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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史记》文本研究

2019-08-05 09:36:10作者:刘冬颖等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5日 13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
  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的重视。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强调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考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期的三篇文章,或宏观或微观,都是运用“二重证据法”,从文本入手,以期对早期文献和文史研究有一定启发意义:赵生群的文章揭示了出土文献对校勘、补充和考证《史记》的价值与作用;王洪军的文章则以新材料重新审视了《史记》中“指鹿为马”的本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杨栋的论文主要谈的是通过《淮南子》和相关简帛文献的文本对读来探讨早期文献的文本生成及学术传承问题。

  当然,出土材料也需要甄别,要正确合理地运用它们,使之与传世文献形成良好互动,以推动中国古典学的相关研究。(刘冬颖)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史记》文本研究
作者:赵生群 

 
  《史记》记五帝三王秦汉之事,延绵两千多年。作者称春秋以前为“上古”,战国至秦,为“近古”。春秋之世,已在司马迁出生数百年前,殷、夏、五帝之事,更在一二千年之前,且相关文献传世极少,出土文献对考证、补充、校勘《史记》,都非常重要。当然,对出土文献也不能一概盲从。

  学术界曾对夏、殷、周的历史产生过怀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之风盛行,有人认为东周以上的历史都不可信,胡适提出“先把古代史缩短二三千年”(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甲骨文、金文的大量出现,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的可靠性。罗振玉利用甲骨文的资料,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撰《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据《山海经》《竹书纪年》,将王亥定为殷之先公,并认为王亥与《世本》之“胲”、《帝系》之“核”、《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氷”、《殷本纪》《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为同一人。此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作《王亥》《续王亥》,并据此强调了卜辞对研究古史的重要性。王国维又先后在卜辞中发现“王恒”等名,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以传世文献与甲骨卜辞细加比勘,整理出殷代先公先王的清晰世系,并且对《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载商先王君数、世数细加按核,认为《殷本纪》所载商三十帝(除大丁为三十帝),共十七世,最为接近史实。《殷本纪》载汤为主癸子(《卜辞》同。以下括注省去“卜辞”及书名号)、太丁为汤子(“大丁”同)、太甲为太丁子(大丁子,同)、太庚为沃丁弟(大甲子,合)、太戊为雍己弟(大戊,大庚子,合)、中丁为太戊子(大戊同)、祖乙为河亶甲子(中丁子,异)、祖辛为祖乙子(同)、祖丁为祖辛子(同)、阳甲为祖丁子(同)、盘庚为阳甲弟(同)、小辛为盘庚弟(同)、小乙为小辛弟(同)、武丁为小乙子(同)、祖庚为武丁子(同)、祖甲为祖庚弟(同)、庚丁为廩辛弟(祖甲子,合)、武乙为庚丁子(同)。《殷本纪》以祖乙为河亶甲子,而据《卜辞》,河亶甲当为中丁(河亶甲兄)子,王国维云:“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续考》,载《观堂集林》卷九)《殷本纪》云“《仲丁》书阙不具”,司马贞《索隐》:“盖太史公知旧有《仲丁》书,今已遗阙不具也。”《殷本纪》记载商先王及相关史实,与《卜辞》基本吻合,唯祖乙与河亶甲、中丁之关系有异,或是因“《仲丁》书阙不具”之故。而《殷本纪》载外丙、中壬、沃丁、小甲、雍己、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廩辛、太丁、帝乙、帝辛十余帝,均不见于《卜辞》,则证明《本纪》载殷代世系,当本于较《卜辞》更为系统之资料。

  无独有偶。2013年1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有《逨盘》,此盘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考(孝)王、夷王、剌(厉)王、宣王十二位周王的相关事实,结合其他出土文献,完全证实了《周本纪》有关年代世系的记载。

  甲骨文和《逨盘》等出土文献(文物),可以确证《史记》关于殷代和西周历史的记载是有可靠依据的。《夏本纪》和各世家的资料,也与此相类似。陈直说:“(《殷本纪》)合于殷虚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又说“《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皆与传世铜器铭文相符合”,“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即无从参考”(《史记新证·自序》)。

  出土文献可以补充史文,有裨考证。《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礼乐志》也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前人多以为至武帝始立乐府。据《史记·乐书》,则汉初即有乐府。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错金甬钟一枚,钟柄有秦篆“乐府”二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乐府为少府属官,秦官,有三丞。《史记·乐书》说:“(高祖作《三侯之章》)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隶旧而已。”《汉书·礼乐志》云:“《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秦代甬钟的发现,为秦有“乐府”之铁证。汉承秦制,高、惠、文、景各朝从未中断,并非武帝时始立。

  《楚世家》以“穴熊”“鬻熊”为二人。包山简和葛陵简,列楚之祖先,老童、祝融之后或为“媸酓(鬻熊)”,或为“穴酓(熊)”,学者以为当是一人。清华简《楚居》云:“穴畲迟徙于京宗,爰得妣……乃妻之,生侸叔、丽季。”李学勤说:“穴熊之下就是丽季,即《帝系》等的熊丽,证实了穴熊即鬻熊之说。”(《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魏世家》:“(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廪丘’,又作‘邢丘’。”梁玉绳认为《秦本纪》《范雎蔡泽列传》作“邢丘”同误,《六国年表》作“廪丘”尤误。洪颐煊认为当作“邢丘”。睡虎地秦简《编年纪》云“卌一年,攻邢丘”,则当以“邢丘”为是,“郪丘”“廪丘”皆误。

  《史记》流传至今,已历两千余年,鲁鱼豕亥之误,在所难免。出土文献有助于校勘史文。

  《秦本纪》:“是为宁公。”梁玉绳以为“宁公”当作“宪公”。《秦始皇本纪》《索隐》:“《本纪》宪公徙居平阳,葬西山。”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土秦公钟、秦公镈皆作“宪公”(《殷周金文集成》),知“宁公”为“宪公”之误。下文“宁公二年”“宁公生十岁立”及《正义》引《括地志》“宁公卒”皆当作“宪公”。

  《秦始皇本纪》云“丞相隗林、王绾”。《颜氏家训·书证》云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处,其一曰“乃诏丞相状、绾”,“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丬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江苏省东海县出土秦铜量、甘肃省镇原县出土秦铜板诏皆云“乃诏丞相状、绾”。《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秦始皇禁湘山”诏云“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又云“臣状、臣绾请”,知《史记》“林”为“状”之误。

  《惠景间侯者年表》“侯利仓元年”,《汉书》作“轪侯朱仓”。梁玉绳曰:“《汉表》作‘黎朱苍’,则此缺‘朱’字。盖侯姓黎,名朱苍也。”今本《汉书》作黎朱仓。陈直据长沙马王堆二号墓“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利仓”等三印,论定《史记》“利仓”姓名正确(《史记新证》)。《通志·氏族三》:“来氏,本作郲……《汉功臣表》轪侯来苍。”王叔岷认为“今本《汉表》作‘黎朱苍’,朱当是来之形误,盖一本作黎苍,一本作‘来苍’,传写因并窜入黎、来二字”(《史记斠证》卷十九)。

  《货殖列传》云“醯酱千”,裘锡圭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马酱一坑”“鲂一坑”“鰸一坑”“豉一坑”的记载,认为坑为器名,应读为“瓶”,“”为“坑()”之误字(《裘锡圭学术文集》)。

  出土文献因其保持了原始面貌,历来受到人们重视。但是,这并不代表出土文献一定优于传世文献。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曾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帛书共27章,其中有16章《史记》和《战国策》未载。根据帛书,苏秦、张仪二人是张在苏前,与传世文献正好相反。唐兰、马雍、杨宽诸先生分别发表文章,肯定帛书的记载,认为《苏秦列传》所载,“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其实,真正有误的不是《史记》,也不是《战国策》,而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刘向都认定苏秦在前、张仪在后。司马迁作出判断的依据,有《秦记》、诸侯史记、各种纵横家资料,许多都有时间顺序甚至编年;刘向校《战国策》时,苏秦、张仪二人著作俱在。而帛书中被认为是苏秦的资料,主名并不可信,而无主名的资料,多与苏秦无关。这些材料被误认为与苏秦有关,也有特殊的原因:苏秦之后,苏代、苏厉继起,他们兄弟三人都主张合纵;其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而对于燕齐两国的态度,三人都更倾向于为燕谋齐。他们谋划的出发点高度相似,加上帛书多无主名,所以极其容易混淆。《史记》《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资料。《苏秦列传》赞语说:“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由此可见,司马迁见到的类似资料是很多的,他写这篇传记,也是要为苏秦辩诬。与帛书相似的资料,正是司马迁经过考辨认为不可信的部分。帛书的出土,不仅不足以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反倒又一次证明了作者的判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出土文献亦须甄别鉴定。

  (作者:赵生群,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出土简帛与《淮南子》新研
作者:杨栋


  《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折中周秦诸子,集汉前思想之大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现,掀起了一股以出土文献对读校理古代典籍的热潮,成果纷出,新意屡现。但就《淮南子》而言,虽然前有老一辈学者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淮南子》、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等间或利用甲骨、金文、简牍等出土材料校读《淮南子》,多发新论,信而有征;后有张双棣《淮南子校释》、萧旭《淮南子校补》等亦注意使用新出土简帛材料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但整体看来,专注于利用出土简帛研究《淮南子》的学者比较少,所得成果仍稍显不足。

  简帛本《淮南子》尚未发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学界以出土文献考察《淮南子》的热情,但《淮南子》的“类书”性质和杂采众书的成书方式,使其与诸多简帛文献都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淮南子》有多处征引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的痕迹;《原道训》《天文训》就宇宙起源问题的讨论与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颇为相似;《缪称训》与郭店简《性自命出》论情文理相合;《览冥训》论御马一段文字当是采自银雀山汉简《唐勒》篇;《兵略训》与银雀山汉简“兵法丛残”十五篇亦有关涉。因此,辑录《淮南子》与出土简帛相合内容,进行文本对读,十分必要。一方面可以利用出土简帛校正《淮南子》,促进《淮南子》的文本校勘,加深《淮南子》的思想解读,并重新认识相关古籍的成书、真伪、定型、文本等问题;另一方面,以《淮南子》为支点,有助于进行释字、补正阙文、疏通文义等方面的简帛文本整理,亦有助于出土简帛的学派属性、思想来源及学术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因此,运用出土简帛从事《淮南子》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学术意义,需要进一步展开。

  其一,利用出土简帛中的相关材料可以深入讨论《淮南子》文本的生成及流变,特别是其中“公共素材”的时代、来源与流传问题。《淮南子》采录了大量前代典籍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寓言、警句及民间谚语等“公共素材”,这些公共素材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的重要材料,《淮南子》将其吸收进来,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其文学意蕴,加深了《淮南子》文本的文化元素。对这些公共素材的来源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文本角度考察《淮南子》的成书。出土简帛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型公共素材,如上博简《容成氏》、郭店简《唐虞之道》讲述的上古帝王的传说故事,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记载的大量春秋战国历史故事等。这些故事又同时互见于《淮南子》和其他史传、诸子文献,不仅数量多,而且文本结构互有差异,故事情节有详有略。此类故事的综合探讨可以回溯《淮南子》的文本生成及文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从新的视角观照其他诸子文本的形成与流变。还有一类是说理型公共素材,如郭店简《语丛》、上博简《用曰》、马王堆帛书《称》、银雀山汉简《要言》皆是将格言、警句、谚语汇集成篇。《淮南子》中的《说山》《说林》两篇就是这类性质的文章,而且其他篇中也同样汇集了大量说理类短语。过去学者在笺释《淮南子》时多将这类材料简单地处理为“本自某书”,如《淮南子·缪称训》“天弗能杀,地弗能薶也”句,《荀子·儒效》作“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淮南子》看似本自《荀子》,但郭店简《太一生水》“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句,却让我们看到了这句话的更早形态。《淮南子》是本自《荀子》还是《太一生水》,抑或还有更早的源头,恐怕不能简单作答。类似的现象亦存在于《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其他诸子文献中,因此在诠释这些文献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公共素材”的时代和来源。

  其二,以学术史为中心,借助出土简帛佚籍厘清《淮南子》对先秦学术文化特别是诸子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淮南子》不仅是淮南王众多宾客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战国后期知识与思想趋向融合会通的自然结晶。将《淮南子》还原到战国秦汉间学术传承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很好地揭示出《淮南子》在战国与汉初学术史的转型时期所处的学术地位及文献价值。如后世多依据《韩非子·难势》将慎子列入法家重势一派,而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的问世,则让世人看到慎子不仅“精法循势”,还杂糅道、儒二家,这些多不见于今本《慎子》及其佚文的思想特征,却在《淮南子·主术训》论君人之道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挥,在《淮南子》与传世《慎子》相近文句外,又提供了新的资料与论据证实了《主术训》与慎子学派在思想上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又如《淮南子·缪称训》不仅与《子思子》佚文有十二条相近文句,而且与一般认为是子思作品的郭店楚简儒家类著作屡屡暗合。竹简《性自命出》论“情”、《穷达以时》篇中的“时”“反己”、《成之闻之》的“反本”皆可在《缪称训》中寻得痕迹。出土简帛以更多例证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淮南子·兵略训》还可与银雀山汉简“兵法丛残”《奇正》等篇相对读,裘锡圭先生即指出:“《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兵略训》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亦有十四处对应内容。

  其三,以出土文献为支点,通过《淮南子》与互见文献的相关分析,进一步考察相关文献的作者与年代、传抄与定型、流传与真伪等诸方面问题。如《淮南子》明引《老子》文句五十八例,将《淮南子》所引《老子》与出土简帛本及传世通行本《老子》对读,《淮南子》所引《老子》既有与传世诸本《老子》一致的地方,更有与简帛本《老子》特别是北大简、帛书乙本相合的地方,《淮南子》保存了汉代古本《老子》的许多文本特征,为《老子》的校勘提供了较早的文本证据;通过文本对读,使我们对《老子》一书的发展、定型过程有了更为清晰地认识。再如,银雀山汉简《唐勒》是一篇佚文,罗福颐先生最早指出《淮南子·览冥训》有一段文字与其相似,《淮南子》当是采自《唐勒》篇。据此,《淮南子》就可以作为推定《唐勒》及体裁相同的《大言赋》《小言赋》的时代标尺,为进一步探讨《唐勒》的作者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

  《淮南子》虽成书于汉初,但作为先秦诸子的殿军之作,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实关涉战国秦汉间学术和文化的诸多内容。《淮南子》与出土简帛有大量相合或相近内容,通过文本对读,将《淮南子》放在战国秦汉间学术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厘清《淮南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揭示《淮南子》在这一时期学术史中的地位与文献价值。同时以文本对读为突破口,可以重新考察《淮南子》的文本生成与编纂成书,进而关照早期文献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文本形成及流变。将传世古书与出土文献进行文本对读,亦可以作为先秦两汉传世古籍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推动传世古书和出土简帛的深入研究,解决早期中国相关文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作者:杨栋,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出土文献“赵正书”的意义
作者:王洪军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所记载的历史未必都是真实可靠的,即便是有信史之誉的《史记》,也存在着被稗官野史误导的情况。令人耳熟能详的赵高“指鹿为马”,在出土文献的印证下,基本可以断定,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事件。

    1.赵高“指鹿为马”。据《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这就是《史记》记载的“指鹿为马”的本事。赵高通晓狱律法令,秦始皇任为中车府令,兼教授胡亥书法及狱令。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东游会稽,北走琅邪,到了沙丘病故。从行的李斯、赵高与胡亥合谋,“诈立”胡亥为太子,即皇帝位。赵高被擢为郎中令,成为胡亥最亲信的大臣。在司马迁的历史叙述里,赵高是秦二世能够篡位的主导者、实施者,李斯是同谋,公子扶苏则是受害者。《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叔孙通列传》都有赵高“诈立”秦二世的记载。

  果如司马迁所言,赵高参与了“诈立”胡亥为太子及胡亥继承皇位的政治事件,又是胡亥的老师,必然获得秦二世的亲近、信赖。赵高又阴谋杀害了丞相李斯,尔后为丞相,独揽大权。权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指鹿为马”式的颠倒黑白的恶性事件发生,在理论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追根溯源,最早提出阴谋论的是故秦博士、汉太子太傅叔孙通,其上疏汉高祖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列传》)由于有皇帝作证,赵高“诈立胡亥”事件就这样被坐实了。然而,关于赵高指鹿为马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文献可供参考的。

  2.赵高、胡亥“以鹿为马”。秦末汉初的陆贾,在其《新语·辨惑》中说:“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邪,以鹿为马也。’高曰:‘乃马也。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愿问群臣。’于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这里的“以鹿为马”,并没有表现出赵高专权的傲慢与肆无忌惮,反衬出赵高以鹿代替马来驾车有违礼制,而曲为之说,同时还有君臣游戏的成分存在。然而,以鹿驾车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存在。《金楼子》云:“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宫,以鹿为马,以蒲为脯。”从梁元帝的记载来看,“以鹿为马,以蒲为脯”,仅是秦二世在宫苑中的自我玩乐。无论是赵高,还是秦二世,“以鹿为马”在生物学上是可以讲得通的。宋人罗愿《尔雅翼·释兽》引陶弘景语说:“古称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绝似马。当解角时,望之无辨,土人谓之马鹿,以是知赵高‘指鹿为马’,盖以类尔。”马鹿解角之后似马,以解角之鹿驾车,无非是在追求新奇刺激罢了。赵高,或者胡亥,如此“以鹿为马”,毫不关涉权力、是非问题。

  秦二世二年,胡亥听从赵高的建议,不廷见大臣,常居禁中,游猎嬉戏,或作觳抵优俳之观,诸事皆决于赵高。这年七月,扶苏、蒙恬、李斯及蒙毅等陆续被秦二世处死,此时秦廷外缺良将,内少明相贤卿,赵高成为丞相的首选。秦二世三年八月前后,大将军章邯投降项籍,上将军王离被俘,而燕、赵、齐、楚、韩、魏相继自立其王,关东大地全部叛秦,诸侯咸率军队西向,赵高害怕残暴的秦二世发怒而诛及自身,以生病为由,不敢上朝。嗣后,因为惧诛,赵高与弟赵成等阴谋杀死秦二世,酿成望夷宫之祸。

  赵高即为宦者,他所拥有的权力都来自于胡亥的信任,“指鹿为马”式的颠倒黑白是一种政治冒险。胡亥之残暴尤胜于其父,又是专恣之主,诛杀兄弟及朝廷大臣,全凭一己之欲。北大汉简《赵正书》载:“秦王胡亥弗听,遂行其意,杀丞相斯,立高,使行丞相、御史之事。未能终其年,而果杀胡亥。”赵高是为了自保,才杀了秦二世,又岂敢在专恣的皇帝面前颠倒黑白。所以,赵高“指鹿为马”是令人怀疑的。

    3.简帛文献力证胡亥即位。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了《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其文曰:“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周西璧《洞庭湖滨兔子山遗址考古,古井中发现的益阳》,《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如果说这是秦二世自称“奉遗诏”,有诸多不可信处,那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之《赵正书》的出现,则证明了胡亥“奉遗诏”的真实性。《赵正书》云:“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专家判定《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也就是说,西汉初期流传有关秦代的文献,具有多种版本,司马迁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取了其中的一种文献而已。

  扶苏是秦始皇长子,屡次直言上谏,被派到上郡监兵。秦始皇最喜欢的儿子就是胡亥,出行时常带在身边,临终传位于胡亥是正常的。在理论上讲,传位于扶苏,是儒家嫡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的思想作怪,而焚书坑儒事件又去汉未远,胡亥受始皇遗命即皇帝位,汉代的儒生博士想当然要诟病一番。《赵正书》的出现,使汉代流传的阴谋篡位之说不攻自破。儒生及历史学家指斥的赵高“指鹿为马”事件,显然是有意识的误读,甚至是故意的曲解。

  4.秦简《日书》出现的意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之《盗者》篇与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之《盗日》篇都有“午,鹿也”的记载。显然,荆楚之地的十二支与生肖配伍是“午”与“鹿”对应。而与前二者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乙种)都载有《十二支占盗》篇,其云“午,马也”。也就是说,中原文化“午马”是确定的,而楚文化是以“午”为“鹿”的。“指鹿为马”也可以这样解读,鹿与马是区分扶苏政治集团(一说扶苏母亲为楚国公主)与胡亥政治集团的文化标志,“指鹿为马”就成为秦二世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

  (作者:王洪军,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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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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