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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隐身 史实开口——我看当代作家年谱的写法

2017-11-20 10:47:45作者:李润霞 李雪 杨晓帆来源: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20日 11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编者按

  9月4日,本版头条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文章《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拖延不得》。作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即将步入70年的历史轨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应该有一种紧迫感,通过“口述史”等方式搜集和辑佚各种文献,开展年谱编撰工作,积累第一手研究资料。这些观点为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富有操作性与实践性,引发文学界的关注。本版今日刊发一组文章,就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现实意义和具体方法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文学研究中,与作家研究密切相关的传记和年谱是一种悠久的文学史学研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做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做年谱却有史学就够了。”他指出的正是传记和年谱同中有异的写法:传记还需要文学之技巧,而年谱则不必,重史为全部要义。但梁启超这样的提醒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却有了另外的走向。胡适在《藏晖室劄记》中一语道出当时作家之文风:“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也。”胡适引出的思考是:在传记之可读性与年谱之可信性上,文史各长,或许不可兼求。年谱若近自传,在增强文学性的同时,是否也减少了史学性?年谱在写法上究竟是应该让作者过多现身说话,还是应让位于史实本身开口?

  作为作家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整理工作,年谱是以编年纪事的方式客观全面地集纳作家的生平传记与创作活动,它是作家一生创作与生活的编年史,是纪传性和纪实性的整合。所以,作家年谱既有作家传记的特征,又非纯然的作家传记。它不能像一般传记那样,为了寻求可读性而进行文学性发挥,或进行合理的情节性、故事性加工,而是基于史料文献为史实基础的客观还原记录,不能添油加醋,更不能虚构想象。作家年谱只能根据文献、档案、采访、访谈、日记、自述等历史材料进行全景式、互证式的白描叙写,其写法虽然呈现出条目式、年表式的枯燥,却是史学研究必须坚持的写法。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在年谱写作中,其实并不需要作者太多的才气外露,而更多强调作者隐身后让史实本身开口说话、求真求实的史家纪年写法。

  作家年谱具有“零叙述”的纯纪实特性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与作家个人史料相关的叙述性文字大体包括两类:由作家本人创作与编订的作家日记、自述、自传与自定年谱,由他人创作与编订的作家传记、评传和年表、年谱。相对而言,自传、传记类写作虽然以史实为本,但往往是一种带着情感、情绪的追述式或追忆式文学写作,有时会刻意对细节夸大或屏蔽,或者在传主与研究者之间构建某种精神知音而进行想象性对话。不管是自传还是传记,都会在史料呈现、还原的基础上通过“纪传式叙述”而具有“故事性”特征。而年表、年谱写作则是一种去除故事、传奇质地的纯史料集成,是对传主从生平年表到创作年谱进行“零叙述”的纯纪实写法。面对同一个传主,同样以史实为本,纪传与纪实写法却大异其趣,年谱作者隐身在史实背后,成为客观记述、冷静归档史料的史学家,而传记作者在对传主跌宕命运“同情的理解”中有时会化身为与传主进行文字对话的文学家,或是传主创作与人生来龙去脉的解说员和阐释者。

  在此意义上,传记可以由很多人写很多本,可以因年代不同评述重点不同而写法不同,做年谱却因为“有史学就够了”,故以史学研究为圭臬的年谱只要有一本完备优秀的就够了,后来者仅需查漏补缺续编史料细节而已,否则就是重复性的研究工作。比如鲁迅传记,已有的30多个版本,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年谱面对的问题则是,如果档案材料有新的发现,或者文献尚有新的挖掘空间,年谱才值得重新修订,增加历史细节,以丰富传主形象的立体性。比如,当代作家路遥,多年来已有较多不同类型的各种传记类文本、回忆性著作,包括《路遥评传》《作家路遥》《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等,去年出版的由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是在综合了所有传记资料之后完成的第一本“路遥年谱”。该年谱同时也是作者对两年前出版的编年类作家年表《路遥纪事》所进行的史料细化和充实。

  相较于既受普通读者又受学术同行欢迎的作家传记与评传,年谱写作更重史料而不重可读性。上海文艺出版社连续多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评传”系列,与作家的年谱对读,足以勾勒出一个作家在人生和创作上的丰富性。如果说传记作者的传记写法有知音型和旁观者型两大类,那么年谱写法基本是旁观者型的一种写作:史料陈述,作者隐身。其中,部分学者既著有作家年谱,同时又著有作家传记与评传。好的写作者能够以两套笔墨,两种写法在传记、评传与年谱之间恪守某种界线。比如徐瑞岳的《刘半农年谱》和《刘半农评传》,易彬的《穆旦年谱》和《穆旦评传》等。不同写法既使故事与史料各有来处各有去处,亦使评论与史料互相使用与互证,读者所见则是故事性与纪实性各自见长的纪传与纪实。

  完整呈现作家日常生活的“震惊处”与“平凡处”

  年谱写作是在时间轴意义上对作家生平与创作进行的全记录,不论大事小事只需按照年月日逐条次第铺排罗列下来,甚至是以一种流水账式的写法,完整同等呈现作家人生与创作经历中的“大变故”与“小确幸”,这种写法需要的不仅是作家生活事件中不论“震惊处”还是“平凡处”的各种事实支撑,更需要的是历史细节的真实还原。这一点与传记写作略有不同,同样都是基于历史的真实性,传主生命中的“震惊事件”或思想、创作转变的关节点往往在传记与评传中成为“亮点”和“重头戏”,考验着写作者对传主生平活动的取舍判断能力和文字铺陈功力;同时,传记作者如果进入完全的细节真实展览而不做任何评判,则传记写作更接近于年谱写作;相反,如果在基本史实上加入较多文学性与故事性的描述,则成为典型的文学评传。

  程光炜先生在写艾青传记时用了“年谱写法”,在写到极具“阅读看点”的艾青婚变人生时,却基本不做评价,而是让史实说话,用大量真实历史档案和与当事人、知情人的访谈,综合、全面、客观地呈现艾青婚变细节与过程,尤其是在书中全文抄录了艾青亲笔所写、向法院提交的申诉状《关于四个孩子抚养费问题的说明》,共计3000多字。这些原始档案是作者与家属长期沟通后得到的“隐私级别”资料,属于首次面世,它们使得《艾青传》更加接近年谱写法。这种传记中的年谱写法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无法评述中显得更为真实客观,更能完整展现艾青的复杂情感生活与创作情绪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家庭生活的考证与叙述对于传记或年谱写作同样具有“震惊”与“平凡”的效果。实际写作中,在家庭文献和日常生活档案细节上得到真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中管窥作家现实生活困境、思想变动与创作情绪之间的联系,往往为传记与年谱研究提供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史料支撑。目前,各种著名作家传记对传主家庭纪事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或因年代久远或因家属不信任不支持而致无从下手、史料阙如,或为尊者讳而回避史实,或以传闻过度想象传主故事。这也是传记与年谱最难着笔之处。从年谱所追求的真实性而言,如果缺失了与文学创作同步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则作家生平的时间轴就会过于跳脱而显得不够完整。

  作家年谱折射出“大环境”与“小环境”

  年谱记录的是一个人漫长的生活经历,但并非孤立的个人创作史和生活史,而是一个人在其历史变动里与整个时代的对话,所以年谱写作实际上具备文学场域与历史场域所共同构成的“同时代性”——它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合成,既包括远距离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与作家生活的现实时代所辐射的“大环境”,也包括近距离的作家个人交游、工作单位与亲友邻舍等构成的“小环境”。写法上,为了凸显作家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同时代人的整体文学风貌,年谱通过传主与同时代人的通信、参与政治或文学社团活动等,聚焦作家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思想蜕变、创作缘由与文学原型,同时通过“本年”的写法全景式展示与传主相关的同时代人和同时代政治、文化大事件,或远或近,使传主不是孤立于世,而是共生共存、互动于一个具体的时代文化语境中。

  如果说年谱中传主自己的家世婚恋、个人写作道路、文学活动等所有细节的详尽梳理是一种个人化的“小环境”复原,那么,“本年”中“同时代”与“同时代人”的史料罗列亦非闲笔而是文学圈的“大环境”建构。比如王刚的《路遥年谱》引证了大量路遥与他人的书信和同时代其他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仅1969这一年的编年条目,即已清晰标明了路遥所处的远距离与近距离交汇而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由此带出路遥文学创作与“特殊的同时代人”影响下的资源与来源:“1969年,路遥20岁,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延川县插队落户。延川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高中及清华园中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各个县的生产大队劳动,闲暇时间读书成为主要的业余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路遥生活的文化环境。”正是这种背景式勾勒,路遥与其同时代建构起了一种密切的文学与精神联系。

  从学术角度来看,年谱是最接近史学的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说,年谱最重要也最需要的就是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写法。作为作家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史料史实是年谱写作的学术生命线,年谱作者不必论道不应评判而应退场,让位于史实本身开口,这才是年谱的真正写法。

  (作者:李润霞,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与经典的建构与解构》成果之一,项目号为13BZW150)

 

当代作家年谱与当代文学史共生同步
作者:李雪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如《东吴学术》2012年第3期开设“学术年谱”专栏,2014年推出“年谱丛书”等。当代作家年谱,以谱主生活的年岁为纲,月日为纬,根据当时活动剪裁史料,真实地记录作家思想演进和创作变化,也叙述了许多与作者相关的人和事,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所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辑佚考据价值、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话题,可谓“以史实考证为依托,持之有据才能言之有理”。许多历史学家都讨论过古代的经、史、子、集等的史料价值差序。其中,谈到集部之书,历史学家翦伯赞说:“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的资料,尽人皆知。章实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实……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而且又何只一人之史。……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对一个重要作家特别是健在的当代作家的研究,可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年谱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对作家进行从小到大、从头到脚的全方位扫描,以第一手可靠的资料,随时充实、理顺、校正研究理路,催生出新的研究路径,成为研究资源的储备与库存。

  当代作家年谱史料价值首先强调客观呈现,注重历史还原。年谱史料的真实性、时效性远在作家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之上,符合梁启超提到的“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的史料学原则,即所谓“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文学的世界有三种,创造作品的作家世界、作品传播中的世界、读者欣赏的世界。后两种世界必以前一世界为根基。年谱所还原的正是作家的世界,它要还原作家确实经历过的点滴往事,从中考察作品与作家生平的关系。因而它要尊重客观真实,以作家其人为中心来记事、叙述,使作家的真实面目、真实的生活史公布于众,不能主观随意,以过于个人化的视角强行介入,进行想象化的臆造与虚构,更不能依凭欣赏者一时的好恶,将一厢情愿的联想世界径直地视为作家的世界。德国哲学家布洛赫认为:“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根据资料来叙述历史。”年谱可以通过史料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它们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和裂缝中展开思考与质疑,从中发现新的可能性。年谱还可以为文学作品的辑佚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是作品辑佚的重要史源。在年谱中势必要梳理大量作家自作或他作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有时在编纂作品集时往往会因未见到而漏收,致使其成为佚作。从目前年谱成果可以看出,年谱在文学作品的辑佚研究中还将会有更大的贡献空间。

  中国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占有重要地位。“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作家。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文学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作家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倾向,乃至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根据现有文学理论观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过:“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总之,文学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作家的社会背景、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掌握作家的身世、经历,有助于了解时代和社会对他个人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体现着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是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是探究作品深处秘密和深刻意蕴的有力向导。有些作品,不能仅仅从个人的人生态度视角来考察,而应该联系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与深入探究,理解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给予作家作品以正确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因此,当代作家年谱有必要将作家放在具体的社会大环境中分析和考察,了解社会的变迁和进程,以深化对作品价值的认识。

  当代作家年谱作为历史文本,实际上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史料园地。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史料,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单个作家年谱的文学史料价值可能显得单薄,而把多个作家的年谱通过专栏或丛书的形式集纳起来时,它的特色和价值就能得到充分彰显,甚至可以粗略勾勒出一部微型的当代文学史。在年谱与文学本体特性的比较中,我们能体认其纪实性、真实性的文学史料价值。同时,它所提供的史料既指向作品也指向作品之外更广大的领域,让我们注意到作品其实是存在于年谱所呈现的史料语境之中或当时的文学生态中。所以,当代作家年谱不仅会让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细化,还会使当代文学的史料来源更独特、更系统。当代作家年谱以其史料价值参与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当代作家年谱研究的内容甚至形式,本身就参与着正在进行时中的文学历史书写,或者说就是当代文学史的史实依据。它们所体现出的文学事件是当代文学的原生态历史。它书写了某位作家的交往史和成长史,也为作品的解读提供着历史信息和历史语境。总之,当代作家年谱与当代文学史共生同步,是纪实的、极具时效性的显现与还原,并建构着当代文学史。

  (作者:李雪 单位:哈尔滨学院)

当代作家年谱研究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作者:杨晓帆

  对当代作家特别是50后作家进行年谱整理是否必要,关系到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虽然仍有意见认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版图中指认“当代的‘鲁郭茅巴老曹’”,容易混杂其他感情因素,但50后、部分60后重要作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实绩,又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小传统”。在目前针对新时期文学的多种资料汇编、作家选本与文学史叙述中,关于他们的经典性价值已经形成一套稳定共识,一面为评价其新作甚至理解当下文学生态都提供了有效的历史参照和批评支点,一面又制造着成规。如谈到莫言就一定会从“民间性”“魔幻性”和乡土中国的现代书写等角度入手,余华的研究者都熟悉他的“暴力叙事”与“先锋转向”,论及王安忆就必然涉及“上海书写”等等。这些认识来源于与创作同步的批评累积,由于这些作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关于他们的重要批评往往又关联到新时期文学思潮,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意识。这也就带来了必须思考的问题:尚未完成的经典化过程会不会受制于已有的结论?是否应当重审今天“批评”眼光的由来?能否回到历史脉络中,去重识那些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作品,为理解这些作家还在展开的文学世界提供更多参照?

  对经典作家进行年谱整理与研究,恰恰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及年谱体例时,主张“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他还指出:“譬如做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梁启超由此建议年谱编纂者“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但如何对前人批评进行拣选,并以客观呈现谱主事迹为目的编入年谱呢?传统年谱编纂或从文学交往、师友渊源等方面考证批评家与谱主的直接往来与相互促进,或在每年辑录重要的批评观点著述,以此呈现谱主在同时代人眼中的价值定位。针对当代经典作家的年谱整理,如能有意识地以研究现状中普遍认同的观点或问题为参照,既有助于研究者把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性意见,回收到历史中去;也能把被批评加工过的作家作品,还原到有更多解读空间的发表状态。

  年谱整理要将围绕作家作品形成的经典认识,转换成问题,而非梳理脉络的依据。近几年由《东吴学术》杂志组织出版的一系列作家年谱,为作家作品论开辟了重要的史料研究视野。但或许因为“文学年谱”的立意局限,对一些批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语境化”,尤其写到在世作家晚近几年的文学活动时,更像是批评资料汇编。一些年谱对构成作家文学实践重要一环的行旅活动呈现不足,年谱中不仅要记录行旅的时间、地点和著述成果,还应借助作家自述等材料尽可能呈现行旅中直接影响到作家身心感觉的事件。

  年谱整理借助史料说话,可以有针对性地把一些批评共识落到实处,也要格外注意能形成补充甚至修正的其他材料。对当代作家生平的编年纪事,虽然力求客观,但不能回避对作家创作阶段中某些重要关节点的研究拓展。例如,批评界普遍认为莫言在1984年进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后,以《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先锋姿态,几年后才开始有“回到民间”的创作转型。李桂玲编撰的《莫言文学年谱》也用翔实的材料,如莫言在军艺学习期间的阅读书目、《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记”等,在作品周边搭建起了理解这一创作轨迹的多个支点。然而,程光炜教授新近“莫言家世考”系列研究又对这个线索提出了“质疑”。在《高密剪纸和泥塑》中,他引述莫言亡友张世家的一段回忆材料,指出莫言在1986年回乡探亲时就曾专程找高密剪纸世家范作信买了五百余件剪纸作品,这一细节后来还出现在莫言1986年发表的小说《高粱酒》中。当批评家们顺着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潮文学崛起的一般印象,从莫言读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自述中兴奋地发现一个“现代主义者”时,程光炜教授感慨这则材料的发现是“令文学史家难堪的场面”。倒不是说一则材料就能否认此前研究的价值,但确实会迫使研究者去反省,除了军艺学习和西方文学阅读,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莫言?甚至具体考证莫言究竟读了福克纳的哪个译本,他是不是留意到译者李文俊序或其他导读性文字?批评家都注意到莫言此时的创作变化是越来越强调对故乡的回忆和书写,那么能否通过访谈口述等材料收集,落实莫言每年回乡探亲时的见闻?如莫言大哥整理的年谱中就提到,1984年秋莫言四叔被给公社某领导拉货的醉酒司机撞死,连人加牛只赔了3500元,莫言当时给当地领导写了言辞激烈的信。这些琐碎经历在多大意义上构成了莫言创作的资源还有待分析,但针对现成的文学史经典论述可能存在过于清晰和简化的问题,年谱还是要以“并不整齐”的材料去呈现作家创作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

  对于当代经典作家的年谱整理,要特别注意如何处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笔者在研究阿城小说《棋王》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时发现,阿城在“杭州会议”前后对《棋王》的创作自述,其实发生了一个从强调“知青经验”到回溯“中国文化”的重心转移。“寻根文学”口号的提出,本身就是批评家、作家合力的结果,并将此前已发表的作品追认为寻根意识的主动实践。因此很难把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简单处理成阐释与被阐释关系。有时不同批评思路在历史变动时刻的交锋,能够呈现出作品内涵的多义性;有时作家与批评家,或者带有批评家性质的编辑之间的交流往来,会直接构成作家成长和某部作品出炉的重要环节;有时透过批评家的文章,可以看清作家所处时代的情势。在传统年谱整理的基础上,能不能针对当代作家各自的具体情况,寻找编辑批评材料的新方法,为研究埋下一些可以追踪的暗线呢?

  比如不妨把作家自述、作家演讲、作家谈文学艺术的文章,都视作“批评”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年谱记载谱主文章目录的基础上,用附录、脚注、索引等形式,标出其中的关键词,提醒读者留意这些观念或表述出现的时间甚至与作家批评史的潜在关联。年谱不必给出结论,但可以呈现问题。例如莫言1998年10月在台北图书馆作《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讲演,就直接借用了批评家张清华先生的观点,自述从《红高粱家族》至《丰乳肥臀》以民间传奇重述历史的一贯主张。此处如能在脚注中注明张清华相关评论文章的出处,以人物小传形式交代莫言与张清华的交际,并以类似“超链接”的方式提示1984年莫言最初发表《红高粱》时缘起于“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的相关材料,就能自然引人思考莫言对自己历史观的命名是如何逐渐清晰起来的。

  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谈到当代文学学科化问题时说,当代文学研究既要向现代文学取法“寻找使之规范和稳定的路子”,又“有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切合的途径”。面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争议,年谱研究要以“历史化”的方式,带动对批评诉求中“当代意识”的不断自省。如果说指认经典作家作品,是为了以此为参照丈量当代的人与文,那么年谱学带来的眼光,就是要暂时放下现成的知识与框架,更好地去认识历史中具体生成的人与文。

  (作者:杨晓帆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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