治理能力。针对此次疫情治理过程中各平台推出的“疫情地图查询”软件所暴露出的数据不全短板,要系统厘析哪些省尚未将疾控部门的数据进行系统录入,查明原因,调查清楚症结所在。根据已有的27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数据定位地图,建议以国家疾控部门为牵头部门,指导并督促尚未实现疫情数据定位查询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疫情数据系统。尤其要构建省、市、县、乡四级疾控部门层层管理的组织结构,并严格遵循“疫情数据一律入库”原则,保障地方疫情数据能够及时传递至国家疾控中心平台,实现疫情地图数据查询无死角的目标。

    (2)逐步建立街道(乡镇)、社区(村)社会心理服务站(中心)。社会心理服务站的建立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内容。鉴于此次疫情防控与治理过程中网络谣言与疫情确诊数等现象引发的一系列民众焦虑和社会恐慌现象,仅以高校开展的在线心理咨询模式很难奏效,毕竟很多人在面对公共突发事件时,更多需要从生活环境中寻找“安全感”。因此,针对当前我国(街道和社区)与农村(乡镇和村庄)普遍缺乏社会心理服务站(中心)的现实问题,建议根据我国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与社会治理需要建立符合当地情境、适应本土环境的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站(中心),培育专业的社工队伍、心理咨询师或稳定的志愿者队伍等。

    (3)统筹部署“一体多用”的公共空间资源建设。尽管公共突发事件的类型各有差异,但绝大多数公共突发事件对公共空间资源的需求还是一种常态化现象。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对公共空间资源的亟需情况来看,火神山、雷神山与方舱医院的紧急建设弥补了原有公共空间资源短缺的窘境,成为一时的应急之策。而以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可持续目标与动态社会治理的特征来看,要汲取此次疫情事件的深刻教训,从国家政策设计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部署“一体多用”的公共资源建设。未来公共空间资源建设中,尤其是大型公共性空间设计中则要全面考虑其功能性和应用性,把立体化思维引进来,同时,要合理布置水路、电路、卫生系统、通风设备以及便利化设施等。

    (4)适时更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自SARS事件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两部规范性文件。尽管两部文件先后于2004-2007年、2010年、2011年间从职能和队伍建设方面补充和完善了相关性体系内容,但仍然缺乏根本性、系统性和关联性的可持续修订。因此,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应有的预案功能,也是对其他领域应急体系的强烈警醒。参鉴全球发达国家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模式来看,我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含公共卫生)应急预案要对社会风险性、脆弱性等特征进行评估,并且有效容纳进去,实现每年至少1-2次更新,而且更新内容必须符合实际,经得起专家评估与实践检验。

    (5)探索“党、政、军、企、警、民”的联防联控治理机制。公共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其影响力和延续性不可低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治理的事实表明,党和国家已先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以党中央国务院全力指挥为核心的央地政府分工明确,军队、企业、警察与社会民众协同治理的模式,尽管现在看来尚不成熟,但已经显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鉴于此,研究建议将此次武汉疫情治理中的这类方式,进一步制度化或体系化,从政策设计层面探索出“党、政、军、企、警、民”联防联控的治理机制,形成一种应对未来社会突发事件的常态化机制。

    (6)强化对谣言信息的管控处理。谣言信息对于公共突发事件具有诸多负面影响,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产生次生危机,引发社会恐慌、焦虑,甚至社会秩序混乱等。因此,一是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党对新闻媒体的严格管理,提升官方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确保信息内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二是加大对自媒体平台的监管,既要严把申请入口,又要加强内容审查,严查无根据来源的信息内容;三是以官方名义开发可供查询真伪的信息辟谣软件和网站。

    (7)弘扬和塑造新时代的公共精神。以此次武汉新冠肺炎为例,先后涌现出诸多主动请缨的“勇士”,从院士、党员干部、医护人员、教师、司机、快递小哥到普通民众等,这些群体在历次公共突发事件中都能起到“提神振气”的作用,是战胜艰难险阻的定心丸与主心骨,也是新时代的楷模与标杆。但此次事件中,也有临阵逃脱、不敢担当、逃避自我的不良现象。鉴于此,建议在疫情突发事件结束以后,党和政府要突出对这类优秀群体的奖励,一方面,向全社会弘扬和塑造一种“主动作为”的共荣精神,发挥传帮带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更多的社会群体向这些“勇士”学习,发挥甘于奉献、积极有为的时代品质,这也是未来社会治理最有效的软实力。

    (8)时刻践行“以人为本”的防控理念。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采取了封城、封路、封小区、封楼等各类手段,从形式上来看,这也是防控疫情的应急之策,但防控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擅自挖路和堵路、从住所出来却难以返回、乡村中用大喇叭粗暴喊话、打麻将者被打以及被感染小区受歧视等种种乱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管理者并未真正领会中央政府的政策精神,简单采取“一刀切”的管控方式,这也突出反映了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中仍然缺乏“以人为本”与“依法治理”的理念。因此,建议在疫情防控与应对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采取权变治理方案,引导群众全民参与,树立以居民和村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变刚性治理为刚柔并济治理方式,遵循依法治理的原则,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和矛盾。

    (9)构建地方领导干部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反思学习机制。针对此次疫情防控与应对过程中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领导层出现的种种失误行为,建议以此汲取惨痛教训,总结深刻经验,构建地方领导干部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反思学习机制。一是要从全国层面构建地方领导干部政策知识的学习智库,形成制度性或机制性的管理报告模式,重在提升地方干部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类能力;二是全国地方领导干部要以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领导层在决策和执行方面的不利表现为警示,自觉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着力补足现有的短板;三是将此次疫情中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梳理出来,以文本的形式进行反思性学习,查找问题出现的实质,并将这些问题有效地转化为地方应急管理预案的行动注意要点,逐渐将这一行为常态化和系统化。

    (10)建立对口帮扶与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机制。公共突发事件治理通常以“发生源”作为核心目标,此次疫情中形成了16个省(市)“一对一”帮扶湖北的有效模式,基于此经验,建议要进一步总结或探索公共突发事件治理中省际之间“一对一”帮扶的优势做法、典型经验和治理规律,从应急管理体系层面形成一套常态化动员机制。同时,根据此次疫情发生的重点区域、一般区域与非重点区域,各级地方政府要采取分区分级、因地制宜的精准防控机制,尤其对于非重点区域,尽量减少“一刀切”的模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启动也要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等级划分进行,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资源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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