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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与培育时代新人

2019-01-14 09:53:55作者:靳凤林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4日 15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为深入探究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期特约国内长期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三位专家,围绕公民道德与培育时代新人、公民道德与诚信体系建设、公民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三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辨析,以飨读者,并求学界共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要高质量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就需要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深刻把握和全面洞悉我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丰富内涵,通过公民道德生成机制的持续创新,不断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公民身上的内生活力,从而造就和涌现出众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我国公民的核心价值追求

  价值观是人们评价客观事物善恶是非、真假美丑、效用大小的根本标准。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表明,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而言,最深厚、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就是该民族、该国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软实力,还是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性质和前进方向的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相处,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否不断提高,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是否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为了有效解决这一世界性、历史性价值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之进行了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绝大多数人参与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对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目标和根本宗旨是什么的回答,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价值原则和价值规范的科学说明,从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什么”“珍视什么”“信仰什么”等根本性价值难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逐步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层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之后,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全党上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由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化到对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开始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说上述内容把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进行了高度凝练和有效融合。它不仅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基因,也寄托着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尽千辛万苦而上下求索的理想与信念,更承载着我们每个公民终生追求的美好愿景。从而深刻回答了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只有广大公民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形成中国社会的新风貌、新姿态、新作为,从而真正做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张,任何时代公民价值体系的主要特质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密不可分,并主要由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所决定。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温饱型生存方式向小康型生活方式的转变。从现代价值哲学视角检审当代中国公民的价值结构,既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不断弘扬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也有发轫于先秦被后世弘扬光大的儒、道、法、释等各种传统思想流派孕育的古典价值体系;更有改革开放后从欧美国家涌入的各种西方价值观念。面对多样价值长期并存共在的思想场域,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价值追求,才能将新时代我国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不断推向更高境界。

  新时代我国公民的道德责任担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在其实际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的本质是其自然本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展现,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公德建设占据突出位置。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公民活动的私人领域逐步缩小,公共领域日趋扩大,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由之对新时代公民的社会公德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如:公共交往中的尊老爱幼、善待弱者、诚实守信等;在公共场所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爱护公共财物等;人与周边环境互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珍爱生命等。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众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爱护环境的社会公德楷模,充分彰显出新时代我国社会公德水平的不断进步。但一系列公共舆论事件的出现,如明星偷逃税案、重庆公交车坠江案等,再次证明强化公民底线道德、规则伦理,特别是提高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理性平和地进行沟通、协调、合作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职业道德是公民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它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和分工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新时代的职业道德建设要大力弘扬两种精神:一是劳模精神。即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尊敬劳模、诚实劳动、勤勉工作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二是工匠精神。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各行各业倡导追求完美、极致、卓越的创造精神;严谨、专业、求精的品质精神;耐心、专注、坚持的服务精神。

  家庭美德作为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构成了我国家庭美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伴随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不断变迁中,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日趋重要。必须大力弘扬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的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形成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的家教氛围;倡导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良好家风。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品德的提升上,个人品德具有主体性、稳定性、实践性等突出特征,它涉及个人的道德信念、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修养等复杂内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个人品德建设的重心是牢固树立奋斗幸福观,坚信奋斗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奋斗的结果,一个人在其或长或短的人生经历中,只有敢于和善于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拼搏,才能获得最终的人生幸福。

  新时代公民道德生成机制的持续创新

  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时代新人,必须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深入持久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首先,要在小学、中学、大学等国民教育中强化公民道德教育,特别是在《小学德育大纲》《中学德育大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内容,从而为我国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要在各类成人教育,特别是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干部教育中,注入更多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因为我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浓厚政治伦理传统,而今天领导干部的公民道德水平对普通公民的道德建设发挥着定向、推动、示范和凝聚作用,只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才能带来全体公民道德水平的普遍提升。

  优良的学校道德教育固然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公民道德水平,但要想使公民道德教育真正取得实效,还必须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强化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其道德认知水平。如通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国庆阅兵式等活动,提高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举办成人仪式,使青年学生确立权责一致的公民身份理念;通过设立重大灾难哀悼日,培养公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神圣感;通过组织公民参加改善环境、支持慈善的活动,强化公民的志愿服务意识;通过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和公共事务听证会,增强公民表达诉求、协调沟通、评估判断、民主协商、参与决策的能力。

  伴随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舆论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要广泛借助网络世界的优势,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创新,进而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并通过快速、及时、高效的舆论引导和安全监督,有效避免虚假、诈骗、恐怖、色情、暴力等各种不良信息的传播,为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风清气正、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

  公民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除了上述途径外,还必须通过法治制度建设作为有效保障,因为法律既能对公民的道德权利发挥保护作用,也能对公民的严重不道德行为起到巨大的约束作用。只有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化、制度化,逐步建立起奖惩制度、监督制度和管理制度有机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才能通过他律手段实现道德自律的目的,真正培养起具有内向性、稳定性、必然性的公民道德品质。

    (作者:靳凤林,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委员会主任)

公民道德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作者:黄云明

  新时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由社会法律制度、教育、文化以及专业社会信用服务体系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社会治理系统,是社会诚信的制度保证。公民诚信道德是公民对诚信的内在信守和对自我承诺的忠实践履,是社会诚信的个体条件。诚信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信用建设需要公民诚信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协同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关系。血缘亲情是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血缘亲情和长期交往形成的亲切感是社会诚信的基础。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人际关系结构随之急剧变化,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孕育传统诚信观念的社会基础逐渐消散。在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诚信只能建立在对彼此道德素质的信任上。

  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信用建设面临诸多新挑战。个别公民守信动力不足,甚至是信无所守,失信违约司空见惯;社会征信系统与社会总体发展未能完全同步:守信奖励缺失,失信惩罚乏力;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信力低,服务体系不够发达。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的社会问题林林总总。社会要实现良序发展,只有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社会制度的约束和规范,督促全体公民共同努力,才能促使社会总体诚信度不断提高。

  公民的诚信素养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公民的诚信素养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辅相成。有道德素养的公民既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者,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践履者和成就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价值本源。《说文解字》将诚与信互训:“诚,信也。”“内诚于心、外诚于人”是说,不欺人更不自欺,既是取信于人更是自身有信念、有信守。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信念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价值导向,是行为的内在动力,诚信信念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灵魂。中国古人将诚信作为合于天理的人道,把追求诚信作为人之为人的前提,为诚信道德建构了形而上基础。中华民族传统诚信文化赋予现代诚信体系建构充分的价值合理性,为公民的诚信素养提升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公民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者,公民的诚信素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践履者如果没有诚信素养,就会千方百计寻找诚信体系的漏洞或者不断打擦边球。民法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黄金法则,说明制度严密如法律,也需要公民诚信遵循。公民普遍确立诚信观念才能使社会信用体系正常运行。践行诚信观念要求公民履行社会契约、完成社会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将公民社会生活中日常行为的失信等纳入个人信用档案,要求每个公民要将诚信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言行处处不违诚信,就是强调公民要将诚信落实到人伦日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构社会信用体系,每个公民都必须从我做起。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公民诚信素养提升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的根本举措。信用体系以法律法规、行政政策和经济契约为准则,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公民信用系统为手段,对公民的诚信行为进行评估、监督和奖惩,促使公民树立诚信观念,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第一,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教育机制可以预防公民失信。公民诚信素养的提高,有赖于社会诚信教育,强化诚信教育的效果就要把诚信教育制度化。

  第二,通过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保证公民不敢失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全面建设公民信用征信系统,在互联网、交通、邮递、电信、金融账户等领域全面推行实名制,对公民诚信行为做全方位记录、监督,对公民的信用度进行准确评估,让每个公民时刻感受到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督和评判,面对失信时时刻刻有所忌惮。对于公民和企业的严重失信行为,建立曝光与举报制度,使失信行为不仅受到全社会的舆论谴责,而且得到实际的社会惩罚,使失信的人付出较大的失信成本,从而不敢失信,进而逐渐养成诚信习惯。

  第三,通过守信联合奖励机制引导公民自觉树立诚信观念。对有诚信优良记录和长期无失信记录的人给予奖励。降低信用优良者社会运行成本,让诚信者得到社会的称赞、拥护、尊敬和爱戴,使诚实守信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规范。

    (作者:黄云明,系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公民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

作者:鄯爱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基础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道德建设资源

  公民道德是指公民的道德规定性,是对公民这一社会主体身份的道德要求。具体地说,公民道德既指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守的道德原则与规范的总和,也指公民对道德原则和规范的遵守及内化而具有的道德品质与德性。公民道德建设,是指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建立起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一致的伦理道德秩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道德建设资源,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

  道德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传统美德对于中华民族集体主义价值观、崇正义求大同的道德理想和重人伦尚和合的道德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美德既可以为解决全球道德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也可以为新时代建设符合中华民族特点的公民道德提供资源。

  道德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中华传统美德既是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资源,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公民道德建设必然是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德所提供的先在基础。

  道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华传统美德是孕育于传统社会的特殊的道德形态,但是它也包含着适合不同时代的普遍性的要素,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然可以成为今天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华传统美德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

  中华传统美德就是指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存在过的、在今天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道德规范、行为等的总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方面内容,这六个方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培养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公民道德应当继承发扬的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

  “讲仁爱”。仁的核心是“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仁爱美德的核心要求。孟子提出“四端说”,认为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从恻隐之心推而广之,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剔除传统仁爱美德中的历史局限性,如差等之爱等,将之融入平等爱人等现代理念,必然能使之成为现代公民道德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文化资源。

  “重民本。”民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包括“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仁民爱民”等古训。“民本”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一种道德要求。“重民本”作为传统美德,主要是针对从政者而言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治理国家已经不单纯是从政者之事,而是大众及所有民众之事。在这一意义上,传统美德中“民本”的理念可以为现代社会公民道德中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等要求提供可借鉴的资源。

  “守诚信”。“诚”是指真实、无妄、不自欺;“信”是诚的外显,指守诺言,不骗人。“诚”和“信”二字在古代意思相近,《说文解字》以“诚”和“信”互释。诚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推崇。《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孔子从多个方面阐述“信”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并将“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科目之一。孟子将“信”用于规范“五伦”之一的朋友关系。汉代以后,董仲舒将“信”看作是规范一切道德关系的纲常之一。今天,继承发扬传统诚信美德,将之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对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崇正义”。“正”是“正当”“合适”之意,“义”是“应当”“适宜”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与“义”联用,表示人的德行。“义”还与“仁”“礼”等相结合,构成人们处理人伦关系的重要规范。“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尚和合”。“和”的本义是声音的和谐,引申为和睦等;“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引申为合作等。尚和合,就是在正视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协调矛盾,倡导多元共存、和谐合作。《左传·襄公十三年》说:“让,礼之主也。”《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谦敬礼让反映着古代中国人在对待利益、名誉等问题上的态度。在今天,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处理好鼓励竞争与崇尚和合的关系,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弘扬谦敬礼让的中华传统美德,对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求大同”。《礼记·礼运》最早定义了“大同”的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就是要行“天下为公”之大道,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就是要“选贤与能”以配享天命,如此,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讲信修睦”的大同气象。党的十九大报告引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来表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无私、友爱、平等与和谐,这些美德对于克服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隔阂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如何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传统美德,历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积淀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传统习惯和行为方式中。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挖掘传统美德中的精华,对之进行转化与诠释,发挥其积极作用。

  首先,坚持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的关系。公民道德建设是目标,继承传统美德是途径。继承传统美德,根本上是服务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这一目标的。在对待传统道德问题上,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都是不科学的。公民道德建设要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诠释,将传统美德中积极有益的东西转化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其成为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其次,确立科学的方法,尊重公民道德建设与传统美德继承的规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立足新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现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继往又开来。“继往”意味着我们必须维护传统美德中的精华要素;“开来”则要求我们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最后,探索科学的途径,将弘扬传统美德与法治建设、社会管理相结合。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从传统美德中吸取养分,同时也要看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不仅依靠理论创新,广泛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深度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法律政策的支持。因此,应探索将传统美德、公民道德与法律政策的深度融合,寓公民道德建设于法治建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之中,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

    (作者:鄯爱红,系北京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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