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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为人类贡献了历史理性

2018-12-03 09:14:08作者:刘家和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1日 11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

  国内第一家以经学为名的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于近日成立。20余位学者在随即进行的“经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就经学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摘要发表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何为“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杜预注:“经者,道之常。”“经”乃常道,同时又有“体国经野”之“经”,“经世致用”之“经”。“常道”如何“经世致用”?“经”是既有常又有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古者经学“学凡六变”,每个时代均有其弊。为什么经学会有弊?司马迁所讲“承弊通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历久不变。中国的“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好像是不变的,但“人之行也”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

  这正是中国经学与西方思维的不同所在。西方哲学重理性。所谓理性,英文中译为“reason”,最纯粹的则是“pure reason”,即康德所讲的“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永恒不变的,它表现在所有的概念都必须定义。西方人的理性始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追求永恒的逻辑理性;基督教讲究从神学到理性,然而这却不是真正的理性,反而变成了理性批判的对象;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早期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晚期如卢梭等人,均视传统为大敌,认为凡传统即不合理,他们不把传统看作历史的,认为当代的即合理的,提倡必须用理性来克服传统。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说,现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那么,为什么会有后现代主义?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现代主义理性是吃人的。后现代主义便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

  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定义,《论语》中孔子多次讲“仁”,但没有一处给出明确的定义。樊迟两次问仁,孔子先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其后樊迟又问,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即把他人当作像自己一样的人来爱。孟子所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不正如此吗?子贡问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颜渊也问仁,孔子则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提出,人只有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才算真正的仁。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弟子的回答并不是唯一的、定义性的,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这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这就是中国经学传统中蕴含的、不同于西方的理性。

  传统一词何解?我们可在英文中找到它的对应词:“tradition(s)”。Tradition这一形式表示不可数名词,代表一般的概念性抽象名词,可释为传承之过程,或传承之流。Traditions这一形式则表示可数名词,代表具体的事物,可释为世代流传的具体风俗、习惯、信仰、制度、思想等。它是就传承之物本身而言的,即我们所说的传统。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tradition和traditions。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风俗,具体信仰,具体的制度,具体的器物、服饰……都具有其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既保持其自身某种本质特点相对不变,又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断量变。传承之流中具体的传承之物均有其起点与终点。人类的历史正是在上一个终点与下一个起点的勾连中不断向前。传承与创新本就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任何一个文明传承的过程,也就是其创新的过程;在其不断创新中,传承方得以实现。中国经学的发展也正如此。

  中国经学是历史的理性。传统并非理性的敌人。中国经学的每个具体传统都有历史必然性,有流有变。“仁”与“礼”是中国经学的核心。“仁者,人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际建立在“仁”上。“礼”讲究有区别又和谐起来,就不至于导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gtington)所说的文明冲突,也有助于克服现在美国盛行的单边主义。“仁”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仁”必须要依靠“礼”来实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从来不是中国本身的文明冲突。中国文化向来开放,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善于容纳外来文化。这是中国经学对世界的贡献。

  (作者:刘家和,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诚信思想的因与革
作者:许红霞 刘佳

  “诚信”是由“诚”与“信”两个既有差异,又相互贯通的德目融合而成。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认为“诚”就是真实无妄,是天道之本然,也是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原动力。关于“信”字,《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认为“信”的基本语义是言行一致、诚实不欺。在“诚”与“信”的关系上,儒家主张“诚于中,信于外”。“诚”属于道德理念本体,是道德主体的一种内在德性,也是“信”的前提与内在依据;“信”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则,体现的是社会化的道德践行,是“诚”的保证与外在表现。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内“诚”的品质,在为人处事时才能做到诚实不欺、信守承诺。

  《管子》“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儒家重视诚信之德,源于诚信在修身做人、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守诚信,真不知道他怎么能行?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一个人说话做事能诚实守信,虽行万里也不难,反之,如果不讲诚信,必然会寸步难行。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认为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必备品质。在朱熹看来“信”是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

  取信于民是为政之根本,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之所在。《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治理面积小、资源少的小国,基本的施政方针是工作严谨,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根据农时役使百姓。当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说有足够的粮食和军备,还要取得百姓的信任。子贡再问,在这三者中必须去掉一项,哪一项是应该先去掉的呢?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在剩下的两项中,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掉食物吧!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但失去人民的信任,政府就无法立足。可见,在孔子的治国思想中,当政者可以没有饭吃,政府也可以去掉武备,唯独不能失去人民的信任。所以,唐代的柳宗元就说:“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

  诚信既是一种重要的内在德性,又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实践。儒家认为个人要养成诚信之德,需要不断地自我学习。比如,《论语》中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在通往诚信的道路上,应该要有坚定的信念,勤奋好学,誓死固守至善之德。“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一个只讲诚信而不好学习的人,因为不明是非就容易为人所利用,反过来还会害己害人。孔子还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道德教化,以德教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觉悟。所以,在孔门“四教”中,孔子一直把诚信作为日常教育的科目之一来教育学生。

  儒家虽然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但又强调坚守诚信是有条件的,须以合乎“义”为前提,只有合乎正义、公理的承诺才能兑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诺言是否履行,需要以“义”作为衡量标准。离开了道德标准,片面强调守信,机械地遵循言行一致的行为规范,守“非义之信”,必然会造成“恶”的后果。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坚守诚信道德标准,应建立在坚实的道德正义基础之上;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信用,也应该建立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儒家诚信思想历经几千年发展嬗变,积淀为悠久精深的民族传统,为当代中国诚信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

  今天,诚信仍然是公民一切道德行为的根基和实质所在。一个不讲诚信、虚伪欺诈的人,不仅在人格上是不健全的,而且在社会上也是无法立足的。只有信守承诺、诚恳老实、言行一致的人,才会受到他人的尊重,家庭才能和睦,事业才能兴旺。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充分阐发中国传统儒家诚信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助推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适应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形态而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作用范围主要限于熟人社会,履行诺言带有超功利的道义性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等等。今天,我们重视从儒家诚信思想中汲取丰厚滋养的同时,也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儒家诚信伦理并不能直接孕育出当代诚信,应根据时代需要对其加以转化和创新,既要有因,也要有革。

  一是由“心性诚信”向“制度诚信”转化。中国传统儒家诚信伦理属于一种人生道德和政治伦理,诚信的实现主要由道德教化培育,依靠个人人格保证。换言之,诚实不欺主要是基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守信践诺也主要是基于个人的自律。今天,诚信之德既是个人的私德,也属于社会公德的范畴。作为一种私德,一个人不讲诚信,必然要受到良心的制约和他人的谴责;作为一种公德,个人或整个社会诚信缺失,必然要受到社会的监控。如果个人或市场主体诚信缺失超出了道德领域,还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在构建现代诚信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汲取传统儒家诚信伦理思想,又要让其朝着制度伦理方向转化,逐渐建立一套行为准则和法律规范,对失信行为进行强制性矫正,为诚信的生长提供刚性的制度保障。

  二是由“自我约束”向“综合治理”转化。儒家传统诚信伦理强调,诚信之德的养成主要靠自己的道德良心或者“自律”来决定,通过“养心”“慎独”“自我反省”等方式,促使人们在道德践行中产生强烈的自律意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家庭,实现人人诚信,需要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我们既要加强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公民个人诚信意识,夯实社会诚信建设的道德基础,使人们不愿失信;也要加强制度建设,逐渐完善信用管理的制度体系,形成严密、完善的制度网络,让诚信在规范中自觉,使人们不能失信;还要加大法律对诚信建设的介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使人们不敢失信。

  (作者:许红霞 刘佳,分别系曲阜师范大学讲师、河北北方学院助教)

衰落呼唤新变
作者:邓志峰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应该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载体,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哲学角度研究经学,但和以西医的方式研究中医一样,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的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晚清道咸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发生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然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所谓“同光中兴”;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的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遵守。这使得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来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种新变不只是作为常道的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还是在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曹元弼、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也是极有争议的,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同时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够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仍然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该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一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该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该显示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由于古礼的原则至少在汉代以后就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应该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来说,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仍然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邓志峰,系复旦大学教授)

重建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
作者:彭林

  孔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删述“六经”,创立了以仁礼学说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将仁义礼智作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素,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向天下大同作为立国的必由之路。儒学在汉代定于一尊,这绝非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私相授受,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经”被尊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六经”扩展为“十三经”,并且渐次出现为解经而起的传笺、注疏、正义之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科目,它们彼此支持,相互烘托,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学科——“经学”。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人生理念、国家制度、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无可比肩。皮锡瑞说:“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梁启超说,宋元之后,《四书》成为全社会最基础的读物,故而成为大众“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为此,从《七略》到《隋书·经籍志》,经过漫长的探索,确定以经、史、子、集为中国文献分类的总纲,而以经部文献为万籍之冠,学者奉若圭臬,“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

  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体系,是基于当地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人文科学领域最具区域特色。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的学术特点。可惜前人削中国文化之足,适西方文化之履,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既有的文化体系,仓促而粗暴地将最重要的经学逐出了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肯定孔子与经学的知识精英依然在在多有。梁启超《国民必读基本书目》的第一本即是《论语》,他说:“《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六经》,“实为古书中之最见宝贵者”。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提倡国民读经教育,“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当年在清华,王国维亲自为学生讲授的课程是《尚书》《仪礼》《说文》,他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开篇即研究“六艺”的“艺林”。马一浮更声言,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足见经典之学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2001年,饶宗颐发表关于“新经学”的演讲,旗帜鲜明地指出,“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表彰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等,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彰显了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在举国倡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经学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在当代的大学学科目录中,经学学科依然缺位,这不公平,亦不正常。反思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文科体系的迷悟,在大学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作者:彭林,系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经学研究中的新材料新技术
作者:虞万里

  近二三十年来,围绕儒家经典的经义、义理、语文学和历史学,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仍然任重道远。以经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为例。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安国利用孔壁古文对读伏生今文以定《古文尚书》文本。二千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在利用这种方法考订史实,束皙和刘知几运用汲冢竹书,颜之推征信秦权碑刻,欧阳修互证金石,董逌、赵明诚考订石经,都在不断利用这种方法和拓展其范围。直到一个世纪前,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王国维悠游于甲骨卜辞、敦煌残卷、西北简牍、洛阳石经等诸多新材料之中,才将这种方法形诸文字,成为一种理论,继又得到陈寅恪的强化,成为近一百年来的学术灵魂。就经学而言,王国维在提出二重证据法理论之前就对三体石经和熹平石经做了深入的研究,石经是与经学最为密切的出土文献,它不仅标示出汉魏唐宋各朝的标准字体,更蕴含着丰富的今古文经文本异同的信息。就出土简帛而论,最关注新材料的王国维先生,因为面对的只有少量的流沙坠简,所以只能据金文字形论《诗》《书》中的成语,而现在不仅有郭店简、上博简的儒家经典,更有清华简、安大简和武威汉简中真真切切的《书》《诗》《礼》篇章,秦汉经典文本的样貌越来越丰富。如何沉下心来,在传世文本和石经残石、简牍残篇中去复原秦汉文本原貌,去寻找失落的汉魏经学脉络,是我们当前经学研究和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使命。

  看清汉魏经学面貌,当然离不开清代考据学。清代考据成果浩如烟海,《四库》仅收268种,《存目》所存308种,五种《四库》系列丛书所收清人经部著作1897种,与正续《清经解》等去重,总数不过在2000种左右。这只是清人经部著作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即使这五分之一的经部考据之作,我们在经典研究、简牍考证时能够查阅多少,利用多少,总结多少?举例而言,近一二十年研究清代三家诗者不乏其人,而大多针对王先谦等名人著作,其实清代究心三家诗者有六七十家之多,若以为研究五家、十家就可以写出清代三家诗研究之史,无疑是不全面的。就笔者所知,当下不少自诩为发现与发明的经典含义、简牍新义,其实清人早已写入著作,传之后世,只是被我们打入冷宫或束之高阁而已。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分期分批或分类地将相关的经学著作作提要、编年,或分类汇编,或编列观点,这样实有利于经学专题研究。

  要复原秦汉经典文本,探寻汉魏经学脉络,仅靠传世文本和出土残文还远远不够。张揖《广雅》汇集了很多汉魏六朝经师亡佚的经注,王念孙发现这些经注在一定程度上较传世的传注更能得经典旨意。所以,汉魏六朝经注义疏的辑佚工作值得重视。经注辑佚,清儒做过很多整理,但多寡异同随处可见。这不仅牵涉到注疏引文起讫的认定,更有古人引证的随意和书籍版本的不同。在大部分古籍善本公布,且古籍电子化普及的当今,重新辑佚、校核、整理清人辑佚成果,既可揭示六朝经学面貌之一角,也有利于看到与前人不同的两汉经学与经学史。

  新材料、新技术不能取代经学旧传统。清华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运用了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不仅大型而逼真的古礼仪式得以复原再现,与之相关的《仪礼》研究论文、论著也接踵产生,而其根本仍在于对《仪礼注疏》及其他古注的研读。古礼仪式能否成功复原,取决于《仪礼》仪节研究的正确与否,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而要求得《仪礼》仪节的正确,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印证出土文献,总结、依凭汉魏六朝注疏和清代考据成果。应该说,清华大学经学研究院的成立,不仅为古礼复原和《仪礼》研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也为研究出土简牍中的经典文本,梳理汉魏六朝传注义疏和总结清代考据成果搭建了新的舞台。

    (作者:虞万里,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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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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