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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创校与寻根

2019-07-08 09:33:01作者:邬大光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8日 11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学人小传

    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人,厦门大学创校校长,1892年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曾为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会通讯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员;同时又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家和企业家,被陈嘉庚誉为“南洋橡胶之父”,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我国近代大学史上,曾经有过一位兼具文化立场和实践情怀的校长,虽然他的思想和实践鲜为人知,但这并不能埋没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他就是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林文庆。   

兴 学

  第一次感受到林文庆的影响力是在2006年8月访问英国爱丁堡大学时。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蒂姆斯·奥谢博士在欢迎致辞中说:“85年前,在遥远的东方,我们的校友林文庆博士荣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贵校代表团来爱丁堡大学访问,以续前缘。”

  从时间上说,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邓萃英,但由于邓萃英当时在北平任职,无法做到全职在厦大工作,一个多月后提出辞职。所以,林文庆是厦门大学实际意义上的创校校长,从1921年7月至1937年7月,16年间,他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和厦门大学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陈嘉庚选择林文庆出任校长,可谓慧眼识珠。他说——

  “厦大甫经成立,乃竟以鄙人数电之恳请,毅然捐弃其偌大之事业,嘱托于人,牺牲其主席之酬金,让而不顾,舍身回国,从事清苦,力任艰巨。一则为厦大关系祖国教育精神,人才消长,一则希冀华侨资本家,将来感悟,归办事业。其爱国真诚,兴学热念,尤为数百万华侨之杰出。”

  如果林文庆不选择执掌厦大,他本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选项。当时,林文庆的事业正值鼎盛,在华人社会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厦大教师曾郭棠说:“林校长在新加坡的时候,同时接到国内两封电报,促其回国,一为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来电,招其回国襄赞外交;一为陈校董在厦来电,请其回厦担任校长。当时林校长打了一封电报给孙中山先生,请其代为决定,后来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复电,赞成他到厦门大学来做校长。”

  林文庆知道,等待自己去开拓的将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险途。1924年,时任暨南学校校长的赵正平对林文庆的选择做出如下评价——

  “林博士在南洋,声誉专业,皆历不小,乃竟能抛弃其向来之根据,回国任厦大校长,不能不令人钦佩。年来教育之难办,人已尽知,此所以提倡新文化之蔡孑民先生,逍遥于欧洲,倡导海外大学之吴稚晖先生,遁迹于海上。林博士本非教育界中人,有医学之根底,得海外之敬重,竟肯挺身回国,从事于此清苦事业,其牺牲之精神,于此可见。”

  1957年1月1日,林文庆在新加坡逝世,享年88岁。他临终遗嘱,将五分之三的遗产和鼓浪屿别墅捐给厦大。21世纪初,厦大在校园内修建了文庆亭和雕像,勉励所有厦大人牢记林校长的功勋。《亭序》写道,“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促使“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前驱”。

  2012年12月,厦大在鼓浪屿举办了“纪念林文庆校长国际研讨会”。会议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元瑾副教授,在其论文《梦琴岛上忆梦琴:林文庆重返厦门鼓浪屿故居》中这样描述——

  “林文庆白天搭船往返于鼓浪屿别墅与鹭岛厦门大学之间,夜里埋首在藏书5万卷的书房里,或用中文书写札记和读后感,或用英文翻译《离骚》,同时又为厦大前程运筹帷幄。他每周在家中轮流以茶水招待每一系的学生,还给他们上课,教英文、讲生物……”

  李元瑾说,“没有林文庆就没有陈嘉庚,没有陈嘉庚,就没有李光前和陈六使,也就没有厦门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林文庆既是陈嘉庚的引路人,又是陈嘉庚的追随者。”

  在林文庆的骨子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视中国文化为“固有文化”,其“固有文化观”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故李元瑾还说:“他是回来寻根的。”

艰 辛

  1921年7月4日,林文庆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从新加坡抵达厦门当晚,他便召开师生谈话会,宣言要把厦门大学办成一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此时的“生”与“死”、“真”与“伪”、“实”与“虚”,是何等振聋发聩。

  林文庆到任之后,所做的首要大事,就是制定《厦门大学校旨》,他将大学的办学目的、发展目标和办学特色等予以制度化,从其所制定的《校旨》,可以看出他对大学理念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

  为了更好地体现厦大的高远目标,林文庆亲自绘制了校徽,将校训“止于至善”四个字镌刻于校徽内圆圈,显示出其作为大学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用,校徽外圆圈则是中文“厦门大学”四个字,下面配以拉丁文的“AMOIENSIS UNIVERSITY”(厦门大学)。校徽中内圆圈里的三颗星星,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

  林文庆希望,厦大的办学目标是“养成专门人才,使之与世界各国大学学生受同等之教育”,“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国之大学相颉颃”,彰显了国际化的办学理念。

  厦大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尚不发达。林文庆并没有当大学校长的经验,但他似乎是一位“天生”的校长。当时,厦大在内部治理方面,采用了董事会制度,分别设立了名誉校董、永久校董、当然校董及校董四种,通过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形成了权责分明的治理结构。在学科建设方面,厦大创校时设立了文、理、法、商以及教育5个学院17系的学科组织架构。厦大后期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基本上都是在私立时期奠定的基础。在师资队伍方面,林文庆采取重金礼聘的政策,制定高规格的月薪标准:教授最高达400大洋,讲师达200大洋,助教达150大洋,连鲁迅也屡次向许广平提到厦大“教资颇丰”。

  厦大的蒸蒸日上,也感动了起初不赞成创办这所大学的蔡元培。筹备之初,时任集美学校校长的叶渊,接到母校蒋梦麟校长的信。在信中,蒋梦麟提到蔡元培和自己都认为“厦大不宜速办”,原因是存在着经费、师资方面的问题。

  1927年,蔡元培访问厦大后,在给妻子周养浩的信中却写道:“是日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动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

  1928年,蔡元培签署了国民政府大学院131号训令:“该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该校长即便遵照。”

  然而,就在厦大走上正轨,成绩初显之际,对林文庆的考验也接踵而至。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陈嘉庚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1927年,因资金不足,林文庆捐出全年工资6000大洋,还专门回东南亚,沿门户劝捐。1934年,他更是不顾年事已高,再次率团前往南洋募捐,一年中几乎半年在海内外为厦大奔波,挨家挨户筹措经费。

  林文庆究竟为帮助厦大渡过艰关捐献了多少钱?曾郭棠记载了这段筹款经历——

  “他(林文庆)每天都是在五时左右起床,九点多钟出发工作,一直到晚上一二点钟才得睡觉。每天都要沿门叩户募捐,说了不少的话,跑了不少的路。有人常常劝他说:‘林校长你年纪这样高了,天天这样辛苦,明天早上应当休息半天,下午再工作吧!’他回答说:‘我老的可以不要,看看他们少年的要不要休息?’每天中午或晚上要停止工作的时候,他常常这样问:‘今天一共捐了多少了?’把数目告诉他,他便很高兴地这样说:‘假如天天能够捐得这样的数目,就是天天这样跑,我们也非常愿意这样做的!’有时碰到不大明白的人,劝募最难,所费的力量也最大,他甚至向他们这样说:‘我求你,请你帮助厦大,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才!’他们才很受感动地答应了募捐的数目!”

  一位德高望重年逾花甲的老人,如此放下自己的身段,用乞讨一般的姿态为厦大募捐,这是何等蚀骨入髓的情感!逆境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逆境中的坚守更能彰显伟大的心灵。

  陈育崧在《林文庆传》中这样评价:“在这十六年中,他为大学的安全和军阀苦斗;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不景,大学濒于倒闭,他毅然和陈嘉庚分忧,只身南渡,筹募经费。每当一个苦难来临,他总挺身面对,绝不退缩,他的奋斗精神,更足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主张培养大学的学术气氛……经他括择之下,真才实学的中外欧美学人都投奔到这间中国的学府来。在军阀气焰高涨的当儿,整个中国都笼罩在黑暗里,只有厦门大学……稍露生机,它便成为全国最有声望的学府了。”

  林文庆认为,大学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精英性,不在于多,而在于优秀,能担当起领导国家民族的重任。对此,他鼓励学生:“吾校学生不出六七百人,远非一校数千学生的大学所可比拟。然而在我个人的心目中,并不以学生数之多寡为虑。我们深信学校成绩之良窳,并不与学生数之多寡成正比例。我们但求质的优越,未始不远胜于量的过滥。如果各位同学都能好学不厌,我们教授都能诲人不倦,一齐站在学术界的前线,勇往直前,致吾国文化地位于世界的最高峰,虽仅六七百人,亦何虑其少?”

  1926年6月22日,厦大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林文庆做《大学毕业生之责任》的演讲——

  “我国现状,烽火漫天,千戈遍地,山河破碎,权利丧亡;而经济之紊乱,教育之衰颓,道德之沦亡,尤不堪闻问。长此以往,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故不得不设法救济。军事未息,何以弭之?经济紊乱,何以理之?教育衰颓,何以兴之?道德沦亡,何以拯之?是数者专赖有高等学识充分智力之人才出,而后可以有望。此项人才,非大学毕业生莫属,故大学毕业生对于救国事业,实负有重大之责任。鄙人颇希望本校本届各科毕业诸君,各抱至伟至大之毅力,至勇至诚之愿望,各本所学,各尽所能,为国家增光,为人民造福,万勿辜负本校造就人才之至旨也。”

  林文庆重视学生道德品行的培养。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他致辞——

  “教育的目的,在于品性的陶冶,意志的训练,养成纯洁的道德人格;同时又要养成一种能把学校里修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的行为上去,要有即知即行、自修自立、说到做到的精神,不要只成为消极的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而且还要成为积极的成大业立大功的伟大人物,因为仅有道德的,不过是一件外衣,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力行的精神,人格才会充实丰满起来,这样才会养成高尚的人格。”

  林文庆在《大学生活的理想》里归纳了大学生应具备的理想生活方式,第一是实行最高尚的生活,这又可分三点说明:一是欲求自知之明,必先知我国民族的文化;二是抱定宗旨,对于这宗旨须有信心;三是须有克己恕人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二是乐天主义,就是吾国经书里所谓智,我们具有乐天的态度,就不会因失败、穷困而沮丧、灰心,终究必可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三是本着牺牲精神以服务社会,就是吾国经书里所谓仁,我们应当牺牲自我,而以社会福利为奋斗的目标。第四要有自立的勇气,就是吾国经书里所谓勇,我们做事应当勇往直前,绝不徘徊瞻顾,努力运用自信、自助的精神,竭力避免依赖他人的恶习。

  林文庆十分重视文化育人,他强调“学新科学不要忘却了旧文化”。“一国复兴为不可能,除非甚多数男女曾在优良学校对于彼国文化之内容、方向与功用经过精深之训练,此种精深教育仅能在现代大学之文科中获得之”。因此,他积极倡导各种课外活动,成立各种会社;他十分重视各种校园仪式在学生教化方面的作用,如举办孔子圣诞日纪念会、师生周会、纪念周等学术演讲,弘扬儒学文化,陶冶学生情操。

立 场

  在执掌厦大的16年中,林文庆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文化立场,始终不掩其对儒家思想的尊崇。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林文庆就在新马地区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孔教复兴运动,他先后出版了《孔教大纲》《中国内部之危机》《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1929年完成了《离骚》的英译。他把自己“中体西用”的强烈取向,也带给了厦大师生:“我们学外国文化,不能完全效仿他。比较上,我们所缺乏的是科学,除外我们都很好,不要破坏了,只可略为修正。”

  1924年,厦大举行三周年校庆,林文庆发表演说:“中国各大学之教授,多注重外国新学说新知识,于中国古来文化则不甚研究。我谓无论大学中学,皆当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他曾对学生说:“大学里研究的科目,除普通知识外,还有专门的学问;但我们更要注意,就是不要忽略了我国的旧学,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应明了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在。”

  林文庆认为:“一个被切断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就好比一棵被砍断的树,势将枯萎和衰落。”

  赵正平在回顾林文庆时说:“尝考林博士所以来华任厦大校长者,第一即为景慕陈嘉庚先生兴学之仁风;第二则因欲实现其素来提倡孔子教育之主张。自欧战告终,西人之研究吾国文化者,日益增多,其中尤以德国为甚。乃国人竟日醉心欧化,不为深究,未免可惜。林博士亦有心人哉。”

  实现孔子教育的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林文庆归国任职的重要动因。他自己坦言:“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余回国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以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归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

  林文庆的文化立场受到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爱丁堡大学的第二年,一位医学院讲师拿了中文手卷,请他帮忙翻译。面对着方块文字,早年在书院里所受的教育,显然不足以帮助林文庆解脱眼前的窘境,他不得不告诉那位讲师,自己不是很懂中文。那位讲师疑惑地问:“你不是中国人吗?”林文庆只能告诉他,自己是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中国人。

  看着那位讲师失望地摇头叹息离去,林文庆的内心如同被针刺一般难受。故他来厦大之后,对于国学,不遗余力地提倡。

  林文庆坚信:办大学,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更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后来专攻中国经典,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此作为文化认同和生命皈依。他坚定地认为,“作为中国人,学习和掌握中国语言是他的职责所在,并且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在爱丁堡大学,除了学习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之外,林文庆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中文。对此,杜维明教授曾在专访中提道:“林文庆对我们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是心灵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在办学主张上,林文庆为厦大确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校训:“止于至善”。他认为,大学校训是反映一所大学的价值观取向与灵魂所在,也是一所大学矢志奋斗的根本目标:“我们要走上成功之路,第一要决定目的,就如出外游历,必须事先预定目标。”

  原来的校训“自强不息”,在林文庆看来,体现的是达至某种生活目标的手段、方法,远不能成为一个人毕生奋斗的目标,只是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而“止于至善”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学生一种为之奋斗的高远目标,想达到这一人类至高至远的目标,那就非得需要“自强不息”的坚强毅力不可。

  在庆祝厦大建校十周年时,林文庆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总结:“每个大学,可算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各有各的特殊精神,本大学是以嘉庚先生的精神为精神,当然是基础稳固,生机正长,其原动力在于‘博爱’,其进行目标为使吾人竭力行善,因之校训是‘止于至善’。”在他眼中,陈嘉庚无疑就是“止于至善”的活化身。

  林文庆在《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中说:“至于孔子哲学,不但以当时国家社会所表现之一切事物,加以深刻研究,并将古代过去之经验,潜心默察,穷探奥理,而成‘一以贯之’之道。故孔子学说实为千古不可磨灭之学说。”

  在1925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当天,林文庆对学生发表演讲:“大学自正心诚意,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乃孔子一贯之教义。近人许多政治家,无一有如此一贯之政治哲学。我校校章‘止于至善’,亦取义于此。甚望诸君努力研究,能到此地步;尤望将孔子之道,益发昌明光大则幸甚。”他崇尚“国学”,且把“国学”理解为“中国固有文化”,“保存国故,罔使或坠”。

  “过则勿惮改”一直是林文庆的座右铭。他曾经把这句话印在《海峡华人杂志》的封面之上,既是提醒读者,也是提醒自己,“有什么过失,只要知道了马上改正”。

  为了能使厦大更快、更好、更全面地发展,林文庆一直渴望大家多提意见。他在1935年秋季的开学式上,呼吁广大师生员工:“诸位觉得本校有什么地方应该改进的,随便提出来,都可得到改进,无论何人,上自本校各院教授、学生,下至本校工友,都可把学校的缺点随时告诉我,使我知道,并设法改进,我是欣然感谢的!因为我们的学校要有改进,才有进步,要有不断地改进,才有不断地进步啊!”

  林文庆临终时曾说:“我这辈子只上过一个大学、一个专业,就是宽容。”正是宽容,形成了他的个人底色,这种崇高的境界、宽阔的胸怀,是一位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也是每一位厦大人应该具备的。林文庆,不愧为厦大的“创校校长”。

    (作者:邬大光,系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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