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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8-09-21 10:06:18作者:项江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9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京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等二十多所著名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民俗学教学科研骨干参与本次会议研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萧放教授介绍,本次研讨会以“实践”作为关键词,源于新时代民俗学面临重大转型的迫切要求。为继承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者的学术遗产,回顾与总结中国民俗学科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成果,探讨新时代民俗学的发展机遇和未来方向,推动民俗学科的理论提升、服务乡村社会治理,会议围绕“民俗学的实践研究”这一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据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由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创建于1952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是全国民俗学教学科研的中心,也是中国民间文化调查与研究的中心。2015年,北师大民俗学正式转入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建设,在社会学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智库建设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的骨干作用,以民俗学为主体进行的“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列入了国家重大委托项目的子课题。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提出当下民俗学讨论“实践”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以非遗工作为例,强调非遗保护不仅是政府和学者的责任,更是社区成员自己的权利,因此必须坚持尊重不同主体的伦理原则。当多主体共同参与后,理论与实践必然不断相互影响,这促使民俗学者站在“实践”的立场上深化理论反思,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也会随之拓展。例如,美国和西欧同行们推行的“计算民俗学”、文学实验室与数字人文等研究方法,都是理论与实践相互启发的产物。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特别强调了村落传统研究的紧迫性与民俗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村落社会也正在面临危机。大批乡土建筑逐渐消失、村落空心化、传统伦理道德瓦解等问题,迫切需要社会的关注,尤其需要民俗学学科的深度参与。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民俗学的大本营,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学科调整之后,民俗学学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空前的,保持民俗学学科的独立性与生命力,对保护、传承与研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探讨乡村振兴的本土途径,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乡村振兴要靠文化,文化振兴之根在传统,尤其是民间文化。民俗学学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但学科发展也需要和现代生活相结合,坚持站在发展的立场上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他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剖析了乡村及其文化发展的现状:古村落大量消失、农耕文化根基动摇;乡村社会“空心化”,人才大量流失;城乡差距加大,农村贫困问题严重;农村和农民被城镇化、乡村文明日益衰落等。而面对这些现实问题,非遗可以在农村文化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非遗可以振奋乡村文化精神、建设乡村文化产业,对于乡村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有促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李国英作为熟悉民俗学学科调整历史的学者,李国英教授深知民俗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转入社会学一级学科后面临的挑战,并高度赞扬了“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路径,认为这代表了学科转型的重要尝试,并对民俗学今后的发展寄予厚望。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铁梁在《村落劳作模式与日常交流模式的转变》的主旨演讲中认为,民俗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在于它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人。当我们把民众视为自己生活实践的主体时,民俗学可以扮演中介者的角色,一方面浸润于民众的生活实践之中,与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感受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的知识进入主流话语。在这样的“实践”观指导下观察村落社会的变化,我们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村落劳作模式的转变”与“日常交流模式的转变”。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农业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孙庆忠教授以长期农村调查的丰富案例与数据证明,农村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集体失忆”,表现为与家庭生活的游离、与自然环境的疏离、对家乡历史的无知、对村落礼俗的漠然。而陕西佳县古枣园的实践证明,从搜集民俗文化开始,唤醒村落集体记忆,让村民看到了自己的传统,他们也就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村落凝聚力得以复兴、公共秩序得以重建,新的村庄活力开始形成,只有这种内生动力被唤醒后,乡村的全面振兴才有可能实现。

  萧放教授结合“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谈了《实践民俗学与北师大民俗学的乡村研究》这一话题。他认为,“实践”是一个首先产生于西方的学术概念,因此他首先回溯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理论与争论焦点;其次反观中国民俗学的实践传统,提出中国本土“风俗”概念中丰富的“实践”意涵。在总结并回应当下中国民俗学语境中使用的三种“实践”概念之后,他重点介绍了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乡村研究路径。他认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体现了北师大民俗学的三种转向:从民俗学研究到风俗研究、从行动者到自觉的行动者,以及从民俗事项传承到行动者实践轨迹研究的转向。

  在分论坛中,与会学者围绕“观风知政与民俗化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国家治理”“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日常生活实践研究”四个议题进行分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陈连山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员张勃,台湾大学中文系洪淑苓教授,山东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娟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王海侠等学者,以“移风易俗”为关键词,围绕禁放鞭炮、天价彩礼、丧葬改革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学者们一方面回溯古代“观风知政与民俗化导”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思考当下“移风易俗”的合法性,从传统文化教育、农村党建、信仰组织日常生活、民俗教化与生存策略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与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色音研究员、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江帆教授、东华大学中文系刘惠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毛巧晖研究员、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杨利慧教授、山西大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学科点负责人段有文教授,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国家治理”这一议题各抒己见,分析了官方主导非遗保护这一做法给民间社会带来的利弊两方面的影响,反思了在“非遗”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学者所应扮演的角色问题,并对“非遗”是否应该观光化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们认为,在当今社会,要使“非遗”在承续传统的同时进行良性重构与发展,把握“官民协作”以及“学者参与”的尺度、全面考虑观光化给“非遗”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林继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田兆元教授、东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彭衍纶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所徐赣丽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季中扬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谢琼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袁瑾副教授,就“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基于在乡村社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研究经历,学者们认为村落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经验、独特的治理智慧及相对独立有效的治理体制。以社会治理为关切点,以基层村落为抓手,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村落传统,对于传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历史与当代的融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对话,甚至是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有重要意义。家族、信仰、乡贤、规约、组织是研讨会中重点讨论的关键词。

  日常生活实践研究分会场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户晓辉研究员和尹虎彬研究员、山东大学刘宗迪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教授等就关于什么是实践、实践是否等于行动,以及先验性的实践是否具有意义展开热烈讨论。学者们认为实践不等同于应用,实践民俗学也不是公共民俗学,同时,从康德等哲学出发的实践,最好是使其成为民俗学一种方法,这样民俗学才能落地,才能真正指导学科。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和尉建文教授就乡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治理个案的微观表现,指出了民俗传统的运用与理解在今天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也让在座的学者们对社会学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民俗学有了更多的认识。此外,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德明研究员、中山大学王霄冰教授以及辽宁大学周福岩教授分别以村落传统的修复和道德伦理建设、家乡民俗学、民俗定义以及文化政治性与风俗衰微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会议在学科对话和多元化对话中圆满结束。据悉,北师大民俗学还将推出系列民俗学活动以进一步深化民俗学的实践研究,应对当下民俗学转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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