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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的连续性

2018-07-02 09:36:27作者:陈来等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30日 11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  

  “浙学传承与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举行。70余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本刊选取的四篇论文,集中展示了学界关于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欢迎广大读者朋友给予关注。

  有关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各地文化交流频繁,并没有一个地区是孤立发展的,特别是在帝国统一的时代。宋代以后,文化的同质性大大提高,科举制度和印刷业在促进各地文化的同一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文化教育繁荣发展的地区,都很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总态势下、中华文化自觉的总体之下各种局部的表达,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开展。其中“浙学”的探讨似乎是全国以省为单位的文化溯源中特别突出的。这一点,只要对比与浙江地域文化最接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最相当的邻省江苏,就很清楚。江苏没有浙江那么关注地域文化总体,其所关注的往往是“吴文化”一类。指出下面一点应该是必要的,即与其他省份多侧重“文化”的展示不同,浙江更关注的是“浙学”的总结发掘。换言之,其他省多是宣传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浙江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地域学术的传统。这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这与一个省在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学术资源或论述传统有关。如朱熹在南宋时已使用“浙学”,主要指称婺州吕氏、永康陈亮等所注重的着重古今世变、强调事功实效的学术。明代王阳明起自越中,阳明学在浙江的发展,学者称为“浙中心学”;清初黄梨洲倡导史学,史称“浙东史学”。明代以后,“浙学”一词使用渐广。特别是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的提法,清代以来已为学者耳熟能详,似乎成了浙学的代名词。当代关于“浙学”的探讨持续不断,且在浙江尤为集中。可以说,南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对“浙学”的学术论述,自觉地把“浙学”作为一个传统来寻求其建构。我以为这显示着,至少自南宋以来,浙江的学术思想在各朝各代都非常突出,每一时代浙江的学术都在全国学术中成为重镇或重点,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浙学”也应在这一点上突出其意义,而与其他各省侧重于“文化”展现有所分别。事实上,“浙学”与“浙江文化”的意义并不相同。总之,这些历史上的浙学提法显示,宋代以来,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浙学”被当时学术思想界所重视、所关注,表明近世以来的浙江学术总是积极地参与中国学术思想、思潮的发展潮流,使浙学成为宋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成分;反而,宋元明清以来的浙江学术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学派或学术传统,倒并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在我看来,浙学历史的多元性内涵已经使把浙学归结为某一种学派的努力成为不可能,“浙学”在历史上出现及其影响的重要意义是,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都在全国发出了一种重要的声音,并影响了全国,使浙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及其各种学术派别往往都有所自觉地与历史上某一浙学的传统相联结而得以发扬,同时参与着全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因此,浙学的连续性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说宋代永嘉事功学影响了明代王阳明心学,或明代阳明心学影响了清代浙东史学,而是说每一时期的学术都在以往的浙学传统中有其根源,如南宋甬上四先生可谓明代浙中心学的先驱,而浙东史学又可谓根源于南宋浙学等。当然,由于全国学术的统一性,每一省的学术都不会仅仅是地方文化的传承,如江西陆氏是宋代心学的创立者,但其出色弟子皆在浙江如甬上;而后来王阳明在浙中兴起,但江右王学的兴盛不下于浙中,这些都是例子。浙学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浙江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对“浙学”的肯定不必追求一个始终不变的特定学术规定性,然而,能否寻绎出浙学历史发展中的某种共同特征或精神内涵呢?关于历代浙学的共同特征,已经有不少讨论,如浙学重视事功与道德的统一这一特色,古人、今人申论甚多,就不必重复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观察,对已有讨论作一补充,即南宋以来,浙江的朱子学总体上不太发达。虽然朱熹与吕祖谦学术关系甚为密切,但吕氏死后,淳熙、绍熙年间,在浙江并未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发展,却出现了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的重要发展。南宋末年至元初金华四先生的朱子学曾有所传承,但具有过渡的特征,而且在当时的浙江尚未及于慈湖心学的影响,与甬上四先生在陆学所占重要地位也不能相比。朱子学是元明清时全国的主流学术,但在文化发达的浙江,朱子学始终没有成为重点。这似乎说明,浙江学术对以“理”为中心的形上学建构较为疏离,而趋向注重实践性格较强的学术。不仅南宋的事功学性格是如此,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也较强,浙东史学亦然。朱子学在浙江相对不发达这一事实可以反衬出浙江学术的某种特色,我想这是可以说的。

  浙学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于历代连续传承一种学术,而是每一时代的浙学都作用于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潮,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影响,足以为浙江学术的骄傲。至于浙学的连续性,我以为,重要的不一定是要把南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用某一家一派的主张来贯穿以呈现所谓的连续性,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浙学在历史上本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富于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南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浙东史学是“浙学最具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值得不断深入地加以研究。

  (作者:陈来,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浙学“由经入史”发微
作者:李圣华

  浙学兴于南宋,称得上是儒学的一次新变,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经史并重;经世用实;重于文献;综会博采。四者相贯通,形成了浙学独特的历史面目。浙学能自成体系,重要的一点即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近代史学家何炳松论浙学兴衰,总结为“由经入史”“由史入文”八字。《浙东学派溯源自序》:“唯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何氏以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故称之“浙东史学”。“由史入文”实未造成明清浙学之衰,抛开这一话题不谈,何氏所说浙学“由经入史”而兴则为确论。

  众所周知,朱熹批评浙人习气:“浙学却专是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以为浙学因“功利”致学问“博杂”,“博杂”重要表征即好史。他指责吕祖谦因“读史多”,昧于“文理”。门人黄义刚说:“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朱熹说:“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朱子语类》)朱熹的批评自当置于宋代“荣经陋史”与“经史并重”之争以及南宋中兴的历史语境下以作认识。而吕祖谦、陈亮皆好读史,欲明古今治理、得失成败,以为鉴世、中兴之用。吕祖谦《馆职策》、陈亮《中兴五议》及上宋孝宗诸书,语落实处,指明治道所缺,非深于史所不能言。朱熹“荣经陋史”与浙学“经史并重”目标一致,而途径、方法、思理不同,遂区为二途。

  “由经入史”是浙学崛兴的起点,亦浙学与闽学、湖湘学相异之关捩。经史并重奠立了浙学的基调,浙东学者传习朱学、陆学,大抵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接受与传承。南宋以后,从史学之盛的角度来看浙学,前后有五兴:吕祖谦、陈亮等“由经入史”,为初兴;宋末元初,以王应麟、胡三省、黄震诸子邃于史,为再兴;元末明初,宋濂、王袆、胡翰、张孟兼、朱廉等长于史,为三兴;明末清初,史学大兴,黄宗羲、谈迁、张岱、万斯同等号为名家,称四兴;清中叶,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绍浙学之统,以史学著,称五兴。由于史学成就卓著,学者甚至称浙学为“浙东史学”一派。这有一定的依据,但浙东史学、经学相依并生、相辅相成,以“浙东史学”统指浙学,无异于以小宗掩大宗,仍有未确。

  综观浙学嬗变的历史,其经史并重自有特色:

  经、史不相割离。学者兼长经、史,或专擅其一,“荣经”而不“陋史”。经学、史学之盛,此消彼长,未尝相离。吕祖谦等人持论经史不分。北山四先生善治《四书》学及《诗》《书》,兼治史学。黄宗羲讲学,教人以力行心悟、读书穷经为主,兼令读史,然梨洲门人多并治经、史,推毂“浙东史学”四兴。

  提倡“实学”。浙学“由经入史”,目的即在此。由于重“事功”,故不免于“功利”之讥。吕祖谦治史以为世用,重于“统体”。后世浙学承其绪,遂有《通鉴》学及编年史学之盛。浙东《通鉴》学发端于吕祖谦,胡三省、王应麟、金履祥为名家。吕氏《读书记》谓史书浩博,不易考知治体隆污之渐,盛赞《资治通鉴》用编年法,“兴废存亡之迹,可以坐炤”,“此观史之咽会也”。其辑有《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金履祥撰《通鉴前编》《举要》,究心史籍,与经训相发明。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辩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赞其“《通鉴》之功臣、史家之渊薮”。王应麟有《通鉴地理通释》《通鉴答问》。吕祖谦详节《通鉴》外,又撰《大事记》,亦启浙学治史重于编年之习。孙德之作《续东莱大事记》进于朝。黄震《古今纪要》,《四库总目》列之入“别史类”,实亦“大事记”之流。孙德之之书不传,王袆撰《大事记续编》,接续吕氏《大事记》。迨及明末清初,谈迁撰《国榷》,为一代明史巨著。史分纪传、编年,吕祖谦以为二者各有所长,皆不可废,不过著书仍偏嗜编年。后世浙学并重纪传,如宋濂、王袆、张岱、黄宗羲、万斯同皆长于纪传。《元史》《明史》成书,浙人功不可没。张岱《石匮书》与谈迁《国榷》,一纪传,一编年,为私家撰明史“双璧”,从中亦可见浙学风气。

    重于文献。吕祖俭称吕祖谦学问“稽诸中原文献之传”。《宋史·吕祖谦传》《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沿袭其语。何谓“中原文献之传”,今人众说纷纭。中原文献,简言之,即北宋儒学,不离于性理、经术,并重章句训诂、综会文献。吕祖谦综会文献,兼采汉、宋,折中诸家,谈性理不离经史,治经史不离“实学”。后遂演为浙学文献之统,王应麟、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传承尤著。全祖望修订《宋元学案》称王应麟“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称黄宗羲综会诸家,兼有“东莱之文献”。邵晋涵殁后,章学诚叹说:“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其二)浙东学者治经,义理、训诂并重,好综会文献。浙学史著亦颇有综会文献、蒐讨汇辑之功,《十七史详节》《大事记》《石匮书》《国榷》等皆是。浙学重于文献还体现在经史互参、章句训诂用于治史上。《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音注》《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前编》尤可为例。从吕祖谦到王应麟、金履祥,再到黄宗羲、全祖望,体现了浙学这一前后相承的学统。

  (作者:李圣华,系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
作者:王锟

  作为宋元明清时的儒学,浙学统天人、合内圣外王,是整体的、不可割裂的学问。然今人论浙学,多不见其全而见其偏,道术为天下裂。欲把握浙学的真相,须“回到浙学自身”,以整体主义视域看浙学。

  首先,浙学在地理空间上自成一体而非割裂。众所周知,“浙学”概念最早由南宋朱熹提出,特指浙地的婺学、永嘉及永康之学,并把它与江西之学、湘学加以对照,批评其“功利”“重史”色彩。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也被纳入浙学范围。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首次明确从地理学意义上把“浙学”与洛学、关学、闽学并举,特指宋元浙江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之学。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在地理意义上把浙学分为浙东和浙西之学,并强调“浙东学术”贵“精专”“醇雅”,而“浙西之学”贵“博雅”。民国时期,梁启超、何炳松等在继承章氏“浙东学术”基础上,推出了清代“浙东史学”的概念,凸显浙学的史学特色。可见,“浙学”是不断被建构而成的学术地理意义的概念;地理性、空间性是浙学的显著特征。20世纪以来,研究者、传承者推崇浙学,并把吕祖谦、王阳明、黄宗羲作为三大高峰,出现了金华、绍兴、宁波的对峙,俨然形成南宋事功学、明代心学及清代史学的分立,有意无意地造成了浙学研究在地理上的割裂,并由地理上的割裂强化了事功学、心学和史学的特色差异。然而若“回到浙学自身”便发现,浙学这种地理学意义的割裂是“伪命题”,因为浙学分布的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其地理空间紧密相邻、自成一体,人与物往来便利,学术思想交流互动频繁。具体考察历史就会发现,浙学通过家学、师承、私淑和交游等多重学术传承关系而相互交融。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与陈亮的永康之学,与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互动频繁;丽泽诸儒与北山四先生颇有互动;以吕祖俭为代表的丽泽诸儒与四明心学互动密切;还有北山四先生与四明心学的互动,黄震、王应麟与丽泽诸儒的学缘关系;宁波的黄宗羲对叶适、吕祖谦的推重等等。另外,明代浙中王学与金华朱子后学章懋也有互动,桐乡张履祥、嘉兴朱彝尊与阳明后学亦有关联。可见当时金华、永嘉、宁绍地区的学术思想交互影响很大,不同学说、观点的交汇超过今人的想象,而在交流影响过程中形成浙学的“交叠共识”,即皆讲义理、心性、事功、史学。

  其次,浙学是理学、心学、实学的统一而不是割裂。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更有甚者,由于程朱陆王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多谈史学事功,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或实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学最根本的问题,乃是力图融心性与事功为一片,以矫汉唐儒学心性与事功二分之弊(钱穆先生语)。也就是说,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同样,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黄震、王应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章懋、张履祥,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杨简、王阳明、王畿、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辨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教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再次,浙学是气本论、心本论、理本论的“三系”统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最大的成果便是宋明理学的整理,梳理出“理本”“心本”“气本”三大流派,可称之为宋明理学的“三系论”。程朱、陆王、张载船山各家学说虽有不小差异,但他们共享有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观。而讲天地万物的变动生生、气化流行,就涉及万物生成的材料、秩序及目的性。具体说,涉及万物生成的材料——气,万物生成的秩序条脉——理,以及生成之目的和意向——心。事实上,任一物的气化生生过程,都是该物气化之材料循一定秩序并依照一定目的而实现的过程,随之形成所谓的“理本”“心本”“气本”。也就是说,对万物气化生生的形上学追问,逻辑上蕴含着气本、理本、心本三个因素,然而此三者互为关联、相互依赖、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共同表达了宋明理学生生不息的宇宙论。

  最后,浙学与湘学、关学、闽学、江西之学同属于多元一体的儒学大家庭。在宋元时期,与湘学、闽学、江西之学一样,浙学是宋元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分支,并不是“歧出”或“异类”。我们若能跳出狭隘的“地方意识”便会发现:浙学与其他地域儒学一样,都是宋元明清儒学大家庭的一员,有共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因此,今人不必担心浙学的“地域化”,更不必过分“拔高”浙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龙头地位,因为对浙学的“地域化理解”,非但不贬低浙学的价值和贡献,反而在与其他地域儒学的对照中更能看出它的共性与个性。

  (作者:王锟,系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浙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
作者:吴震

  “文化”带有地域性、特殊性乃至民族性特征,这是当今全球化理论亦不得不承认的现象,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趋向同一化或同质化,相反,它可以带来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文化原本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现象,自先秦孔孟开创以来,经汉唐的发展演变,特别是随着帝国“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从而被纳入国家文教制度当中,获得了跨地域的全国性发展,突破了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了遍布全国的笼罩性特征,而思想义理的深入掘发,也使得儒学知识带有了普遍性特征。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复兴而发展出“道学”一脉,这种以追寻天道性命之理的义理化儒学形态既有濂洛关闽的地方性特色,更主要地表现为全域性普遍知识的特征。

  浙学在宋明转型(含元朝)之际的儒者认识中,是一个内含丰富、所指多样的地域性知识形态。

  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角度看,“浙学”兴起之第一波,即自南宋始而及于明初;中晚明时期,阳明心学肇兴于浙江绍兴,然其余波所及则遍及天下,是为“浙学”中兴之第二波;清初至乾嘉时期的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至章学诚,则为浙学发展之第三波。由以上三期之发展略可窥见,“浙学”含义所指十分宽泛,以学派言,含道学、心学以及事功之学等,以学术言,有义理之学、经史之学乃至文史之学等,故“浙学”内涵难以获得一个确切的定义,其因在于以地域之名而统称某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往往失之笼统。因此,有必要将浙学置于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视域作全盘的审视和了解。

  浙学文化的兴起与流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两宋文化非唯儒家经学一枝独秀,由经学开出程朱义理之学,足以代表两宋儒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助推儒学复兴亦最为有力,然并不足以覆盖两宋文化之全貌。北宋元丰间有“永嘉九学士”,如刘安节、许景衡、周行已等等,其中多与伊川洛学有所交结,随着洛学南传,推动了浙江洛学一脉的发展,而且其传承有自、脉络可寻,例如两宋之际曾游伊川之门的周行已及其弟子郑伯熊便是其中的杰出领军人物,成为浙学中道学一脉的重要传人。

  其二,与注重经典诠释、义理阐发的洛学传统有所不同,由经入史、以史通经的经史交汇之学术趣向在两宋浙学的历史上亦由来有自,例如以力挽中原文献失传之颓势,重建中原以来的文史传统,构成浙学中注重现实关怀的精神传统,使浙学中以文献传承、史学建构为特长的婺学一脉构成了南宋文化的一个重要面相,此为金华吕氏为代表之浙学的最大特色。

  其三,宋室南迁,至乾淳年间,道学渐为思想大潮之际,浙学中却有永嘉、永康的所谓“事功之学”异军突起,此两系之浙学代表为陈亮和叶适,他们在思想上重实事实学之旨趣非常接近,大多喜谈王霸、力主事功,浙学中事功学与南传洛学之朱学、江西陆学之心学恰成鼎足之势,然而由于事功学被道学家贬为“功利之学”,在宋明时代的思想史上始终处在边缘的境地。

  其四,自宋末至明初,浙学中特别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朱学传人,构成浙学“金华”一系的朱子后学,盖其四人于推动朱子学贡献尤大。然此四人均非墨守朱学者,既与吕氏婺学时有交结,又在思想上关注道德性命之理论追寻的同时,推重经史制度、着力于文史之学,及至明初则有金华宋濂、义乌王祎等相继而起,复传朱子义理学,并对吕氏文史学以及浙东事功学的学术亦有汲取,其为学主张经史并重而并未偏于性命义理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朱子义理学在元明以降已呈后劲乏力之现象。

  其五,当淳熙年间理学兴起之际,除东南三贤(朱子、张栻、吕祖谦)外,江西陆九渊独创心学,被朱子称为其思想已滑入禅学的“江西之学”,而陆氏门下有四明杨简等四人,史称“甬上四先生”,于南宋末年将心学传至浙江,在四明一带构成了心学发展的重要一支,尤其是杨简的著述在明中叶得以整理出版,随着其思想的重新出场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拥护者与批判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故江西象山学、四明系心学余波与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潮也多少有间接或直接的关联,而浙学传统中心学一系对于儒家心性学之发展确有重要贡献,诚为不可忽略之现象。

  实际上,“浙学”一词可有广狭两义的理解,从狭义上看,专指南宋乾淳之际的婺学三支:吕祖谦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以及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此为全祖望之说(《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序》),而其说或源自明初杨维桢(《宋文宪公集序》),只是杨以叶适代陈亮。从广义上看,浙学更应包含道学一脉的洛学传统以及心学传统。故浙学不仅内含史学、经学与制度之学,更有“性学”(杨维桢语)与心学的思想传统,既有朱子后学又有象山后学的传承流变,各种浙学流派之间既有交互影响又有互为排斥的迹象,呈现出浙学思想趣向的复合性、多元化特征。倘若以功利之学概括浙学(如朱子),或以史学涵盖浙学(如章学诚),则不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遗患。

  然而从一个纵览全局的观点来看,一方面,两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迅速南移推动了浙学的文化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儒家文化的全国性推广也促进了浙学的多元化拓展。因此,浙学即是一种严格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同时也随着非浙江出身的士人阶层的广泛流动而导致他们在浙江产出的思想带有了其他地域的知识特征。例如就宋明思想的全局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很难以地域知识来局限,因为洛、闽之程朱与赣、浙之陆王的思想展开在宋明时代已呈现遍及各地的态势。

  同样的道理,浙学虽发源于两浙地域,然其学术思想的多元性格表明浙学也必有全国性的意义,犹如儒家语言所构成的知识是特殊的,然儒学思想所表现的理趣却有普遍性那样,浙学既是地方知识,又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反过来说,儒学普遍性又需要地域性文化资源才能呈现。从这个角度看,承认浙学是一种地方知识并不是矮化自己,而在承认地方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促进互相学习和对话,正是在具体的差异中才能达到某种共同的肯定和普遍的承诺,才能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作者:吴震,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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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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