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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新篇章

2018-05-21 09:52:41作者:李义天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1日 15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本期主持:江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

  主持人语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现代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起点,也是我国目前伦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新时代,中国伦理学不仅不能回避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范式,而且必须认真梳理这种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细致探讨这种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基础概念、具体方法与历史意义。在此意义上,汲取历史资源、继承前辈成果、面向未来世界、开启全新篇章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伦理学界响应时代呼声、体现中国特色、回答人类问题、实现理论原创的思想与知识选项。

  新时代呼唤新的气象。新的气象不但需要改革者与实业家的稳扎稳打,更需要知识界与理论家的自信自觉。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左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左右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目标,不仅关乎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同样也关乎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面对新的时代要求,每一位中国伦理学人都需反躬自问:我们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才可以在15年后有助于促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实现?我们究竟又应该贡献怎样的知识、理论与思想,才能够在30年后,使我们的道德观念和精神文明与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匹配?

  毫无疑问,在诸多可供选择的答案中,一种承接历史脉络、回应经典问题而又立足中国现实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将成为我们理应优先考虑并认真对待的选项。这既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要地位有关,也跟整个中国伦理学界的发展大势相连。因此,梳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线索,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范式,开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崭新篇章,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之一。
 

作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

  思想始终是历史中的思想。思想也只有在历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准确的观察与有效的解释。为了建构一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梳理此前曾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样态并探究其内在规律,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知识基石与逻辑前提。前者的真实和准确与否,不仅决定着我们对于后者的当前认知是否合理,更决定着我们对于后者的未来延续是否恰当。

  人们常常认为,若要恰当地叙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必须首先恰当地界定“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可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世界传播过程一再表明,试图立即对这个问题给出某种单一的回答殊为不易,甚至可能并不现实。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复杂而多样的知识光谱。其中,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伦理问题的论述,也包括他们后继者及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所提出的观点、所参与的论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进程,正是由这三类作者的讨论及其思想文本共同构成的复杂景观。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三者的讨论其实并非在同一层面展开。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他们直接面对且亟待回答的问题是:“道德是什么?”“人类社会存在哪些道德?”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话,应当出于何种理由而提倡何种道德?”由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亦可称之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然而,对于他们的后继者和研究者来说,情况则不同。因为,后者所直面的并不是关于道德经验或道德现象的事实问题,而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业已提出的伦理思想本身。也就是说,后继者与研究者此时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不是“道德是什么”,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看法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根本任务便在于,澄清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合理地引申或建构一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的伦理思想范式。

  因此,与其说我们是首先有了一个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确定义,然后再根据这条定义来梳理和描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不如说,我们恰恰是(也唯有)通过梳理和描述这段思想史,亦即,通过考察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与研究者之间充满张力的伦理思想变迁,才逐步提炼出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明确回答并整合为一种可能的伦理思想范式。

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研究

  如何从思想史的既有资源出发,将其中已经形成共识的问题和观念融为一体,并在表述过程中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和立场,成为从整体上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的必由之路。

  任何一种伦理思想范式都有自己的困惑和痛点。正是这些困惑和痛点的存在,使得伦理思想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尽管他们对道德、正义、权利等概念常常给予抨击,但是,当他们在面对一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群体时,当他们发现其中一部分人不劳而获、脑满肠肥,另一部分人终日辛苦却步履维艰时,他们毫无疑问地对其中蕴含的“异化”“剥削”“分裂”等社会缺陷表现出难以遏制的愤慨与鄙夷。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无论是否把这样的社会状况视作“不道德”或“不正义”的,它们都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因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人类本可以生活得更好,人类也必然生活得更好。在那里,没有异化,没有剥削,也没有社会的撕裂。

  当然,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剥削和分裂予以批判并由此引出若干积极价值,尚不足以使得这种伦理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一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不仅在于它所谈论的内容涉及上述规范维度,更在于它所运用的方法能够兼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图景。前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始终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有根本的否定,始终对共产主义社会持有坚定的愿景,始终对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持有深刻的认同。而后者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始终把道德视作被决定的上层建筑,始终把道德视作受限定的历史产物,始终反对那种形式的、抽象的伦理知识体系,始终主张要对伦理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历史的批判,并最终希望通过这种具体的批判而得出适用于具体条件的伦理思想。

  可以说,正是方法上而不是内容上的独特性,构成了一种伦理思想范式堪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的关键原因。尽管这看上去会有损伦理思想的普遍性或必然性,但却使它更加符合作为一门实践知识所应具有的经验性与历时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论特征将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不断响应现实的历史语境、从而不断生发出鲜活的历史个案提供充裕的空间。

作为个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

  正如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能以单纯的观念形态存在一样,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也必须加以现实化和具体化,才能体现自身的生命力及其同其他形式伦理学之间的差别。所以,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必然会在所至之处,同接纳它的文明传统发生某种结构性的融合,形成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个案。而这不仅是那些接受它的人们的自觉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自身的内在诉求。

  因此,当我们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进程、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的一般状况之后,必须立即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的工作之中。对中国学人来说,这项工作无疑将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研究。

  一方面,这项研究意味着,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围绕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并论证某些核心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该研究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到当代中国的具体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心理领域,结合既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刻画并反思其中已然存在并正在运行的道德原则,从而得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道德社会学和道德心理学。这两方面虽然不是对“何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直接回答,然而,它们却是那些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的中国学人,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经验进行梳理、探究和提炼的产物。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个案形态,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并不需要拘泥于自身的区域意义。因为,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同样也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而迈上新台阶,面临新任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必须在足以解释中国问题的同时,还能够合理具备某种世界意义,能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者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者提供有价值的伦理启发。

  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其世界意义,既取决于它是否把握和反映了当代人类伦理生活的规律,还取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处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否与中国所经历的情况具有相似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方案具备某种世界意义,这种意义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后验的,它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经历实践检验的。但也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才会显得真实而厚重,其世界意义才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借鉴的可能。

  (作者:李义天,系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17ZDA02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伦理学论域

作者:李培超

  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因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对某个伦理学命题的研究,或者是对某个概念、范畴的研究,等等,都需要以解读、研究经典著作为基础和前提,即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究竟敞开了怎样的伦理学论域。概而言之,这一论域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价值主题,二是方法要旨,三是思想特质。弄清楚这几个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范式以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价值主题

  伦理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学科,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流派和学说,尽管在关于伦理、道德等概念的理解诠释上也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但是伦理学总是关涉人的发展完善和自我实现,这应是伦理思想史上的共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也始终贯穿这一价值主题。他们对这一主题关注的逻辑进路可以概括为:从早期带有浓厚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的阐发,到对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初步关注;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发现道德的现实基础,到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批判来寻找人类解放的承担者;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人的本质存在,到对无产阶级使命的确认;从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到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探索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和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个价值主题贯穿于思想发展的始终,而且更进一步赋予了这个价值命题以丰富的现实内涵。从思想史上看,尽管许多思想家都谈到了人的完善和发展问题,但他们却习惯赋予这一命题一种形式化的指涉。这主要在于,这些思想家总是悬置人的具体生存发展条件和现实需要,以抽象的人性预设为出发点,把人的自由、完善或发展这样的命题诠释为个体内心的道德体验、意志指向或应然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对这一命题的探讨也就充斥着“形而上学无谓的思辨”。

  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把现实的个人确定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现实的个人不是指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不是“唯一者”“实体”等纯粹观念的虚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人,不是想象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归根结底,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个人看成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交往的产物、时代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因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不是通过思维或主观臆想所能实现的,而是要取决于个人生存发展的诸多条件的改变或完善。这样,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命题在马克思这里就成了一个包含丰富现实内涵的实质性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伦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用的方法。”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其他各种唯心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来阐发自己的伦理思想的。一方面,他们批判后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市民社会所采取的非批判立场、散布各种各样的道德说教、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虚张声势的道德救赎诺言。譬如,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离开人的现实存在和实际需要来编造出实现人的道德救赎的神话,把无产阶级在现实中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消融在道德批判或宗教谴责中;批判麦克斯·施蒂纳撇开社会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来虚构人类道德演化的历史,把不同类型利己主义思想的衍替说成是道德的历史变迁,用道德说教来完成对现实的改造和承诺。

  另一方面,他们更反对后者悬置人的现实生活基础、完全靠抽象思辨来虚构道德起源、发展规律及其作用的学说,即反对他们在伦理道德问题上所采用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在伦理学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也重视发挥人的“抽象力”,但特别强调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和现实交往出发来探讨道德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功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哲学是最懂生活的,伦理道德要具备现实生活的品格——“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来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而现实生活中社会经济关系总是通过具体的利益表现出来,因而可以把正确理解的利益看作道德的基础。所以,归根结底,道德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离开了这一点,道德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既无历史,也无发展。因此,是现实生活赋予了道德存在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实践性品格。因而,面向生活世界、直面现实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的伦理学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

  每一个伦理学家和伦理学流派都有自己的问题域,由此也形成了各自伦理思想的特质。而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就是,立足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探寻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现成地套用任何西方伦理学的范式(诸如德性论、义务论、情感论等)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也就是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当成标签任意张贴是错误的,是必须要反对的,而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任意贴上各种时髦的标签更是错误的,更是必须反对的。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视域所呈现的价值主题、方法要旨和理论特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始终要以人的发展完善为导向目标,始终要面向生活并引领生活,始终要体现出服务人民的思想品格。

  (作者:李培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
作者:武卉昕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有关道德的基本观点为这门学科奠定了价值坐标,提供了研究总则。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在20世纪初的革命者与思想者,列宁具体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范畴、现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科学阐释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创新实施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

论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范畴

  列宁遵循理论发生的逻辑,对道德本质、道德功能、道德价值、道德原则等伦理学基本范畴进行阐释,形成独特的理论创建,并在实践中有所验证,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基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观点,列宁进一步明确了道德的阶级本质。他认为,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不存在的,道德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诉求。这样,道德不但具有阶级性,而且要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目的;基于对道德阶级本质的判断,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道德性,并将其作为新社会发展的实践力量,“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是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在这里,列宁直接指出了道德为人类摆脱劳动剥削的社会功能;当道德为人类摆脱劳动剥削的社会功能真正实现的时候,道德价值才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来;在列宁那里,道德本质的彰显、道德功能的发挥和道德价值的实现是通过道德原则的树立来达到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和民主、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勤劳、纪律和觉悟等道德原则的具体研究更在道德实践理论层面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苏联的发展以及有效地干预社会道德生活奠定了基础。

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现实推进、用阶级分析方法界定道德归属上。唯物史观作为看待全部道德问题的总方法必然导致在进行社会道德分析时,要坚持阶级分析法,这是列宁推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遵循的逻辑基础。

  列宁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道德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未竟的,而被列宁成功地创造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下,推进了道德唯物史观的发展,将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付诸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当中来。在对全新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道德问题解决上,比如在处理俄国国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在解决工会问题上,在制定共青团的任务上,在民族自决权的认定上等具体新鲜的任务时,都实际地贯彻了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总方法论指引下,列宁继承了恩格斯“生产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东西”的方法论立场,在他看来,每一种生产关系都会产生相应的道德观点、道德原则、道德标准、道德习惯、道德传统。列宁不但明确了生产关系对道德的制约性,而且明确了道德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对错误伦理观进行批判;列宁将对一切道德现象的考察均放在宏大的历史视野当中,而不是就道德论道德,在对俄国当时具体的道德现象、道德事件和道德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阐释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

  列宁以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和科学的伦理学研究方法,科学阐释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如果说,对于伦理学范畴的论证和伦理学方法的推进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那么,列宁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阐释则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为独特的理论创建。在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体系内,作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勤劳等具体原则分别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制度原则、信誉原则、价值原则和操作原则,构建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完整理论体系。

  在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体系中,集体主义是核心。列宁“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具体原则是集体主义总原则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能够通过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实现人民福祉,是共产主义道德可行性的制度原则。列宁特别强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他认为,正是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奇迹。忠诚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信誉保证。列宁秉承马克思“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主张,坚信“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因而坚持道德建设和道德生活也应由人民来创造的观点和原则,在这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价值原则。勤劳、纪律、觉悟、守信等具体原则保证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可操作性。

创新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列宁开创性地实施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理论是以劳动教育为核心内容,以集体劳动为主要方法,以培养创造性为目的,以青少年和青年为主要对象,在教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系统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新性贡献。

  在劳动实践中展开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形式和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自学教育、军事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内容和手工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农村青年学校、国际儿童周、收割节、少先队组织等组织形式保证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在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中,集体劳动不但是主要方法,还是培养团结互助的手段。“集体主义是合作。教师与学生的广泛合作有利于加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的社会合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继承性”;劳动的实践性强化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创造性及其目的。创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理论并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贡献,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与具体的社会道德实践相结合,用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培育社会道德生活。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范畴的论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方法的推进、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阐释和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实践,对今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仍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武卉昕,系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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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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